再優秀的人物，都繞不開兩個字:人性。從人性的角度講，人一輩子都在做的兩件事:1.追逐利益2.逃避痛苦。但是當兩者相遇時，逃避痛苦帶來的感受肯定比獲得利益更強烈一些。可以共患難，享福就不一定了，但這未必是與共富貴有關。打天下時，天下是大家，一旦有了天下，這就是自家的了，一幫開國功臣，N朝元老，哪一個不是出生入死，功高震主。

帝王在世時，還可以鎮住這些老臣，一旦駕鶴西去，他的子孫們哪一個又能使這些久經沙場的老臣們的對手。故此，為以後萬世子孫著想，劉邦，趙匡胤，朱元璋等千古帝王，莫不如此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這種過河拆橋的事之所以存在：

第一個重要原因：猜忌，用經濟學的術語解釋，這叫資訊不對稱。

開國君主猜忌大臣，他不知道大臣在國家平定之後想要什麼，大臣說他想要平平靜靜的生活，他不相信，心裡說，你他媽的想要平靜的生活，怎麼不把權力交出來。大臣也想皇帝想要我幹什麼？我如果交了兵權，會不會被他弄死，或者我為你打江山，我有那麼多仇人，我要是放了兵權，萬一有人給我送兩句壞話，你要弄死我，我連還手的力量都沒有。

事情就在這樣的猜忌之中越來越壞，要麼大臣弄死皇帝，要麼皇帝弄死大臣，這就叫兔死狗烹。——杯酒釋兵權是個成功的案例。

第二個原因個人原因。個別大臣不知收斂，當年唐朝建國之後，尉遲敬德飛揚跋扈，還曾經打瞎過一個皇親國戚的眼睛，李世民就對他提出了警告，李世民的警告就是：

我讀《漢書》，發現漢高祖的功臣能夠保全自己的很少，心裡常常責怪高祖。到了登基以後，一直想保全功臣，讓他們子孫平安。但是你做了高官之後不斷觸犯國法，才明白韓信、彭越遭到殺戮，不是漢高祖的過失。治理國家的重要事情，只有獎賞與處罰。分外的恩惠，不能給得太多，要嚴格要求自己，別做後悔不及的事。

李世民這是從皇帝角度說出推心置腹的話，大臣們仗著功高蓋主，胡作非為，皇帝不得已才動手的。

尉遲敬德聽說後，趕忙改正。

其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權力私有。他們把國家的權力看成是一個人的，在權力的遊戲中，到處都是刀鋒，帝王將相作為遊戲的角色，他們只有不斷在權力的山峰中往上爬，滅掉所有的對手才安全。

第一，這是君臣間衝突從“次要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必然結果。事實上，可以共患難、不能共安樂，這是寫在人類基因裡的共性。當人類還是猴子時，就知道必須團結一致才能抵禦猛獸侵襲。面對生存的壓力，同類之間無論有多麼深的怨恨，都必須暫時放下。就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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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業開創之初，往往外部條件非常惡劣，敵人林立、步步驚心，大家都是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搞事情，一個不小心就要翻車，這樣糟糕的大環境，反而增強了君臣間的“凝聚力”，很多矛盾和衝突都被掩蓋了。比如劉邦被項羽困在滎陽時，眼巴巴地盼著韓信來救。可韓信卻說，我剛剛打下了齊地，想做假齊王（代理齊王）。老闆落難，員工卻趁機提條件，當時劉邦的心情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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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馬上就立韓信為真齊王！但你捫心自問下，如果你是劉邦，你恨不恨韓信？現在天下未定，劉邦正值用人之際，不能把韓信怎麼樣。那天下姓劉之後呢？劉邦能不秋後算賬嗎？後來發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雖然韓信是死在呂后手中的，但劉邦早就對韓信動了殺心。

所以說，在明智的君王看來，逐鹿中原的時候，平定天下、統一四海是首要任務、是“主要矛盾”，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一切可以團結的物件都要團結，其他一切矛盾甚至仇怨都可以先放一放。但是，我不說不代表我忘記了，等天下平定的時候，該算的賬還是要拿出來算一算的。

第二，臣有“上升空間”，君沒有。《天龍八部》裡，耶律洪基對蕭峰說：“這楚王之封、南院大王的官位，在我遼國已是最高的爵祿，兄弟倘若還嫌不夠，一定不肯臣服於我，做哥哥的除了以皇位相讓，更無別法了。”這表面上是感激之詞，其實說出了君王忌憚大臣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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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是“天子”，擁有四海，大得“不能再大”；臣子最大，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仍然有“進一步”的可能，而很多“功高震主”的臣子也確實成功地把可能變成了現實：比如王茂、曹丕篡漢，司馬篡魏，劉裕代晉建宋，楊堅篡北周......等等等等，簡直亂得一塌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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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能說君主對權臣的忌憚沒有道理嗎？與其被你搶班奪權，倒不如我先下手幹掉你，哪怕背個“兔死狗烹”的名聲也在所不惜。

第三，為後世子孫基業穩固去除障礙。看看《紅樓夢》就知道，功臣集團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特權階級，會對國家的政治、經濟諸方面會產生巨大影響。這一點做得最絕的是朱元璋，他害怕功臣集團將來無法控制，所以一當上皇帝，就把整個功臣集團都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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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標是朱元璋的長子，為人寬和仁厚，他見朱元璋殺害無辜，就跑去請求父親手下留情，朱元璋把一根荊棘滿身的木條扔到地上讓朱標去撿，朱標費了半天勁才拾起，然後朱元璋把木條上的刺削去後再讓他去撿，並意味深長地對兒子說道：“這樣你再去撿，是不是容易多了?”

別說朱元璋心狠，因為之前確實有過皇帝去世後，幼帝柔弱被權臣取代的事情。而且有時候不是臣子想不想取而代之的問題，而是臣子的“手下人”的慫恿和推動。誰不想做“從龍之臣”呢？比如這位：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傳聞契丹聯合北漢南下攻周，後周急遣趙匡胤統率諸軍北上禦敵。周軍行至陳橋驛，眾將以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擁立他為皇帝。隨後，趙匡胤率軍回師開封，京城守將石守信、王審琦開城迎接趙匡胤入城，脅迫周恭帝禪位。當時的周恭帝才七歲......

以上這些，是我所能想到的中國古代開國史中，狡兔死、走狗烹現象多發的原因。親愛的朋友，你覺得還有其他原因嗎？

這確實是個很讓人產生誤讀誤解的現象。看一段歷史，是不是可以換一個角度看？老用權謀的眼光看，過於偏差了。試試換另外一個角度看吧，估且稱它為"歷史使命〞吧。 說說朱元璋吧。那時朱元璋是他們的哥們，此時朱元璋卻是天下人的皇帝。哥們可以為小弟著想，皇帝卻要為天下百姓著想。把哥們的感情強加皇帝身上是錯位的。

明初的功臣實質多數是能人＋叛逆者兩大要素構成的。李善長結淮西巨黨，胡惟庸內外勾結，歐陽倫勾結殘元，藍玉結黨，陸仲享、唐勝宗結黨，黨羽之多分佈之廣真是戰爭年代打仗有多瘋，和平年代榨取王朝的勝利果實便有多瘋。與其說，歷史上說朱元璋屠殺功臣，不如說是屠殺功臣奸黨更貼切。功臣結黨營私往往比大臣結黨貪腐更加可怕，因為天下是他們用命換下來的。

在史料中我們不妨來解讀一下朱元璋的原話就能發現朱元璋與他的哥們矛盾的根源不是兄弟的矛盾，而是他們與新王朝之間的矛盾：

"方今居官者不以爵位為重，不以食祿為艱難，若將所得俸祿養家儘自有餘仍不守本分俸祿貪贓壞法殺身亡家，以至寡父孤子棄父母者有之，其所食俸祿皆出於民供，計其項畝牛具合用人力不勝艱辛，如正一品月支米八七石，計歲支米一千四十四石。”“天下無收則民少食，民少食則將變焉，變則天下盜起，雖王綱不約，致使強凌弱、眾暴寡，豪傑生焉。自此或君移位，而民更生有之。聯所以切慮三時，慮恐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民無立命。所以讀聽之間，不覺毛髮悚然而立，驚畏如是，為此也。”

朱元璋的話說出了當時天下亂的根本原因就是天下老百姓的衣食無著，造成老百姓沒辦法過日子的原因一是天災，因悍災水災導致老百姓無法生產養家引發社會動亂;二是人禍，則是官員不思民苦肆意貪贓枉法。

帶權謀色彩的問題，至少本人覺得朱元璋不是個詭計多端的人，且看一段他的原話：

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皇皇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至有剝刻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

朱元璋的人生分為兩部分，一是亂世取天下；二是太平治天下。如藍玉追隨朱元璋亂世取天下功不可沒，漠北平定嗄木爾之亂......所向無敵，堪稱亂世猛將。亂世用這樣的將領帶兵打仗平定亂如有神助。可仗打完了用命征戰沙場的猛將自然功成名就拜將封候高官厚祿實至名歸，這本身是很自然的事。天下平定了，亂世自然也結束了，一切歸王權的統一號令之下。

可亂世是結束了，可動亂戰爭數十年戰後的戰爭創傷遠遠沒有結束，它的秩序、經濟等等都需要重建重塑。這時靠武將打天下的歷史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了，武將帶兵可以打天下卻不能帶兵治理天下，如何治理天下是文臣們的事。既然到了文臣有用武之地時，打天下時所用的制度必然會有新一輪調整與變革和側重。在這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一個新建立的王朝至少必須面對三件大事：一是給建朝有功的人高官厚祿；二是創立新的制度律法；三是招賢納士重建王朝經濟。這三條跟亂世平定天下的猛將有歷史關係嗎？答案是有，而且關連甚廣。因為，將軍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但他們依然是沙場建功的猛將，可是戰場屢出奇招致勝的將軍站在萬軍之中可否奇招頻頻治理好一窮二白的國家使人們富裕起來嗎？答案是否定的。

一個剛從白骨堆裡建立起來的新王朝面對這三件大事對於立下蓋世奇功的將軍們來說是一種冏境，一是他們高官厚祿王朝一窮二白卻沒有那麼多錢財供養他們；二是他們身居高位掌握大權卻要不得不分出手中的權力甚至是位置給寸功未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文臣們建設國家；三是剛創立的制度律法使它們的功勞榮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約束和抗爭，到底是自身的功勞大還是新建的律法大？把功勞自然凌架在制度律法之上。

這些昔日已經完成歷史使命手握重權，高官厚祿，功勞巨大的將帥們從一個浴火重生的新王朝來說，不能能上能下自然退出權力中心的舞臺，他們就成了敗民害法、甚至殺民取利貪汙腐敗的根源。後來大量的歷史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如藍玉，居功自傲，走私姦淫門下義子上千，仗著自身是皇帝的義子義孫橫行鄉里，官府管不住成為當時社會的一大禍害。人性，制度，道德，律法，功過，權力，因為這些昔日功臣將帥們交織在這個一窮二白的脆弱新王朝之上。昔日的功臣將帥此時已經成為新王朝滅頂之患，不是王朝拋棄了他們，而是歷史選擇了別人，需要他們安心守法做順民和維護王朝的利益。他們面臨了選擇做順民和做禍害，而然權力，地位太讓這些貧寒出身將帥們著迷了，抱著權力至死也許是人性陰暗面與歷史必然選擇的結果吧。

古代開國，殺開國功臣的有哪些，西漢有，東漢沒有；三國兩晉南北朝貌似記載也不多；隋唐有嗎？好像也沒怎麼聽說；五代十國亂成一鍋粥，應該有，但應該也不會太厲害，畢竟外患大於內憂；宋杯酒釋兵權，和平解決了，明比較厲害，清朝有嗎，好像也沒，不知道這結論怎麼得出來的。

出身低微的皇帝愛搞大清洗，但大多數起兵造反的皇帝都是皇親國戚，國之棟樑，也多透過逼著舊朝禪讓得位，除了極個別的來自底層。

只是因為出現的少，所以才會被人反覆提及，卻給人出現過很多的假象。

兔死狗烹的現象在古代確實太常見了。細析其道理不外乎以下：

自三皇五帝以來，中華新朝代誕生除了少部分是禪讓之外，大部分都靠革命。

目睹舊朝之腐敗渙散，新朝之主人力經多年作戰，深知打江山易，守江山難。新朝皇帝基本上都是具有雄才大略之人，其身上必定有很強的使命感和危機感。宋祖、明祖等人就特別明顯。

但跟著新皇帝打江山的人可不是這種想法。這些人雖然也痛恨舊社會種種不公，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參加革命，心中還是想若不死還是有功成名就的一天。當年在王上麾下效命，如今新江山成立了，老子就是功臣，未免會居功自傲。戎馬生涯，一旦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人就會松馳下來，追求享受就變成自然。秦淮河畔，燈紅酒綠。時間一長，腐敗就來了，手下人看上頭如此，更是貪得無厭。

新皇帝很快就會察覺，除了開刀立威，還有什麼辦法呢？

另外， 封建社會權力傳承是家天下專制。這種模式必然要求深度集權，樹立新皇帝權威，具有政、軍實力的大臣自然也是皇帝忌憚的物件。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像趙匤胤懷酒釋兵權還是很仁慈了。

歷史上聰明的人也還是很多的。如范蠡在輔佐完勾踐復國之後，激流勇退，與西子泛舟於西湖。與勾踐交往其曾嘆曰“共患難易，同富貴難"。還有許多功成告老還鄉的例子。

總結來講，是中華文化缺少一種"法"的精神，自漢代以來，孔孟之道就佔主流，其它學說盡相被抑，讓“權在法上"形成主流。反觀國運長久者大都"權在法下"。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就逼迫華人要抓權、弄權，因為事關安危。

歷史進步還任重道遠。

這個問題要站在兩方面來回答比較好：

一，微觀層面，即個人立場上。所謂同患難易，共享福難。任何一個建國的過程中，那是需要多少人的犧牲啊！當然也會有許多立下不朽功勞的人物。作為領導人，自然著重見到你建功立業，闖天下。至於你在此期間所犯的錯誤，只要不影響大局，一般不會危及性命！然而，一旦立業成功，自然需要建立一套行為準則。古代以人治為主，法治為輔！無論是誰，一旦影響到皇帝的威信，破壞了規則，那是隻有死路一套！而在開國過程中，因為這些開國大將，立下的赫赫戰功，自然而然的的會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利益群體。在這些利益群體裡，那些立下大功的，一呼百應的往往會造成政令在他那裡不通，會圍繞著他自覺不自覺形成一個團體。皇上的威信就會在他那裡貶值。有一個還行，但是開國大將多啊！一旦他們聯合起來，那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所以哪怕有一個出現一丁點的風吹草動，那是見一個殺一個。漢高祖劉邦在建國之初，封了七位異姓諸侯王，在他死之前，這七位都被他一一誅殺，其中就有此道理。

二，宏觀層面，即在國家傳承及發展方面。這些開國大將即使不死也應逐漸削弱其權利。首先，在國家傳承方面，因為古代是家天下傳承，一旦開國之君駕崩，後代之君很難駕馭這些開國功臣，這就很容易造成皇權受損，政令不暢，威脅皇家天下。所以在這方面做得比較極端的當屬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為給皇孫順利繼位，大開殺戒。當然還有比較緩和的北宋的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送開國之臣，回家養老了！其次，在國家發展方面，也必須極力限制開國之臣的權利。試想，在開國之初，這些功臣享受榮華富貴，這是應當的。他們的子孫跟著沾光也是應當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些開國之後，佔有著社會的大量資源與權利。他們行得端做得正還好，但是一旦做起惡來，普通的家庭誰能抵得住他們的衝擊。即使他們全是好的，社會階層的長久固化，使下面的上不去，上面的不願下來。在古代那種日益兼併的社會環境下，會有好的結果嗎？既得利益集團哪一個不是貪得無厭的！所以說每一個王朝的興衰，從一開始就決定了的！上層階級從一開始就佔有大量的資源與權利，無論社會怎麼發展，一般的人是不可能發展到他們的那個階段的，你也進不去！隨著階層的愈發固化，下層人要想改變生活狀態，唯有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重新分配，社會才能又重新進入又一輪的發展。所以國家的建立，從一開始就要消減上層建築，給利於民，社會才能長久發展！所以狡兔死、走狗烹雖是悲劇，也有另一層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