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麼會讓人覺得“防控過鬆”？你會在這篇文章看到以下內容：1，想確診，確實沒那麼容易2，醫院病床數確實不夠3，想做社群管控？不太現實4，到目前為止，也只是讓大型活動主辦方自肅，而非禁止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形勢不太樂觀。截至 2 月 28 日，日本本土已有 919 例確診病例，分佈在 19 個都道府縣，其中， 200 人是來自中國的旅行者或在日本感染的患者， 705 人來自豪華郵輪鑽石公主號，以及 14 名乘坐撤僑班機回國的日本公民。目前已有 8 人死亡。2 月 26 日，大阪出現了出院後核酸檢測再次呈陽性的患者。日本的應對舉措，也讓一些在日生活的中國留學生更加緊張。早稻田大學留學生嚴諾祁，在 2 月 13 日日本宣佈一名計程車司機被確診時，就有了回國的念頭。2 月 15 日，在東京品川 NTT Data 公司工作的一名員工確診，此前這名員工有症狀時依然帶病乘坐電車上班。這個訊息讓嚴諾祁回國的念頭愈發強烈。但回國航班因疫情被大規模取消，機票更加昂貴且轉機複雜，嚴諾祁不得不再觀望一段時間。她去超市買了大量的儲備食物，準備在家裡自我隔離。正當留學生們囤好食物、準備減少出行或在家留守時，家人們的口風幾乎在一夜之間發生了變化。2 月 19 日，鑽石公主號結束了 14 天的隔離期，第一批乘客下船。然而“就地解散”“乘坐公共交通回家”的新聞讓留學生以及家長感到十分不安。同為早稻田大學留學生的顧如嘉身邊的一些朋友已經買好機票、做好回國的準備，而她母親在得知這一訊息後，也催促她趕緊買機票回家。嚴諾祁表示，自己的母親在看到這樣的新聞後也開始慌了。日本疫情到底有多嚴重？我們整理了和日本疫情有關的 4 個核心問題：1。 想確診，確實沒那麼容易按照常規思路，只有經過檢測—確診，才能進入治療療程。此次日本疫情應對舉措中，被質疑的問題集中在“應對能力不足”。2 月 18 日，在日本東京工作的華人黃小禾已三天低燒不退，她擔心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幾天前，她曾在南韓看了一場數千名觀眾的比賽。像黃小禾這樣擔心的人不止她一個，但他們都會遇到第一個問題——必須先電話聯絡保健所諮詢熱線，只有這個熱線判斷他們滿足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條件，才能為他們分配檢測醫療機構。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公開的疫情就醫聯絡指南，這些人一旦滿足“感冒症狀、發熱(37.5℃ 以上)持續 4 天以上，或伴有強烈疲憊感與呼吸困難”這兩個條件之一，或者是孕婦，可以撥打“歸國者？接觸者電話諮詢中心”諮詢熱線。如果是高齡老人或有基礎疾病的患者，標準則下調至 2 天。不符合上述症狀但心存疑慮的人，可以撥打新冠肺炎傳染病“一般諮詢熱線”。截至 2 月 20 日，諮詢中心收到了日本全國 1.39 萬次諮詢。保健所是日本公共衛生管理系統的核心行政機構之一，集結了各類醫學專家，為居民提供健康諮詢等服務，也負責傳染病防治。遇上傳染病流行時，它還能協調醫院、醫學研究者、藥劑師協會等社會資源。不過，保健所的數量卻在大幅下降。2017 年，日本全國約有 480 家保健所；20 年前，日本還有超過 800 家保健所。現在，除了福岡地區，人口 50 萬以上的 20 座政令指定都市、人口 20 萬以上的 54 座中核市、地域保健法指定的 6 座城市，各有一家保健所。以東京都 23 區為例，每個區都有一家保健所，但首都圈聚集了 3600 萬人。這意味著出現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保健所應對能力可能不足。黃小禾先聯絡了所在區的保健所。接線員問完她的行蹤與症狀，建議她找家附近的診所，按普通感冒流程就診。緊接著，黃小禾就發現，她始終沒法確診。離她家最近的一家診所，一聽她出現了發燒症狀就開始婉拒，她連醫生的面都沒見到。另一家診所倒接診了她，最後給她開了退燒藥。日本的醫療體系中，診所是基層醫療機構，一般只診斷種類有限的疾病。黃小禾找的這兩家診所，都擅長內科。這輪就診並沒有消除黃小禾的擔心。2 月 20 日一早，黃小禾再次聯絡區保健所諮詢中心。“既然醫生沒有要求進一步檢查，就不要再折騰了。”接線員說。黃小禾早就聽說過中國患者的症狀表現，家人也要求她進一步做 CT 檢測。但區保健所推薦的一間具備 CT 檢測能力的診所，以她沒有診斷診所的介紹信為由，拒絕她前去檢查。當晚，她燒得更厲害了。她自己給離家最近的兩家傳染病防治定點醫院打電話，一家打不通，另一家也要她出示由診斷診所開具的介紹信。折騰 4 天后，2 月 21 日，在黃小禾強烈要求下，為她開退燒藥的診所為她做了 X 光、血常規等檢測。最終指標顯示正常。和普通診斷一樣，黃小禾需要自己負擔三成費用。“日本這情況，沒法讓所有人都做檢查。”她的醫生對她說。“介紹信”制度屬於日本轉院制度的一種常規形式，由診斷醫院開具，記載了患者病史與診斷史，有助於接手醫院繼續診療。在日本，大型醫院優先救治重症與疑難病症患者，一般情況下，醫療系統建議普通患者去附近診所就診，如果一定要去大醫院，需要支付高額的“特別費用”。但持有“介紹信”的病人，可以免除這部分特別費用。但此次疫情中，只有指定醫院有診斷資格，2 月 17 日，日本厚生勞動省在發給各級衛生主管部門的一份解釋“諮詢診斷流程”的檔案裡解釋說，透過指定醫院就診，有利於做好動線區分，保證醫護人員安全，保證醫療器材與資源調配。保健所的諮詢熱線不公佈具備診斷資格的醫院名單，是出於“防止感染擴散”的目的。加上外華人可能未必熟悉就診流程，這都是造成病人被拒收的主要原因。即便症狀更加嚴重，過於嚴苛的核酸檢測條件也成為困擾日本人求診的障礙。根據 2 月 17 日厚生勞動省那份檔案，只有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出現發燒 37.5 度以上或者有呼吸系統症狀，(2)出現症狀兩週內：去過湖北，或與滿足前兩項條件的人接觸過的人，保健所才會引導患者去指定醫院做核酸檢測。居住在東京的日本人吉津葵 ，在給咽喉疼、咳嗽、渾身無力的丈夫求診時也不斷遭到拒診。無論哪個諮詢專線，一聽說她丈夫沒有去過中國，體溫不到 37.5 度，都拒絕為他們引導做核酸檢測，只建議他們去家附近的醫院檢查。症狀加重後，她聯絡了 5 家醫院，有 4 所讓她和她家人戴著口罩來，但醫院不具備隔離條件。同時也告知，能不能以新冠肺炎治療，仍然取決於醫生的判斷。另一所專門治療傳染病的醫院明確表示，如果看病時發燒不超過 37.5 度，一般他們會認為並沒有感染。此後他們又輾轉多次。因為沒有 CT 機，吉津葵的丈夫透過 X 光診斷為疑似肺炎。但醫生仍然拒絕了他們做核酸檢測的要求。理由是不夠重症，以及沒有足夠多資料，許多情況沒法下判斷。幾天後，由於出現嘔吐發熱症狀，主治醫生最終診斷該病例為普通肺炎。至此，醫生都沒有批准核酸檢測。也有醫療機構表示懷有苦衷。東京西田醫院院長西田深一在接受 NHK 採訪時現場診斷了一名患者，判斷需要核酸檢測後，試圖聯絡保健所——但是電話沒有打通。日本醫生職業團體——日本醫師會會長橫倉義武 2 月 26 日召開記者釋出會，針對保健所發生以人手不足為由、拒絕為醫生安排需要施行的核酸檢測一事，與政府聯合調查改善。核酸檢測是目前日本確診新冠肺炎的主要手段，但實際應用於疫情防治的檢測儀器卻不夠用。根據東京福祉保障局公示，截至 2 月 20 日，東京都被檢測總人數共計 375 人，其中 25 人被確診。而整個京都府，截至 2 月 20 日，僅僅檢測了 36 人，其中 1 人確診。2 月 17 日，日本厚生勞動省大臣加藤勝信在新聞釋出會上表示，2 月 18 日以後，民間與大學檢測機構加入後，每日檢測能力最大可以達到 3830 件檢測組。此前，日本每日最大檢測能力只有 2780 件。在某種程度上，鑽石公主號的複雜局面，也影響了日本國內的核酸檢測進度。2 月 26 日的日本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加藤勝信表示，2 月 18 日至 2 月 23 日，每天日本各機構至少做核酸檢測 656 件，最多達到 1594 件——這段時間，一共檢測了 5700 件。其中，到 2 月 23 日為止，日本國內共檢測了 1703 人，發現 132 名感染者；據厚生勞動省的公開資料，截至 2 月 26 日，他們針對鑽石公主號實施了 4061 次核酸檢測，其中 705 人呈陽性。但是，日本電視臺 TBS 扣除針對撤僑與郵輪的檢測數量後發現，每天實際實施的日本國核心酸檢測數量只有 9 件至 96 件。研究真菌感染、醫療管理等領域的日本醫療管理研究所理事長上昌広也公開批評日本政府在此次疫情中的做法。“為什麼要讓這些急需入院治療的肺炎患者等著？”他評價說，“這違反醫療倫理，根本沒有常識。”上昌広曾擔任東京大學醫科學研究所特聘教授。最近幾天，日本眾議院在針對 2020 年預算案的討論中，在野黨也在不斷質疑安倍政府在疫情初期處理上反應太慢，“不夠妥當”。立憲民主黨眾議院議員川內博史也表示，有人懷疑，因為不想增加確診數量所以不做檢查，應該擴大檢查面，儘早發現病情，避免社群感染髮生。加藤厚生反駁了這種情形，並表示將更加積極增強檢測能力，於下週開始計劃將將核酸檢測列入公費保險範圍。這將有利於更多民間醫療機構願意開展該項檢測，讓更多民眾獲得檢測機會。此前，醫療機構為避免名聲受損、病患減少，更願意儘量降低醫院與疫情檢測之間的關聯度。也有聲音批評日本在檢測力度上不如南韓。2 月 18 日至 27 日，8 天時間內，由於第 31 號確診者曾到大邱教會禮拜堂參與“新天地耶穌教”禮拜活動，以及大批信徒前往新天地教總會長李萬熙的故鄉——清道郡，參加設在清道南大醫院的李萬熙兄長的悼念儀式，導致大規模傳染爆發，南韓新型冠狀肺炎確診人數從 31 人激增至 1766人。截至南韓時間 2 月 27 日 16 時，已有 13 人因新型冠狀肺炎死亡。南韓對於新冠肺炎的檢測，也主要交給指定的保健所和能夠保證獨立診斷空間的“分離式診療所”，根據南韓中央應急處置本部 2 月 21 日釋出的《防止新冠肺炎擴散的防疫對策強化方案》，預計到 2 月底，每日檢測負荷量將由當時的約 5000次增加到 1 萬次。同時，南韓政府承諾，到 3 月末，日檢測負荷人數達到 1.3 萬次。目前，檢測時間太長也在影響檢測效率。據日本 NHK 報道，由日本國內研發，活用新技術的小型檢測機器可能在 4 月投入使用，每件檢測用時會從 4 至 6 小時縮短到 15 分鐘。2。 醫院病床數確實不夠在日本，只有專業的傳染病科室才能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在法律層面上，日本將脊髓灰質炎、白喉、結核、MERS、SARS、流感這 6 種疾病歸為二類傳染病——新冠肺炎也屬於這個分類。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公開資料，日本共有 351 家配備傳染病病床的二類傳染病指定醫療機構，可提供 1758 張病床——這個資料比南韓多不了多少，根據南韓中央疾病管理本部公佈的資訊，截至 2 月 24 日，南韓 793 間病房可提供負壓病床共計 1077 張。這個數字顯然不夠。為了確保患者能獲得救治，日本厚生勞動省已於 2 月 14 日向民間醫療機構發出協力請求。因此，普通醫院也有可能接收患者。據 NHK 報道，日本關東地區一家醫院未被指定為傳染病醫療機構，但也在 2 月收治了來自鑽石公主號的患者。人們對新冠病毒瞭解仍然有限。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都已有病例出院後核酸檢測再次為陽性，再度入院治療。這又讓日本厚生勞動省開始修正部分出院標準：對於被確診但尚未出現症狀的感染者的入院觀察時間，由此前的 10 天調整為 12.5 天。觀察結束後，也會實行上述核酸檢測，若兩次結果均為陰性即可出院。另一部分出院標準則延續出臺於 2 月 3 日的規定：在患者於 24 小時內沒有 37.5 度以上發熱，且呼吸道感染症狀有所改善的情況下，將對患者進行核酸檢測。若第一次檢測結果呈陰性，則患者需在 12 小時後再次接受檢測，若兩次檢測結果均確認無病毒感染，則可出院。可見，日本判斷感染者可否出院及解除隔離，主要是以臨床表現以及檢測結果為判斷依據，這與目前中國的出院標準基本一致。3，想做社群管控？不太現實在此次疫情中，雖有爭議，你可能仍對中國的社群防控措施印象深刻。但日本的社群架構與中國大不一樣，這也意味著，他們也許無法透過類似方式約束居民。日本沒有街道辦公室和居委會，但存在性質相似的“町內會”“自治會”。這些組織由地方居民自發組建，是日本社群治理的最小單位。近代以來，這類自治團體不僅會維護治安、美化居住環境，還能幫助團結居民，因此，在行政上具有聯絡政府與居民的職能。根據日本總務省調查，截至 2013 年，日本全國共有 29 萬餘個町內會。需要留心的是，町內會是在民法上沒有權利的“地緣組織”，沒有協助政府的義務。如果居民們遇到不想執行的專案，他們擁有反對的權利。然而，町內會固然有用，卻很難衝在疫情管理的“頭陣”。東京“自治辦法研究會”一份釋出於 2015 年 3 月的報告指出，願意參加町內會、自治會的人越來越少——2003 年至 2013 年10年間，東京都內 33 個市町村入會率平均值呈直線下降趨勢。年輕人對社群活動沒興趣，管理上不透明，而地方政府財政日益嚴峻，過度依賴町內會，讓會員們的工作堆積如山。而在公司這種社群管理層面，日本政府也只能“號召”公司實施相應舉措，各公司具體採取什麼應對方式，仍然出於各自判斷。不僅如此，日本上班族們也各有苦衷——他們常常不得不遵從公司決定。2 月 15 日，東京一名男性上班族被確診為新冠肺炎。他自出現症狀起到入院前始終照常上班，甚至在發熱中仍乘新幹線前往愛知縣出差。在目前日本的確診病例中，多位感染者都在出現症狀後堅守工作崗位。即使病了也不能休息，不論怎樣也要保持與公司步調一致——有人擔心，日本人自覺自願的工作習慣會讓疫情失控。儘管日本政府早已開始呼籲各企業配合調整出勤政策，比如實行錯峰出勤和移動辦公，但實際上，企業仍然掌握政策調整的全部主動權，目前，近八成的日本企業尚未作出積極響應。根據日本政府針對企業防疫的指導方針，政策變動所帶來的風險都由企業和員工各自承擔。如果員工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導致停工，在沒有加入相關保險的情況下，將無法獲得補助費用；如果因有發熱等症狀選擇自主隔離，由於沒有確診，也無法獲得停工補償。但根據企業各自的勞務條例，員工可選擇靈活利用帶薪病假制度。根據日本商業新聞網站 Business Journal 援引一位在日本大型製造業公司工作的 40 多歲男性員工的描述，雖然他所在的公司採用了多種影片會議系統，但還是變得沒有意義——出於“面子”考量，仍然還是得接聽上司們的電話。“要一直往下撐，倒下之前都要工作。”他說，“簡直就是‘忍耐大會’。”日本公司員工也可能因為害怕受到解僱或者利益受損，而不得不堅持工作。另一家財經新聞網站 Business Insider Japan 也報道說，雖然一些日本公司表示“贊成推行在家辦公”，但實際上，出於各種原因，員工仍然全員出勤。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策能否落實，也會與員工是否有正式員工身份有關。公司內已經發現感染疫情的日本電信事業公司 NTT 正在積極推進移動辦公，但有員工向“未來預想圖”表示，根據勞務合同， NTT 移動辦公的制度並不適用於派遣社員等非正式合約員工。派遣社員如果想要移動辦公，需由派遣公司與合同公司相協商，並更新勞務合同條例才可生效。4。 到目前為止，也只是讓大型活動主辦方自肅，而非禁止2 月 24 日，日本政府專家會議得出結論，認為最近兩週會是日本疫情的關鍵時期。2 月 26 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呼籲國內大型運動、文化活動的主辦方“剋制行事”。但這並非一個強制請求，最終情況仍由主辦方判斷。只是，這話由首相來說，會表現出政府為了防止疫情擴大的強硬姿態。目前，日本不少大型活動已受影響。許多運動賽事、演唱會照常舉辦，但採用“無觀眾”形式。2 月 26 日，日本乒乓協會宣佈，4 月將於兵庫縣召開的戴維斯盃(Davis Cup)將禁止觀眾入場觀戰。也有一些主辦方直接取消活動，比如近畿大學叫停了畢業典禮。疫情相對嚴重的北海道，自 2 月 27 日起至 3 月 4 日，1600 所公立中小學校暫時停課。安倍晉三也在 2 月 27 日要求日本中小學自 3 月 2 日開始停課，一直休到 4 月初春假結束為止。疫情同樣嚴重的南韓，態度也很強硬。2 月 21 日， 南南韓會保健福利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了旨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新冠三法》(關於預防和管理傳染病法、檢疫法、醫療法)。南韓總統文在寅表示，將新冠肺炎疫情預警級別從之前的“警戒”提升至最高的“嚴重”級別。南韓教育部首次行使了“命令休課權”，決定將全國幼兒園、中小學開學時間延遲到 3 月 9 日。一些中國的留學生們終於決定回國。2 月 21 日，早稻田大學留學生嚴諾祁的母親在看完國內媒體總結報導的日本防疫措施後，認為日本現在“很像一個月之前的武漢”。嚴諾祁的同學方芸可說：“我媽害怕我萬一生病，在日本得不到相應的醫療資源，在國內親人互相之間會有個照應。”如今，嚴諾祁與她的同學顧如嘉已經通過了國內海關、機場以及社群的層層檢疫和記錄，在家開始了居家隔離 14 天的生活。但方芸可還是選擇留在日本。她的護照簽發地在浙江，這已是目前日本列入禁止入境的省份，她不得不考慮學業的風險。3 月正值春假時期，她認為自己可以做到在家裡自我隔離。方芸可對比了家人發來的中文媒體文章和日本新聞，“國內媒體對日本現狀的報道有點誇張。”她說，“大部分感染者都來自鑽石公主號，這些感染者對公眾影響不大。”但她也發現，日本受檢測的人數基數太少，因此她懷疑，還有很多未被檢測的病例散落在外。“大家甚至沒有最基礎的防護意識。地鐵上戴口罩的人不超過 50%，而且大部分也不會規範使用，比如沒有捏緊鼻夾使之服帖，更不用說用手觸控口罩表面這些行為。”很多人擔心日本政府中止奧運會。2 月 26 日下午，東京奧組委在給第一財經的回覆中強調：“我們沒有考慮過取消奧運會，一切準備工作依舊在有序進行。”取消奧運會當然不是一個容易做出的決定。日本會計檢察院——一個獨立於日本內閣、對各個行政組織部門實施會計核算的政府機構，曾於 2019 年 12 月公佈了日本國家級政府針對 2020 年東京奧運會的支出總額，當時，這個數值已達 1.06 兆日元(約合 678 億元人民幣)，遠超預算計劃的 2880 億日元(約合 184 億元人民幣)。除此以外，除了這部分國家級政府支出，東京都還計劃支出 1.41 兆日元(約合 898 億元人民幣)，東京奧組委還有大約 6000 億日元(約合 382 億元人民幣)的支出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