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簡單介紹一下朱熹（1130年--1200年），婺源（舊屬徽州，今屬江西上饒）人。儒學界大成者，宋代理學家。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諡文，世稱朱文公。朱熹是一位世界級文化巨人，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大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在朱熹博大精深的理學思想體系中，有許多理論觀點所包含的精華，如注重民族氣節、愛國思想、勤政愛民、自強不息、重視品德、自我節制等，在中華民族性格的形成和發展上，都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他的理學思想在15世紀就已成為東南亞一帶普遍接受的官方哲學，至今還影響著許多國家，朱熹後裔有100多萬人，遍佈海外。

他的學術思想，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集註》為標準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

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朱熹的學說，也對後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

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響。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自元朝始，朱熹關於經學註釋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而其本身則與孔子聖人並提，稱為“朱子“。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朱熹之言，則成為不能更改的、絕對的權威。

易學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於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後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朱熹真正確立了河洛之學和先天之學在學界的地位而為後世大多易學家所認可。

朱熹是宋代理學集大成者，程朱理學文明後世。

朱熹的理學是一種入世哲學，是關於社會發展和人間萬物的哲學，提出以人為中心，理是人類社會的最高準則。他建立了龐大的理學系統，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對後世影響深遠。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更趨於完備的意識形態。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宣揚“存天理，滅人慾”。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後來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就是在朱熹的哲學基礎上的突破。

在南宋以後600多年的宋元明清歷史程序中，歷代統治者多將二程和朱熹的理學思想做為官方統治思想，因此程朱理學也成為人們日常言行的是非標準和識理踐履的主要內容。

程朱理學在促進人們的理論思維、教育人們知書識理、陶冶情操、維護社會穩定、推動歷史進步等方面，確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它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歷史和文化發展，也有巨大的負面影響。

不少人把程朱理學視為獵取功名的敲門磚，他們死抱一字一義的說教，致使理學發展越來越脫離實際，成為於世無補的空言，成為束縛人們手腳的教條，成為“以理殺人”的工具，從而反映出它的階級和時代的侷限性。

直到山西五臺徐潤第的出現，打破了這一格局。

其子徐繼畬（1827）即道光七年秋丁父憂在家期間，將光軒公遺稿從各地蒐集整理為《敦艮齋遺書》。徐繼畬在父親中國古典思想的詮釋中說的“人的基本權利是天給與的主張”“天命之謂性”、“立”、“自由”等這些字句的影響下，正眼環球，接納西學，與美國傳教士共論世界地理和歷史，傾心於喬治·華盛頓的功績和美國推翻英國統治的壯舉，最終數十易稿，五悅寒暑，終成影響“世界之指南”的傳世鉅著《瀛環志略》，他被《紐約時報》譽之為“東方伽利略”，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地理學家、中國近代正眼看世界的偉大先驅和啟蒙思想家之一。

朱熹的理學是宋代理學集大成，與“二程”(程顥、程頤)合稱“程朱理學”。要想弄明白“宋明理學”要從西漢講起，西漢大儒董仲舒繼續發展了孔孟的儒家思想系統的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等學說，最終被漢武帝採納，從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了社會上唯一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雖然成為了正統思想但有一個缺陷，就是缺少“終極關懷”。孔子:“不知生，焉知死？”正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西漢末年佛教由中亞傳人了中國內地，佛教的“靈魂不滅，生死輪迴，修來世”的思想彌補了儒學的缺陷，解決了“終極關懷”的問題。佛教思想有利於統治階級維護統治得到了扶持，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持續動盪，民生困苦，佛教“修來世”給人們心靈以慰藉，佛教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到了唐朝因為唐朝的統治者姓李，推崇老子(李耳)的道教，道教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佛教，道教的迅速發展挑戰了儒學的正統思想的地位，唐代儒學大家韓愈最先提出復興儒學，寫下了著名的《諫迎佛骨表》，卻差點因此喪命。由於佛教思想和道教思想的強大，儒學家們做出了妥協提出了“三教合一”的主張，以儒學為主並吸收佛教思想和道教的思想。

到了宋代吸收了佛教思想和道教思想的新儒學逐漸產生，確定了一個以“理”“天理”為核心的儒家理學思想，由周敦頤開創，“二程”發展，朱熹總結完善並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被後世稱為“程朱理學”。“程朱理學”的主要思想:“理”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存天理，滅人慾”;“格物致知”等。“程朱理學”在宋朝時期並沒有得到重視，南宋以後才成了佔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

“程朱理學”對後世產生了很多積極的影響:注重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注重氣節，使人們更加有了骨氣和節操，使讀書人更心懷天下，更有了擔當;崇尚道德，使社會更加文明進步。“程朱理學”有些地方也是需要批判的，三綱五常加強了封建統治，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扼殺了人們的創造精神;三從四德加強了重男輕女的觀念，增強了對女性的束縛。“程朱理學”總的來說還是發展了儒學，為中國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並且深刻影響了北韓和日本，甚至影響到了歐洲。

　　朱熹繼承周敦頤、二程，兼採釋、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個朱熹龐大的哲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範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絡的含義：①理是先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他認為理比氣更根本，邏輯上理先於氣；同時，氣有變化的能動性，理不能離開氣。他認為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之理終歸一，這就是“太極”。②理是事物的規律。③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於理的第二個範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係有主有次。理生氣並寓於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後，屬第二性。　　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先生最欣賞掛在大殿內、由潘主蘭先生撰寫的一副篆體楹聯。對聯敘事寫意，辭簡意賅，闡述了朱熹的理學以孔孟等儒家思想為主幹，兼取大量的唯物主義樸素思想與自然科學的成果，奠定了朱熹成為與孔孟等先哲並列的地位。全聯是：　　反躬踐實，窮理致知，傳二程而分流；　　講學授徒，著書立說，配十哲之永馨。　　趙樸初先生參觀紀念館後，對朱熹40餘年在武夷山授徒著述和建立閩學體系的功績表示欽佩。他應主人之請，揮毫書寫了一副對聯，以示對朱子崇仰之情。聯曰：　　千古敏以求，性天學述二程子；　　三字不遠復，心地功行九曲溪。　　朱熹哲學當代爭鳴朱熹汲取了《易傳》和中醫學的營養，對生命有著心身一體的理解。在朱熹生命哲學中，魂魄不能離開肉體而存在。因此，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學者把朱熹理論說成是客觀唯心主義是值得商榷的。天津醫科大學王英博士指出：　　佛學，透過佛教的教義，給人以不生不滅的希望。而理學之前的儒學，特別是漢儒也承認鬼神的存在，但卻不能對其進行深入討論。應該說，在理學出現以前，儒學還沒有形成獨立而有力的對佛學的理論批判（崔大華：《儒學引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頁）。　　但是儒學的人文精神，勢必鼓舞起廣大仁人志士積極發展和自覺維護儒學的基本理論。為了戰勝佛學的挑戰，儒家需要尋求更真實的學問作為自身存在的依據，以真以誠，面對虛妄的輪迴和轉世學說。於是對自然現象的更準確回答，對人體生命現象的更真切瞭解，成為戰勝佛學最有力的工具。儒學，迫切需要《易傳》思想的復興和醫學成就的融入。　　朱熹作為南宋理學的代表，他的心性理論中涉及的主要概念有天、天命、天理、心性、身、血氣，這些概念基本反應了朱熹的生命哲學觀，也提升了儒家心性學說的價值。

朱熹的集國民極端自私劣根性，極其虛偽，懦弱無能，內鬥，殘忍，冷血於一身的偽學歪理邪說，對中國的影響極其惡劣敗壞之！

後代獨裁者借其歪理邪說，成為治民依據，極大的閹割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更進一步抽空了民族的骨氣，使這個民族變的更加無自信，無骨氣，無民族精神？

一個人面獸心的"扒灰"理學家，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卻得到後代獨裁者的極力吹棒，可想而知會是什麼樣結果吧，這才是一個民族莫大的悲哀！，，

漢朝以後，歷朝歷代“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後取得官方地位。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絕大部分來自宋朝的文獻。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束縛，直到五四運動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在朱熹之前，《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被認為是儒家文化經典。朱熹在深入研究之後， 對“五經”提出質疑， 認為“五經”是孔孟之前的“先王之道”，不能準確代表儒家思想， 而《四書》則是直接的孔孟之道， 更切合時代的要求， 更能準確地表現孔孟的基本思想。他將《論語》、《孟子》以及《禮記》中的兩篇短文《大學》、《中庸》合為“四書”。他說：“學者於《中庸》、《大學》、《論語》、《孟子》四書，果然下功夫， 句句字字， 涵泳切己， 看得透徹， 一生受用不盡”。

《四書集註》是朱熹的一部有著深遠影響的代表性著作。朱熹認為理氣相依而不能相離，但“理在先，氣在後”，他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程顥與程頤）的思想，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理學體系，被後世稱為“程朱理學”。朱熹的思想被其弟子和後人彙編為《朱子語類》，而《四書集註》則是朱熹一生中下功夫最大的且影響也最為深遠的著作。《四書集註》中所體現的朱熹理學思想，分散在《四書》各章節的註文中， 只要把《四書集註》中分散的註文加以彙集歸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

（一）天理論

朱熹理學為了適應北宋以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加強思想政治統治和進一步鞏固宋王朝中央集權制的需要,面臨佛、道兩家迅速發展的挑戰,同時也為了儒學自身的發展,把儒學改造為理學,也可以稱之為新儒學。朱熹的最大貢獻是以先秦儒家哲學為基礎,揉合佛道兩家哲學思想,綜合北宋以來理學家的思想,建立了儒家哲學的最高範疇———“天理論”,以此完成了儒學哲學化,使儒學更具有思辨性,並把儒家倫理說提高到本體論的高度。

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的理一元論,同時吸收了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和張載的氣化論,並吸收佛家的本體論、方法論、修養論,建立了自己龐大的、複雜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朱熹繼承周敦頤以太極為宇宙本體的思想,認為太極就是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語類》卷一)。朱熹同時又把張載的氣化論納入自己的體系中,認為宇宙之間有理與氣兩種東西存在,就現實世界而言理與氣是不可分的,沒有誰先誰後之分;但就本體言之,是理先氣後,即先有理,然後才有氣,這樣理就成為獨立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上的精神實體,天理就是宇宙的本源。進而朱熹又把天理引伸到人事,認為“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先有君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語類》卷一)。又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朱文公集》卷七十)。“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朱子文集》卷七)。從這裡可以看出朱熹把仁、義、禮、智看作是萬理的綱領,他還認為理的條目則是“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朱子文集》卷三)。

南宋中期以後,至明清時期,理學獨步中國思想界,成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理學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人們的言行完全被禁錮在封建倫理的桎梏之內,起到了強化封建專制制度,束縛人的個性發展的消極作用,但它的倫理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也起了維護祖國統一的作用。

（二）以明人倫為主旨的教育目的論

朱熹把“明人倫”確定為教育總目的,他說:“熹竊觀古者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已及人”(《白鹿洞書院教條》)。但是,“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唯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朱文公文集·中庸集解序》),結果是:“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朱文公文集·鎮江府學記》)。至於宋代,朱熹認為情況就更為嚴重了,學校雖設,而徒有其名,不論是地方官學還是中央太學,都變成了追名逐利的場所。“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以釣聲名,幹利祿而已。”“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朱文公文集·福州學史閣記》)。

朱熹的這種以“明人倫”為本的學校教育目的對於宋以後的各級各類學校的教育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南宋以後至元明清各代學校無不以明人倫為教育目的。這是具有超階級、超時代因素的,我們認為今天的教育仍然還是應該繼承的。

（三）尊奉“三綱五常”為“天理”的德育論

朱熹對儒家德育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德育的核心內容是“三綱五常”。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謂“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都不是朱熹的發明,首次提出都是董仲舒,然而董仲舒並沒有把三綱五常連用,構不成一個完整的道德體系。

以朱熹為代表的宋代理學家從當時儒學面臨的問題出發,如唐末安史之亂及五代大亂,造成倫常敗壞;還有道家、佛家的人生哲學和倫理思想佔據本體論和方法論的優勢,從而對儒家的政治、倫理形成威協。朱熹在繼承儒家傳統思想的基礎上,吸收、融和了佛道思想,構成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一套系統的、精緻的、哲理化的並獨具特色的封建道德教育思想體系,把中國古代傳統的道德教育思想推進到一個新階段，這不僅從意識形態上影響元明清封建專制制度的穩定,而且深入、廣泛持久地影響和支配中國自宋朝以來各朝各代的道德生活,影響和支配中國各級各類學校德育內容。

（四）格物窮理以致知的教學論思想

朱熹繼承了儒家教學過程的思想,而且多有創新。他認為教學過程是學生認識客觀世界的過程。他從《大學》中提出了兩個重要的實踐性觀念,即“格物”與“致知”並以這兩個基本概念衍演出教學過程就是格物窮理以致知的過程。什麼是格物?朱熹的解釋是:“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四書章句集註》)。從這裡我們便可以知道,朱熹所說的格物是努力窮索事物之理,當人們通曉事物之理後,人的知識也就完備徹底了,所以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結果,致知是指透過格物考究物理而獲得的認識。朱熹的這種格物窮理以致知的教學過程應該說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

朱熹不僅認識到教學過程是一種特殊的認識過程,他說“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理情精義》)，他重視“居敬而持志”,也就是情感和意志的作用。朱熹認為:“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卷九)。

對樓主本貼回答的小結：總之，朱熹成功地創新了中國傳統文化，自宋以後的七八百年來，以《四書》教育全華人民的深遠影響不可低估。一種學說要成為統治思想，為社會上最廣泛的民眾所接受，不僅要回答如何治國的問題，還必須能回答人生問題，在人生問題上提出適合客觀需要又能為普通百姓所接受的思想。《四書集註》之所以風行天下，成為南宋末期和元、明、清的必讀教科書，是由於其學說順應了各個歷史時代的國家和人民的需要。朱熹的思想精華今天仍然可採，朱熹透過集註繼承和創新儒學文化的方法更值得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