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天天為皇帝背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帝能不愛嗎？還有就是很會明哲保身，看看衍聖公，改朝換代天天有，衍聖公還是衍聖公，三姓家奴，接著繼續背書，配天以德……繼續留存性命，繼續背書。

不是儒派能一家獨大，而是儒家的身體機能決定了他有奶便是孃的特質，誰來統治他都可以稱其為“爹”，因而成為了一切以統治者利益唯是之權力階層的利用物件，等於借用儒家思想以夷制夷，魚肉百姓。

所以，不是儒學一家獨大，而是儒家必須依附權力才可以生存，像狗一樣有了主人才能仗勢欺人一樣。本身就是一種賤坯，誰人都可以對其指手畫腳，還好意思說自己一家獨大，真懷疑，恬不知恥還有嗎？

孔子學說能從諸子百家中脫穎而出，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特別優秀和突出的地方，而是它的奴性、對統治者的維護和為了維護統治者而對廣大普通民眾的愚化。

儒學在中國古代一家獨大其實是有時間性的，在先秦諸子時代，它只是諸子學派之一，與道、法、墨、兵、農以及陰陽家、縱橫家是並列的，是當時的學派之一。而在戰國時期，儒家甚至還不如法家、兵家、縱橫家等受君王們歡迎，因為它在激烈競爭的時代，不如法家、兵家、縱橫家等實用，對於富國強兵的缺乏實效。秦國的幾代積極有為的君王更喜歡法家，而戰國時的其他一些國家，或許更喜歡縱橫家。

儒學真正取得一家獨大，其實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的，漢武帝劉徹採納董仲舒的建議，採取“獨尊儒術”的政策，推崇儒學，儒家的地位才突顯出來。

在此之前，漢王朝建立前，多年的戰亂，社會混亂，民不聊生，漢代初年的統治者清醒地意識到，亂世該結束了，社會生活需要休養生息，他們認識到：“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史記·秦始皇本紀》）以劉邦為首的統治集團適應當時的社會需要，及時實行了與民休息的政策，推崇“黃老之學”，在文帝、景帝時，漢王朝統治者主張“無為而治”，並用這一策略取得了巨很大的成效，使社會和經濟逐步得到發展。所以，在漢初，儒家不僅沒有一家獨大，而且還不被重視。當時的統治者所提倡的“黃老之學”，是以道家的“無為”思想為主導的，道家哲學成了漢初最高管理層的主流意識形態。

漢武帝（劇照）

“文景”之後，由竇太后等為首的守舊勢力，為了維持文景時期的思想政策，仍遵循“無為”策略，但是，新的統治者們，特別是走到政壇前臺的年輕帝王劉徹，已經不滿於於“無為”策略了，他很想有大作為，開始尋找新的統治方略。而新的方略必須既能在政治方面適應漢朝國力強盛的需要，適應中央集權鞏固權力的需要，同時又能有助於創造漢王朝思想文化大一統格局。於是，漢武帝才開始重視儒學。儒家逐漸取代道家理論，因而，也就出現了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獨尊儒術，罷黜百家”。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竇太后死，保守勢力沒有力量反補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放開行動，推崇儒家，他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此時，景帝時已是博士的《公羊春秋》專家董仲舒便提出了著名的《舉賢良對策》。董仲舒認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他批評當時的漢朝卻還在師異道，信異論，而百家之言宗旨各異，思想不一，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於是，董仲舒提出了他的尖銳性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就是後來說的“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基本觀點。

董仲舒的這一建議適應武帝時期政治上大一統的需要，很受武帝的歡迎和讚賞，於是，武帝於元光元年(前134)，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概罷黜，排斥黃老之學和百家之言於官學之外。而且，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他批准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並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精通書、藝者被選拔任要職。自此，漢王朝的很多官吏出自儒生，儒家取代了道家成為漢朝統治者的治國方略，儒家學說逐漸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這開啟了儒學一家獨大的思想地位。

孔子學說

儒家之所以能一家獨大，併為漢以後的歷代帝王所青睞，主要是儒家對於帝王的統治很有益處，這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去理解：

秦國統一六國之後，延續了秦國曆代有為君王所推崇法家的思想，在李斯等的堅持下，秦始皇沒有能採納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中以道家為基礎而相容百家的學術思想政策，“焚書坑儒”，延續法家治國思想，採用嚴酷的律法，致使秦國在統一六國之後，沒有能適應戰後的局勢採取新的治政思想，繼續實行嚴酷政策，這在思想領域上缺乏有效的統治策略，如缺乏仁政思想和德政策略，因而僅靠嚴酷的律法很難維持長久的統治，致使秦朝很快滅亡。

漢初統治者適應了當時社會政治局勢，採用道家的治國思想，特別是文帝、景帝採用“黃老之學”治國，實施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於是，有了“文景之治”。漢武帝時期，需要適合大一統政治需要的思想意識，於是，便推崇儒家，“獨尊儒術”，儒家在漢王朝武帝時期，開始變得一家獨大，並受到了君王們的青睞。

春秋時的孔子十分敬仰周禮文化，表達了“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感慨。孔子之所以讚歎周禮，這是很有道理的，與殷商相比，周朝所制定的禮樂制度對於政治和社會管理來說，確實具有更大的優勢，周朝重視宗法血緣關係與政治體制的結合，重視禮樂教化，重視倫理規範和典章制度，重視人倫綱常等，這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周公“制禮作樂”不僅讓禮樂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在文化制度、思想教化和治國智慧等方面對後世都有重大影響。

禮樂統一

“制禮作樂”使周朝形成了嚴格而有秩序的禮樂制度，周禮有著非常規範化程式和規則，從《禮記》中，可以看到了周禮的規範化的影子。周禮包括主要的五類，即吉禮（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禮儀規範）、凶禮（主要是喪葬方面的禮儀規範）、賓禮（主要是外交方面的禮儀規範）、軍禮（主要是征戰方面的禮儀規範）和嘉禮（主要是吉慶典禮方面的禮儀規範）。比如，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的禮節，便是吉禮的組成部分。周禮規定了貴族的飲食、起居、祭祀、喪葬、出征、慶典等，都必須禮樂並用，而且，明確規定了不同尊卑等級的人要使用不同規模的禮。周代禮樂突出地表現了貴賤有差、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等級關係。

周朝透過禮樂制度及相應的行為規範，實行禮樂教化，促進禮樂意識的社會化。周朝統治者大力倡導禮樂教化活動，開古代禮樂教化之先河。比如，在西周宮廷裡，對貴族子弟要實行教化活動，受教育的貴族子弟稱為“國子”，專門有機構和職官負責禮樂的施教活動。再如，禮樂教育的主導者和教育內容皆由官方所主導，在官府中，官師不分，政教合一。官吏既負行政職責，同時也擔負教學任務。比如，西周時國學的主持者稱“大司樂”，負責祭祀和國家典禮，是國家最高禮樂官，同時，這“大司樂”還兼管國學教育事務。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學到鄉學，都有比較完善的教育體制，同時，還比較規範地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為主體的教育內容。

周朝統治者將“制禮作樂”提升為典章制度，形成“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的禮法禮制，並使之成為周王室對臣民進行“軟管理”的重要方式。周公吸取和借鑑夏商兩朝的禮樂、習俗和規章等，進行“制禮作樂”，制定了一整套新的禮樂典章制度，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和強化周王朝的長期統治。這一套禮樂典章制度是周王朝意識形態的新規範，是與周王朝的分封制和政治管理體制相統一的行為規範和文化思想原則。與周王室武力上的壓制和律法上的約束等“硬管理”相呼應，禮樂典章制度其實是一種“軟管理”措施，這一措施不用壓制的方式，而是透過潛移默化的教化，不斷髮生影響力，其影響的效果更持久。

周公透過“制禮作樂”，使禮從過去注重於人神關係，轉變為重視人與人關係，把人對神的敬畏，轉變為對長輩的尊敬和對祖先敬奉，以“尊禮”取代“尊神”。周公“制禮作樂”實際上是從殷人迷信鬼神轉為對人的尊敬和敬奉，原來，殷人都是把命運寄託在鬼神身上，而周公則引領周人從“尊神”轉變為“尊禮”。於是，周公提倡“禮治”，實行德政，以敬德的原則來達到保民的政治效果。顯然，“禮治”的基本點是以民為邦本，按照“周禮”的原則，周王室必須有呵護“赤子”一樣的真心來保護民眾，才能以德感人，以禮治國，以德性來服人，才能避免殷商王朝那樣的滅亡結局。

孔子正是在周公“制禮作樂”的基礎上創立起儒家學說的，經由孔子、孟子和荀子的發揮，後來，“禮”的內涵便越來越豐富了。首先，“禮”已經不只是指周朝的禮制，而是仁政和德治的一種體現，孔子在“周禮”的基礎上提出了“仁學”思想，於是，“內仁外禮”便成了儒家的基本理論原則。其次，“禮”不僅僅是禮儀，而且成了修身的手段。在孟子的“行善論”裡，人性本善，但因受慾望驅使或受不良觀念的影響，便心有雜念，有貪婪之心等，所以，必須經過禮的教育和“氣”的修養，養成“浩然之氣”，方能變成有善心，能行善舉。

不難看出，中國古代禮樂文化的本質是將“禮教”與“樂教”統一起來，形成教化體系；又將“禮治”與“政治”高度結合，形成了“德政”；以禮教作為一種政治管理手段，把禮、樂、仁、義等統一起來，成了“德政”的重要手段。儒家正是充分發揮了這一思想，而這種將“禮治”與“政治”統一起來的政策，這種以仁義理論為基礎的“德政”思想策略顯然對於統治者是非常有利的，倫理成了鞏固政治秩序的手段。

孔子畫像

一、先秦儒家由孔子創立之後，經由孟子和荀子兩條傳承主線，孟子從“內聖”方面發揮了孔子學說；而荀子從“外王”方面發揮了孔子的學說。

孟子的傳承形成了以“心性”論為理論核心的“內聖”學理，拓展了修心養性方面的內容，修仁集義成了主要心性論者的主要追求；與孟子提出“性善論”相反，荀子提出了“性惡論”，他側重於從“外王”方面去發揮孔子的學說。荀子提出了“隆禮重法”的觀點，強調“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的理論觀點，主張禮法並舉、王霸統一。荀子認為：“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成相》）。而且，荀子認為禮高於法，禮為法之本體。在禮、法的功用上，荀子認為禮治立“道德之威”；而法治立“爆察之威”。

孟子在“內聖”方面的理論發展，後來極大地影響了宋儒，成了宋明理學的主要理論來源；而荀子在“外王”方面的理論發展，則開啟了儒法合一的理論導向，荀子教出了李斯、韓非等法家的重要人物，對法家理論有重要的影響。正是因為此緣故，宋儒們都不太喜歡荀子，不把荀子列為是“道統”的傳承者，他們更喜歡孟子，因為孟子對“心性”論有深刻的論述，是宋儒的思想來源。

孟子畫像

從理論實質來看，以孟子為代表的“內聖”理論，其實與“道統說”是相通的，所謂“內聖”論，主要就是探索“心性”方面課題，屬於“道統說”的基本主張，孟子正是發展了孔子的“仁”學，從“心性”方面進行拓展，孟子的思想是“道統說”的基本理論。而荀子作為“外王”理論的重要代表，他所探索的理論課題指向經世致用方面，荀子從“禮義法度”等方面來論“外王之道”，在荀子看來，禮義為本，則法治便可以更有效地發揮功用，他說：“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會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致士》）。荀子以為，禮義是立法的精神根基，當人們尊禮義時，其行為自然是合法的，甚至不用刑罰，民眾也會為善的。他主張“法后王，一制度”，這明顯的不欣賞孟子的“道統”譜系，而主張現實政治中的君王，並強調當時的一統政治體制的重要性，這其實是與“政統”是相通的。荀子力圖將儒家的仁、義、禮納入“政統”中，為大一統的政治體制服務。

荀子畫像

其實，結合起來看，這是一種“知內而達外”的統治思想策略，雖然論述的重點有所不同，皆既論“內聖”又論“外王”，儒家一貫強調在內裡上要修心養性，而在外面則要能經世致用，內心向善，而在行動上，也要能把事幹好，這即是“知行合一”。從統治方略看，就是“道統”與“政統”的結合，是倫理哲學與政治學的統一。

有學者提出，儒學有“三統”，即“道統”“政統”和“學統”，如牟宗三先生便提出了這“三統論”。他說：“一，道統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孟所開闢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學統之開出，此即轉出‘知性主體"以融納希臘傳統，開出學術之獨立性。三，政統之繼續，此即由認識政體之發展而肯定民主政治為必然。”（黃克劍主編：《牟宗三集》第86頁）其實，這“三統論”所講的就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道統”是用來概括接續傳承的儒家道德精神，而這種精神又要求能落實於“外王”的事業上，即轉化為“政統”的成果，並且，能演繹出“新外王”。牟先生認為在現代，這“新外王”是發展科學（新學統）和推動民主建設（新政統）。牟先生認為，“學統”和“政統”的革新、創新離不開“道統”，離不開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精神。這種發揮值得探討，但是，關於“三統論”很值得注意。

“道統”和“政統”的關係，其實就是古代儒家的“內聖之學”與“外王之學”的關係問題，因為“學統”是“道統”的學理表現，“道統”透過學識和教育體系表現出來，形成傳統的“學統”文化形態。所以，“三統”的關係，歸根到底，乃是“道統”和“政統”的關係。

從理論上看，“道統”與“政統”的關係可以追尋到儒家的“修齊治平”理論。《禮記·大學》曰：“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這段話中，所強調的是：格物致知，知而後誠，誠而心正，心正而後修身，修身而後齊家，齊家而後治國，治國之後便能平天下。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到齊家、治國和平天下，這便是一個“知內而達外”的過程，也是“內聖外王”之道，內心修養達到了很高境界，治國理政就有了基本素養和治政才識，家是縮小了的國，而國是擴大了的家，家國同構，“齊家”便能推而及之，能“治國平天下”了。

簡言之，人人皆有修養，能正心誠意，養好心性，知仁識禮，把自己管好了，自然就能管好家，而治好家，就能讓天下太平。這是非常妙的“道統”理論，親切，明瞭，易行，由己推及天下。孟子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意正在於此。孟子又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章句上》，說的是，即便是貧窮不如意，也要能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而有志氣有信心時，便要做對天下有益的事，要對天下太平有所貢獻。這就是一種參與齊家、治國的方式，與“政統”是相通的。

所以，在儒家學者看來，士人們要達到“平天下”，只是做學問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熟知“道統說”，從自己做起，修養自身，正心誠意，讓自己更聰明睿智；不僅要能夠“格物致知”，還要能夠“齊家治國”；不能只當個學究，還要能幹實事；既要懂道理，又要能幹好事情。這也是“道統”與“政統”統一的淺顯道理。而學者們若皆能以“道統”來從事“學統”研究，君王們的“政統”也就很順暢了，這是古代統治者所歡迎的。儒家學說是帝王們治國的非常喜歡的策略，是帝王學的重要內容，也是鞏固統治秩序的良方妙策。

儒學，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興起的一種學說。當時天下週禮崩壞諸侯混戰，因此儒學的創始人孔子，希望用儒學來遊說天下。

然而實際情況大家都看到了，諸侯王對於孔子那一套“仁義禮智信”的學說完全不感冒。因為天下人心崩壞，儒家學說遠不遠不如法家、兵家這些實用。

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儒學其實並不是中國的主流學說。然而在秦始皇一統天下以後，儒學開始冒頭了。

天下大定以後，秦始皇車同文書同軌。這對於儒家的發展，無疑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因為儒家在當時，就發展了很多弟子儒生。比如當時的丞相李斯，就是儒家的第一之一。

儒家自認為他們的仁義禮智信，是可以幫助君王治理天下的。然而秦始皇並不是一個儒家學說的忠實學院，他更加相信自己手中的法律與兵權。

因此儒家雖然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是並沒有佔據主流。秦朝依然是法家學說為主，兵家為輔。

後來秦朝法律嚴格，天下大亂以後漢朝建立。在剛開始的時候，漢朝其實也沒有重用儒家學說，而是推崇道家的清淨無為。因為當時天下百姓經歷秦朝暴政，又加上天下大亂的統一戰爭，全都元氣大傷。

因此漢朝初期，最實用的就是道家的自然發展。經過將近一百年的休養生息，直到漢武帝時期，天下百姓才完全恢復。這個時候便是儒家正是出場的時候，因為飽暖思淫慾。漢武帝必須利用儒家的倫理綱常，建立一套適用於天下等級的制度體系。

而儒家恰好就是最擅長的，因此後來漢武帝聽信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然而這並不是說明儒家已經一家獨大，而是這個時候成為了社會的主流學說之一。

因為漢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當時匈奴不得不除。因此他表面上是重用儒家建立秩序，其實核心還是更偏向於兵家與法家。

這在後來漢宣帝劉詢教育太子時充分表現，那就是“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後來幾百年其實儒家都沒有一家獨大，直到宋朝時期。大家都知道宋太祖趙匡胤是怎麼上臺的，因此他對兵家與法家那些東西更為忌憚。而當時除了這兩家，剩下來的就只剩下了儒家。

而儒家對於穩定人性，當然是最適合不過的。從這一刻起，儒家學說就真正的佔據了中國所有天下。奠定了孔子的地位，以及儒學的地位。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當儒學一家獨大的時候也發生了變質。而這個變質，就出現在程朱理學上面。熟悉朱熹的人都知道，他是宋代儒學大家。然而他除了精通儒學之外，他也將儒學做了閹割。

很少有人知道，其實儒家並不只是讀書做學問。儒家的六藝中，騎馬射箭也是必修科目。這也是為何宋代以前，一些著名的文人都會舞刀弄槍。比如咱們熟悉的李白，武功也是不錯的。

即使是宋朝的文人，其實很多人也是出將入相。比如南宋末年的虞允文，就可以打敗金人的進攻。因為那個時候程朱理學剛剛興起，大部分儒生文人還沒有受到改變。

然而元朝來了以後，為了要漢人當順民，就大勢推廣程朱理學。只讓去學生讀四書五經，然後做做學問。到了明朝朱元璋也是一樣，他自己農民出生，也怕人心混亂。就繼續利用程朱理學，固定人們，還出現了八股文這種禁錮思想的東西。

而這也是後世君王，所想看到的。因此儒家獨霸天下的局面，一直延續到清朝滅亡，新文化運動興起才徹底結束。

結語

如今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後來者需要辯證的去看待儒家。因為時代的不同，儒家有些東西必須要拋棄。比如儒家所說的“士農工商”，將人分為高低貴賤，這些糟粕就應該丟掉。

而儒家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那是不管什麼時代都要保留的傳統文化。因為我們中國，一直都是以禮儀之邦自居。

因此我們對待儒家，就需要去其糟泊留其精髓。並且不只是對待儒家學說，只要是對待傳統文化都應該秉持這樣的態度！

沒辦法，只要天下一統一，儒家就抬頭。因為你不用儒家這一套，天下就亂。

哪個帝王都不是傻子。天下這麼大，問題這麼多。不好用的學說試一次兩次，不行，就不用了。就儒家好用。

上能匡正國君的錯誤。中能讓各級官員盡忠職守，下能讓百姓安居樂業。

到了今天，我們用的還是儒家那一套。嘴上不說，大家都在用。你不孝順父母試試。你對朋友連蒙帶騙，看看還有沒有朋友。你當官不體恤百姓，看看百姓反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