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醫者首當其衝，抗疫名醫輩出

在中國曆代抗瘟疫的鬥爭中，醫生經總是戰鬥在抗病的第一線上，治病救人，不計較個人安危和利益，為窮人提供免費服務。歷史上醫家就有“不為將相，偏為良醫”的美德。很多名醫佚事都是有關治療瘟疫的故事，而透過抗防治瘟疫也同時造就了一代名醫，推動了中國醫藥學的發展。

歷史上大疫流行時期，也是名醫輩出的年代。如東漢時期的張仲景以治療“傷寒”病著名，其中醫經典著作《傷寒論》論述了對多種傳染性疾病不同時期的治療方法，不但書中的方藥沿用至今，其靈活多變的辯證施治方法奠定了中醫臨床實踐的基石。張仲景因此被稱為“醫聖”，日本漢方醫的經方派至今還用張仲景的原方治療病毒性肝炎等傳染病。

神醫華佗不但擅長外科，還有很多關於他治療各種傳染性寄生蟲病的記載。華佗發現用青嫩茵陳蒿草治療流行性“黃膽病”的療法，後來民間流傳“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當柴燒”。現代研究從新鮮青蒿中分離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為一個治療瘧疾的新藥。

明代的李時珍，清代的葉天士，晚清的吳瑭（吳鞠通）等醫學家都為治療瘟疫作出過重大貢獻。吳瑭推薦的治療瘟疫後期症狀的安宮牛黃丸、至寶丹、紫雪丹現在仍然在臨床使用，稱為治療瘟疫的三寶。

2．接種減毒疫苗，不治已病治未病

中國醫學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間就發明了人痘接種術，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皰裡的痘漿、痘瘡結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過的沾有天花痘漿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過天花的人。由於這種感染源的“毒力”較新鮮的病毒弱，接種的人一般只產生輕度的天花，被接種人的體內會對天花產生免疫防禦性反應，獲得對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從而預防重症天花的發生。人痘接種實際上就是一種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說是用輕型天花來預防重症天花。這種免疫預防法，是牛痘接種術發明以前最有效的預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國曾廣泛應用，後來還西進歐洲流行美國，拯救了千百萬人的生命，並促進了現代免疫預防醫學的誕生。現在很多傳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減毒活病毒作為疫苗。比如，現在每個兒童都要接種的小兒***（Polio）疫苗和麻疹（Measles）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

中國古代醫家在2000多年的醫學專著《黃帝內經》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預防原則，既在未發病之前“治療”疾病，這種未病先防的治療方法已被現代醫學證明是最有效的預防傳染病的方法。

劇歷史記載，古人面對疫情所做的努力，首先就是隔離，以防止疫情的傳染。同時，古人還會對疫情區域進行清理，比如：集中焚燒帶病毒屍體，清潔可能有病毒的各個區域等.其次，古人政府還會撥款購買藥物、物資支援疫情，組織醫護人員前往災區救治，同時研發疫苗等.

傳染病有很多種，比較典型的有鼠疫、天花、霍亂、流感等，它們都屬於惡性病毒，給人類造成的傷害也最大，也最難消除。

因此，人類歷史程序，瘟疫這個"朋友"始終形影不離，伴隨左右。一部人類發展史，也是一部人類跟傳染病的鬥爭史。

那麼，在醫療條件、科技非常落後的情況下，古人是如何戰勝瘟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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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罪己，搞政改。

於是大臣紛紛向皇帝呈上奏摺，建議皇帝順應潮流，做個檢討，反思一下，安慰百姓，平息輿情。

皇帝就要發表罪己詔，對全華人民做檢討。但僅僅做姿態還遠遠不夠，還要採取實際行動，比如大赦天下，停建樓堂館所，減輕稅賦，處理幾個口碑不佳、民憤極大的官員。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是個最善於做自我批評的皇帝，在位28年，就頒佈過23道罪己詔。當然這些罪己詔大多數是跟災情有關，但大災之後多半隨有大疫，所以他的罪己跟瘟疫發生不無關係。

二、跳大神、行巫術。

看過《三國演義》的朋友不會不知道黃巾軍，曹操和劉備都是靠鎮壓黃巾軍起義起家，登上東漢政治舞臺的。

黃巾軍起義的領袖叫張角，因起義軍成員頭上都裹著一幅黃頭巾而得名。

歷史每次農民起義爆發都有其背景，黃巾軍起義的背景就是瘟疫，或者說，是瘟疫成就了張角。

從公元171年到185年14年間，東漢爆發了五次大規模的瘟疫。

由於政局動盪、官員腐敗、政府機構辦事效率低下、官員不作為和失職，導致瘟疫蔓延，民眾苦不堪言、民怨沸騰。

當時醫療不發達，不僅百姓，就是醫生也缺乏病毒的相關預防、治療知識和手段，對發病原因也一無所知。

因此瘟疫就給謠言的誕生提供了很適宜的土壤，給騙子和野心家提供了大發橫財和達到不可告人目的的機會。

不可否認的是，跳大神的法師透過各種祈禱巫術，給了感染者和非感染者很好的心理暗示，起到了穩定人心、減輕病痛的作用。而且一個人一旦得到了有救的暗示，免疫力也會增強，信心倍增。

況且大多數巫師也都略微懂些醫術，在跳大神的同時，他們還要讓患者喝點中藥，多少都可以起到"抑制"病毒的作用。

之所以說瘟疫成就了張角，是因為他和自己的兩個兄弟，在神神道道給人"治病"的同時取得了百姓信任，身邊聚集了大量信徒，張角及時提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口號，打響了反抗漢朝皇帝的第一槍。

三、用醫術、積陰德。

在瘟疫面前，也不都是像張角那樣渾水摸魚、趁火打劫的騙子，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出於善念，利用自己的醫學知識，去懸壺濟世，治病救人，比如跟張角同時期的張仲景就是這樣一位有良知的名醫。

張仲景在瘟疫到來的時候，不是躲避患者，而是對病人進行開放式診治，來者不拒。

而且張仲景還不恥下問、遍訪名醫，重金蒐集民間偏方，到處宣傳防病治病知識，免費向疫區人民發放預防藥水和藥物，對控制疫情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疫情面前，歷朝歷代都有張角這樣的趁火打劫者，也有張仲景這樣的懸壺濟世、救死扶傷的高風亮節者。

四、學西法、贏戰“疫”。

在瘟疫到來的時候，古人也不是一味聽天由命，他們也知道應該跟患者隔離。

《漢書·藝文志》就曾經有這樣的記載：百姓中一旦有了染上瘟疫者，先要勸說他的家人離開，禁止出入，安置人給他送飯。

但古人知識所限，無法弄清發病原理，根本就談不上預防控制，只能自生自滅。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場成功戰"疫"，發生在清朝末期。1910年11月，中國東北地區爆發鼠疫，這場鼠疫規模空前，死亡人數達六萬之多，感染人數無法統計。可是全華人民在清政府領導下，在華僑疫病專家伍連德的指揮下，成功地在數月之內將疫情控制，將死亡率降到最低，為國際醫學界稱道。

伍連德的東北滅鼠疫戰爭，就是一場教科書式的戰"疫"，今天看來依舊叫人佩服。

當時伍連德建議清政府採取的措施包括：

一、調集物資，籌集資金，動員、招募各地醫務人員前去東北。

二、山海關設三道卡，把疫區跟關內隔離，除了必需品，限制車輛和人員通行，通行者需隔離觀察5天。

三、向華人通報疫區真相，穩定人心。在疫區宣傳普及防鼠疫知識，免費發放口罩，買不到或賣的貴就用醫用紗布自制，要求強制佩戴，大搞消毒和環境衛生，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四、徵用學校、軍營碼頭和倉庫，對患者集中隔離，併為患者治病。在疫情嚴重的地方劃區，各區域發放不同顏色的口罩，軍警把守巡邏，發現不同顏色口罩的人進入其他區域，立刻隔離；每家每戶檢查疫情，每棟房子都實施消毒。

五、敞開大門接受國際援助，尤其是爭取日本和俄國（因當時的東北地區是這兩國的勢力範圍）有關方面的理解和支援。

六、對發生疫情的房屋進行封鎖或者銷燬，對死亡的病人屍體進行登記和集中焚燒。

經過幾個月的奮戰，這場被稱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鼠疫被成功消滅，至今思及，都讓人欽佩和振奮。可以說，在中國古代史上，每當疫情來襲時，我們的醫者老先賢們，都沒有閒著，也沒有退縮，反而是迎難而上，這種崇高的職業素養，貫穿古今。

中國歷史上對流行性傳染病統稱瘟疫。在古代歷代抗瘟疫的鬥爭中，醫生總是戰鬥在抗病的第一線，治病救人不計較個人安危，歷史上就有不為將相，偏為良醫的美德，有很多關於治療瘟疫的故事，古有華佗，張仲景，李時珍，今有鍾南山，和支援武漢醫生，護士，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設工人等等

一、順應節氣

先秦典籍(《禮記·月令》》中提到: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於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

三國時，曹植在《說疫氣》一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病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

在傳統的儒家文化中，強調“以人為本”和“天人感應”，古代常常認為疫病的發生是老天爺對於人們破壞自然規律和生態環境的懲罰，主要原因在於“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因而，先民們在有所興作時非常重視順應節氣。

二、借祈禱、巫術安定民心，從思想上控制疫區人員流動

由於科技的落後，人們對自然的認知能力有限。歷代政府在設定醫官、建立醫學校大力宣傳醫學知識的通知，還寄希望於上天的幫助。

“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災，疫病水旱也；彌，猶遍也。遍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並制定了具體的辦法“疾病乃行禱乎五祀”等。

這些措施在政府就疫過程中的出現，反映出在醫療條件有限的情況人們的無奈。歷代流行的紙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驅疫鬼的具體形式，甚至連端午節的龍舟競渡也與驅疫鬼有關。

祈禱和巫術雖然不能遏制疫病的爆發，但是，從實際效果來看， 在交通、通訊和傳播十分原始的古代，政府不能借助先進的手段有效引導人們正確對待疫病災難，祈禱和巫術便成為了政府和百姓共同的精神依託，客觀上能起到一定的安定民心、控制疫區人員流動的作用。因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其作用同樣是不容忽視的。

古代醫學科技沒那麼發達。但是求生的人的求生的本領探索。人類就人類是高等智慧，要不然早就滅亡了。當然自然病毒的疫情是很難很複雜的。是經過幾代的人的消失。才慢慢的摸索出來，怎樣預防？

古人的智慧是偉大的不可否認。但是如果真的出現疫情我想當時也是沒有任務解決方法的。疫情來臨村民一村系村的死亡也是可能的。電視都這麼演。就如現今來說我們普通百姓可做的都不多。只能在家不出去

縱觀中國歷史，疫情並不少見。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蠱”“疾”等文字的記載，“癘”字亦多見於《尚書》《山海經》，這表明，華人很早就對疫病有初步瞭解。

在與瘟疫抗爭的過程中，古人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和寶貴的經驗。今天，青年君就和你一塊兒，看看古人戰“疫”中有哪些“良方”“妙計”，值得我們思考與借鑑。

疫情怎麼傳播？“病從口入”和接觸

“疫者，民皆病也。”

這是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疫”的註解。可見，在古代，人們就認為“疫”是有傳染性和流行性的。那麼，疫情又是如何傳染、流行起來的呢？

首先是透過呼吸道傳染。宋代醫學家楊士瀛編撰的《仁齋直指方論》中就有提到：“不可入癆瘵之門弔喪問疾，衣服器皿中，皆能乘虛而染觸焉。”

清代醫學家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也說，“遇天行觸濁氣之瘟疫，由口鼻而入氣管，由氣管而達於血管。”

病從口入，變質和受汙染的食物也會傳染。《論語·鄉塘》中，子曰：“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東漢著名醫學家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一書中科學地介紹了因食物不潔引發的各種後果：“穢飯、餒肉、臭魚食之皆傷人”“凡蜂、蠅、蟲、蚊等集食之上，食之致瘻”。

接觸同樣是疫情傳染的渠道之一。東晉葛洪所著的《肘後備急方》曾提到，馬鼻疽的傳染“乃因人體上先有瘡而乘馬，馬汗及毛入瘡中”。

古代醫家還認識到蒼蠅等昆蟲是疫情傳播的重要媒介，清代汪期蓮的《瘟疫彙編》就有記載：“瘟疫大行，有紅頭青蠅千百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死者。”

此外，古人還注意到，疫情的發生與氣候變化、季節交替有著一定關聯。《周禮·天官·疾醫》記載：“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漱上氣疾。”

疫情如何控制？隔離

許多典籍都表明，隔離，是控制疫情進一步擴散的有效辦法。

西漢時期的《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認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接著提出防止傳染需要“避其毒氣”，即避免與患者接觸。

瞭解了病理和傳播渠道，“隔離觀察治療”應運而生。《漢書·平帝記》載：“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就是說，西漢末王莽掌權時就有了隔離治療的觀念。

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有了主動居家隔離的案例——即便這樣會導致日常政務運轉出現問題。

《晉書·王彪之傳》稱東晉“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

《南齊書·文惠太子傳》中也提到，蕭齊太子長懋“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在疫情暴發期，“六疾館”可以成為類似“方艙醫院”的隔離之所。

盛唐時期，國力強盛，疫情出現後，長安城內醫療慈善機構甚多，官辦有“養疾坊”、民辦有“病坊”，寺院辦有“悲田坊”或是“福田院”，這些都是專門醫治或隔離病人的場所。

宋至清，阻止疫情傳播的“隔離”措施更加“冷酷”，即便親人也不能接觸。

南宋初曾任“中書舍人”的朱翌在筆記小說《猗覺寮雜記》中說：“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親皆絕跡，不敢問疾，恐相染也。”明代蕭大亨在《夷俗記》也建議：“凡患痘瘡，無論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見。”

中國古代瘟疫病專著《溫疫論》。資料圖片

至於具體的治療之法，中國古代眾多醫學家對各種不同的傳染病進行了許多有效的探索，總結出許多治疫的經驗。名醫孫思邈要求醫生在救治病人時“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他還收治了被社會歧視的慢性傳染病麻風患者600多人，醫德、醫術均為後世景仰。

中國古代對於疫情的預防也非常重視。

《黃帝內經》中已明確提出：“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更是直接說道：“與其救療於有病之後，不若攝養於無病之前。”平日要重視強身健體、加強營養，增強抗病能力。

今人一直呼籲大家“勤洗手”以保持個人衛生，古代同樣如此。《禮記·玉藻》中記載：“日五盥。蓋謂洗手不嫌頻數耳。”說的是每天要洗五次臉，而洗手的次數那是越多越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馬可·波羅行記》中提到，“元制規定，向大汗獻食者，皆用絹巾蒙口鼻，以防唾沫汙染食品”，表明華人元代便有使用“口罩”的習慣。

環境衛生對疫情防治也必不可少，必須重視環境治理，消除安全隱患。宋人溫革《瑣碎錄》建議：“溝渠通浚，屋宇潔淨無穢氣，不生瘟疫病”。

消毒同樣是防止疫情的好辦法，當然，受制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古代的消毒技術比較有限，多為“燻”或“蒸”。

端午習俗之一掛菖蒲就與避疫有關

《周禮·秋官》篇載有人們用莽草、嘉草等燒燻驅蟲、驅病的記錄。李時珍《本草綱目》中有載：“天行瘟疫，取初病人的衣物，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

清代羅世瑤在《行軍方便便方》一書中也說：“將初病疫氣人貼肉布衫，於蒸籠內蒸一柱香，久則全軍不染。”

古代社會生產力雖不發達，但頑強奮進的炎黃子孫仍依靠自己的智慧以及不懈努力，為抗擊疫情做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歷史的經驗已經證明，中國是一個勇於並善於抗擊疫病的國度，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關鍵階段，我們更應該堅定必勝信心，奮力奪取疫情防控阻擊戰的全面勝利。

2020年春節本該是一個闔家團圓的日子，不成想一場新冠肺炎病毒讓我們這個年過得真是“有滋有味”，不過在現代醫學和科學的帶領下，加上中華兒女的眾志成城，這場疫情終將成為歷史。

回望歷史，在浩瀚的歷史長河裡，我們的祖先在很早之前就與它們打過交道，我們也有過無數次的與傳染病鬥智鬥勇的歷史。

在古代，人們可能更喜歡用“疫”來作為它的代名詞，比如“瘟疫”“鼠疫”等等。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以及醫療水準來說，疫情的流行，那就代表著災難，代表著無數人的死去。

比如在東漢末年，傳染病肆虐，每隔幾年就有一起甚至多起傳染病流行。在著名的赤壁之戰中，曹操的軍隊於秋天來到當時的血吸蟲病流行區域，冬天作戰之時，將士染病近半數。清朝是一個傳染病高發期，幾乎每隔一年就發生一次疫情。尤其是公元1910年的東北鼠疫，死亡6萬餘人。

據記載疫情最大的一次則發生在公元1232年金朝的汴京，《金史》載五十日內“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疫情如洪水猛獸一般，吞噬著人們的生命。

在古代，有關於疫情記載的文獻很多，《尚書》、《詩經》、《國語》、《左傳》、《史記》和《漢書》中都有部分疫情記載。

比如《五行志》裡記載了傳染病的發生和防治情形。

《論衡》告誡人們不能吃老鼠碰過的東西；《金匱要略》則指出，決不能吃被蟲子、螞蟻咬過的掉在地上的果實；

《淮南子》總結民間經驗，認為被打死的病犬不可以投入水中，否則會汙染水源。

那麼古代關於疫情是如何認識的呢？

由於疫情多發，而且對人造成的傷害過於強大，甚至影響到了統治者的統治，人們在很早以前即開始致力於對疾疫的研究，以期控制和杜絕疾疫的發生。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對疫情有過各種各樣的猜測，也做出了各種措施，不過對於疫情的認識，卻沒有做出一個合理又可靠的解釋。

在先秦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對疫情的起因不甚瞭解，或認為是瘟神作怪，或認為是陰陽失和所致，認為是上天的懲罰。

大約從宋朝起，開始提出病氣說，認為是病氣導致疾疫的發生。

明代吳有性進一步明確了病氣說，認為是一種有毒病氣導致疾疫發生，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得不說是一次極大的進步。

為何古代疫情頻發？

中國是一個疫病多發的國度，從漢代開始，中國的疫病呈現出逐年增多的趨勢。據不完全統計，東漢共有大小疫病流行年份20餘年，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有40多年。到了明清時期，疫病的爆發次數有了驚人的增長，在明朝統治的276年裡，疫病流行年份猛增至118年，幾乎每隔一年就有一次疫病爆發；清代更是高達134次，平均每年0.502次。

那造成古代疫情多發的原因都有什麼呢？疫病爆發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因素，自然和社會的。

首先，氣候異常是造成疫情頻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中國歷史上疫病發作的規律來看，幾次大規模的傳染病流行都與氣候發生巨大變化有關。東漢時期、宋元時期以及明萬曆、崇禎到清朝的康熙年間，是中國歷史上地理環境突變和氣候變遷異常劇烈的幾個時期。天興元年（1232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16-17世紀則是中國歷史上的小冰川期，這一時期鼠疫、霍亂等疫情大規模爆發。

其次，自然災害加劇了疫情的發展。

從中國古代疫災發生的具體原因看，疫災的發生往往與其他災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災之後，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屍體得不到及時處理，細菌和病毒便會大量繁殖，從而導致疫災發生。

如隋代大業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繼而發生大疫，染疫者多死(《 隋書·煬帝》)。

宋朝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發生大水災。次年三月，又繼發疫災(《宋史·仁宗紀》)。

元代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歲大旱，接著發生疫病之災，“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紀》)。

自然災害所引起的饑荒、人口流動，造成人口密集，使衛生及生存條件急劇惡化，從而導致疫病的爆發。

社會的動盪不安也會加重疫情的流行。

在戰亂頻發、政治黑暗、經濟衰退的動盪期，疫病爆發明顯高於政治清明、社會發展的安定期。因此，戰亂和社會的不穩定，也是疫病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

針對疫情的流行，古代先民都做了什麼努力？

一、順應節氣

先秦典籍(《禮記·月令》》中提到: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於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

三國時，曹植在《說疫氣》一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病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

在傳統的儒家文化中，強調“以人為本”和“天人感應”，古代常常認為疫病的發生是老天爺對於人們破壞自然規律和生態環境的懲罰，主要原因在於“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因而，先民們在有所興作時非常重視順應節氣。

二、借祈禱、巫術安定民心，從思想上控制疫區人員流動

由於科技的落後，人們對自然的認知能力有限。歷代政府在設定醫官、建立醫學校大力宣傳醫學知識的通知，還寄希望於上天的幫助。

“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災，疫病水旱也；彌，猶遍也。遍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並制定了具體的辦法“疾病乃行禱乎五祀”等。

這些措施在政府就疫過程中的出現，反映出在醫療條件有限的情況人們的無奈。歷代流行的紙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驅疫鬼的具體形式，甚至連端午節的龍舟競渡也與驅疫鬼有關。

祈禱和巫術雖然不能遏制疫病的爆發，但是，從實際效果來看， 在交通、通訊和傳播十分原始的古代，政府不能借助先進的手段有效引導人們正確對待疫病災難，祈禱和巫術便成為了政府和百姓共同的精神依託，客觀上能起到一定的安定民心、控制疫區人員流動的作用。因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其作用同樣是不容忽視的。

三、重視衛生條件，防治疫病的發生

為了防止疫病的滋生和蔓延，政府十分重視人員聚集地方的衛生狀況。秦漢時期，政府在城市中設立了固定的垃圾處理地點和方法；漢靈帝時期還製造了專門灑水的工具“翻車”、“渴鳥”，用於防止路面的揚塵，“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

隋唐時期，政府尤其注意城市環境的衛生，隋末的長安城樹木成蔭，唐代更是多次下詔種植樹木，並設有專人負責。北宋時期，政府還關心人員聚集的監獄的衛生情況，從景德三年（1006）起，每年暑熱難當時，便進行慮囚，以避免牢獄疾病疫情流行。

當年四月，京師暑熱亢旱，真宗“御崇政殿臨決之，雜犯死罪降流，流徙遞降，杖笞釋之。……日旰即罷，復令軍頭引見司覆奏所決刑名，審視訖，乃命實行。自是每歲暑熱，皆遣官遍排，親臨疏放，遂為定製。”

四、派遣醫生巡診及無償施藥

最早的巡診制度見於先秦時期，《周禮·地官》中有司救一職，其職責就是:“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可被視為是中國古代巡診制度的濫觴。

《後漢書·光武紀》載:光武帝時，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巡行疾病”。《後漢書·靈帝紀》載:“建寧四年三月大疫，使中渴者巡行致醫藥。”

隋唐以後，每當疫情發生時，由中央政府統一領導，地方官吏配合醫療人員，免費發放醫藥，開倉賑濟，已經形成制度。

唐太宗就曾多次選派醫官到地方救治疫病。貞觀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二年，派遣醫官分別到夏、谷、涇、徐、虢、戴、潭、濠、巴、普、彬、鄰等十餘州送藥救療。

大和六年，江南大部分地區都有疫情發生，唐文宗下沼：“其疫未定處，並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問救療之術，各加拯濟”。地方官員親自下鄉送藥，並將具體實施情況向中央彙報。

到了宋代，對疾疫的治療較之以往各代都更為重視。

每當疾疫流行，宋廷多詔命太醫局及翰林醫官前往救治，藥費多由朝廷無償撥付。

此外，地方上一旦發生疾疫，各地官員也多方措置，極力救治，廣為施醫散藥。除了派出醫生巡診之外，從中央到地方還廣泛設有惠民藥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藥局，平時以平價售藥為主，疾疫流行時，則無償施藥以濟民疫。

五、處理屍體，加強衛生，預防傳染

屍體是病毒和細菌藉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載體，處理屍體，是切斷疾疫流行的一個重要渠道。

據《周禮》所載，從先秦時期開始，就有了處理無主屍體的做法。此後，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屍體的做法。

如南朝梁武帝時，鄖城大疫，全城十餘萬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給死者賜棺器盛瞼，以防止疾疫傳染(《南史·梁武帝紀》)。

貞觀四年（630），突厥部落爆發疫病，“殞喪者多，暴骸中野，先後相屬”。唐太宗立即派出使者，在長城以南地區分到巡察，發現突厥人的屍體，就地掩埋，斷絕屍體傳染病菌的可能性。

這方面仍以宋朝處理得較好。

在宋代，官方每於災害過後招募僧人掩埋屍體，以度碟為獎勵。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官府遂招募志願者，凡掩埋屍體達200人者則給度牌一道作為獎勵(《宋史·五行志》)

宋代以後，各地均效仿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澤園，從而減少了由屍體繁殖傳染病毒細菌的機會。

六、病人隔離，控制疫情蔓延

對於疾疫的傳染性問題，先秦以前，還不大瞭解。自東漢以後，開始有了隔離病人的記載，顯示人們已經開始重視流行病的傳染性問題。公元7世紀左右，中國已經出現了針對麻風病的收治機構。

“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漢書·平帝紀》)。此可視為對病人實行隔離措施的最早記錄。

舊時的隔離有兩種，一種是收容式隔離，即透過國家的優惠政策， 由佛教寺院承辦，對麻風病等傳染性疾病者進行招納和收容。

隋唐時期就出現了收治麻風病人的“癘人坊”， 唐代中期改名為悲田養病坊， 兼收治其他病人，成為一個社會慈善機構式的收容所。

到了宋代，更名為安濟坊。北宋末年，政府開始對這些病坊進行管理，由國家撥發安濟坊每年所需的錢米醫藥。這些措施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在地方救疫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代為了防止天花傳播，設立了專門的避痘處，為諸皇子建立隔離帶。另一種是強制性隔離，即將傳染病人， 強制集中到某一地點進行隔離。

在生產力和醫學科學水平低下的古代，祖先們雖然不能完全認識到疫病流行的根本原因和確切的治療方法，也不能更有效地抑制疫病的傳染和流行，但是，在長期的抗災救疫過程中他們積累了豐富的對付傳染病的科學知識和方法。當今社會雖然抵禦疫病的能力有了空前的發展，但新的疫情仍然會不時出現，祖先們為我們遺留下來的應急知識就顯得尤其珍貴，清潔環境衛生、隔離救治等等方法我們今天依舊在使用，古人的防控措施也為我們今天的疫病防治提供了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