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核心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　，本是華人的道德規範和做人的行為標準，能延續數千年的絕地偶然，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到歷代統治者的推崇追捧，例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何能受到統治者的推崇追捧，因為它的很多思想是為剝削階級鳴鑼開道，為統治者服務的。例如；一、封建等級制；人天生就有三六九等；君為臣綱，君是君，臣是臣 ，臣從與君，不得僭越。 官是官，民是民，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二、特權；對皇帝而言，人臣是木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對統治階層來說，老百姓就是要管束的奴才；“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三、思想囚禁；克己復禮，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些“禮”（規矩）一成不變，不允許思考辨別，只能盲從。

在這個問題中，首先需要明白，儒家思想，儒教，最初的儒家，漢代以後的儒家，宋的儒學和明清的儒學，實際上已經不是一種東西了。

孔子創儒家，是因為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紛爭不休，戰亂不止。民眾的生存，苦不堪言。而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都在這亂世中苦苦掙扎。昨日王侯，明日就斷頭滅族。世間乃是苦海，人人都陷於其中不得脫離。

長達數百年的戰亂動盪，讓那些大智者們，都在思考為何會導致如此局面，如何才能結束這紛爭地獄般的世道。

老子的小國寡民，絕欲清心。法家的嚴刑酷法，上下一心。兵家的征戰強大，以力破局。縱橫家的合縱連橫，彼此相依。墨家的兼愛非攻，仁心救世。都是在當時局面下，這些智者們，為了解決問題，而提出的思路和解決方法。

孔子面臨這個困局，他希望用禮，來規範秩序，上下有序，人各有位置，並滿足位置，自然就不會有戰亂爭鬥。所以儒學的根基，是復禮。

可在亂世之中，禮毫無意義。約束人心者，只在刀兵，而非道德禮儀。

所以用法家的秦，最終結束了大爭之世。而漢以黃老治國，休養生息，一直到了武帝。

武帝時，因一直的對外戰爭，內部又有諸王之亂。原本的治國核心，黃老之道很不適合武帝的需求。他需要更能安穩國內，也更能讓帝國提供更多的財力，來進行大規模的戰爭的新的治國思路方針。

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主張。董仲舒已經將儒學原本的根基，復禮淡化，而是強化了其上下有序，天人感應這方面。強化了君權的天授，臣子的服從。對於當時的漢武帝而言，這是很適合的一個大方針。

而事實上，儒學確實對凝聚君權，穩定社會有非常優秀的表現。在農業社會中，確實沒有比他更適合大一統王朝統治需要的了。

而在之後，隋唐開始的科舉。卻將儒學儒家，由學問，理念，由治理的學問，變成了官員選拔的最主要途徑。簡單來說，在科舉出現後，儒學壟斷了社會階層流動。自此後，讀書就成了中國社會中，超越一切的最重要核心體系。而儒學，則是讀書的內容主體。自此後，儒學就開始向儒教發展了。

到了宋代，經歷唐末五代的動亂，武人被大力打壓，科舉進一步發達。朱熹開始將儒學的三綱五常，進一步強化，理學成為了儒學的基本核心。

在之後，明將科舉限定成了八股取士。王陽明在理學基礎上，融合了佛家思想，提出了心學。更是將其宗教化到了巔峰。

儒學是一個從開始，就以不存在的目標為核心的學問。孔子希望復原的周禮，聖王，從來是不存在的。但是最初的儒學，就以教育為自己的核心發展。而且是一個根據社會狀況，提出解決方案的講究實物的學問。而尊卑有別，天人感應，又確實適合農業大帝國的穩定需求。科舉強化了儒學教育考試的優秀，儒學到了儒教之後，其核心就一個。如何成為官員，但是如何治理，儒學卻逐漸拋棄了其務實的一面。孔子的君子六藝到後來沒人理會，只剩下萬般皆下品，只有讀書高的定義。

同時儒學是一個很有內部戰鬥力的體系，在農業大社會基礎下，壟斷了內部話語權和人員階層流動的儒學，對於任何競爭者，都會近乎斬盡殺絕。從輿論到實際操作，將任何威脅儒學體系的競爭者滅殺。唐初還是出將入相為人傑，到了中唐，科舉的興盛，就已經出現目不識丁的認知。而到了宋代，東華門外唱名，已經成為民眾上進的唯一目標。至於明清的八股，簡直可笑的荒唐。

所以儒學後世越興盛，儒教被捧得地位越高，其對社會的穩定作用越大，其僵化程度，既得利益者的把控力也就越大，其對外來力量的抗拒就越弱。到了工業革命的近代，泱泱大國變得完全沒抵抗力，儒學說是第一罪魁禍首也沒錯。

中庸（社會規則）矇蔽民眾心志，道德（思想控制）禁錮民眾思想，禮樂（行為標準）約束民眾行為，強調階級倫理（盲從性）的尊卑，推崇君子（道德標杆）之道，使民自治自律，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歷朝歷代都是兩種手段治國，一種道德（修身），使民自律（違者口誅筆伐），一種法律（齊心），使民畏之（觸者刑獄加身）。再補充一點，儒家思想的特點是，用道德倫理標準制造民眾內部矛盾，提倡修身養性（自我安慰）以弱化對政治與社會的關注度和思考力（政治干擾）。故統治者讀黃老之術（手段），民眾行孔孟之道（規則），中間用法度（強制力）約束和控制加以平衡。

因為經歷了春秋戰國的紛爭，經過“百家爭鳴”的實踐，又經過許多朝代的更替，統治階級最後一反思，就儒家學說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

過去的許多學說，如法家思想，講究“嚴刑峻法”，實行酷刑。這在戰亂時非常管用，亂世用重典嗎。但和平時期就無法繁榮起來，並且有可能引起新的混亂局面。秦始皇用商鞅，韓非子的法家思想，造成陳勝吳廣起義。

漢朝建立是時用黃老理論，講究無為而治，其結果是劉邦一生都在平亂，先平異姓王，後平劉氏宗親叛亂。

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各個地方王的實力，他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唯儒獨尊”，開始搞君為臣綱，父為子綱這一套，很管用，同時為婦女規定“三從四德”這一套，也很見效，後來儒家思想慢慢的就變成了皇家正統理論學說，延續到後世。

一直到宋朝、明朝，宋明理學發展到頂峰，成為絕對的統治理論。

中國古代統治者並非都選擇了儒家思想。

漢文帝重用儒家大師張倉為丞相，廢除誹謗罪，夷租連坐等罪名。漢文帝重用儒家。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張湯，以腹誹罪處死顏回十世孫，儒家大師顏異。劉徹還重用法家酷吏，羅織罪名，製造冤獄。把群臣和皇族屠戮殆盡。

以儒家思想哄天下，以法家思想治天下，最典型的帝王是漢武帝，最典型的王朝是明清。

唐宋比較接近儒家思想。言論自由，批評政治，罵天子無罪。

最接近儒家思想的是周王朝和北洋政府時期。

首先，個人不太贊同“選擇”這個詞。

“選擇”分兩種情況，即個體選擇和集體選擇。

一般來說，個體選擇是高度清晰化、高度理性化的過程。集體選擇則是比較盲目、充滿偶然性的過程。這是因為，個體選擇只需對自己負責，而集體選擇需相互磨合、相互妥協，真正達成最大公約數，其中的理性成分已磨損驚人。

顯然，所謂的“統治階級”也是一個群體，不可能大家開一個會來商量“選擇”什麼，大家都是根據自己的直覺、偏好、習慣進行選擇，經過互相鬥爭與妥協，最終在儒家思想上達成了共識。

所以說，這個“選擇”結果帶有兩重含義：

1、歷史“合理性”，因為“合理”，所以大家都這麼選擇。

2、解釋寬度，足以容納不同的見解。

如果我們拘泥於儒家原本的教義去理解這一歷史過程，顯然是不夠的、

其次，儒家為何能成為共識

儒家成為共識的關鍵時期在漢代，但要注意，雖漢武帝同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漢代一直是“漢家自由制度，王霸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呈現出“外儒內法”“陽儒陰法”的特點。

原因不難理解：

1、儒家知識體系比較完整，不完全聚焦在實用上，而“以吏為師”，因生多吏少，無法被任用的學生因為高度熟悉制度運作的方式與缺陷，反而會成為挑戰者。且“以吏為師”易形成裙帶關係，致中央運作失靈，儒家知識多在實際應用之外，便於考選，評判標準清晰，有利於官僚體系的建設。

2、漢儒大幅度容納了法家思想，體現出鮮明的荀學傾向，而法家專注實學，相對忽視宇宙觀、生命觀之類，故體量不大，很難包容儒學，儒學則因體量大，很容易將法家的應用納入其中，成為“術”的補充。

3、古代中國源春秋戰國而來，大動亂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創傷，如何避免權力失序，不僅在統治階層，在平民階層，也易達成共識，而儒家強調妥協、平衡、安定，契合了時代需要。

4、儒家帶有強烈的人民性，貼近人性的基本感受，比較親切，容易被接受。

隨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他學術思想基本被中斷，難以形成傳承，形成了到漢代以後，不“選擇”儒家已不可能的局面，直到外來的佛教和近代科學衝擊，社會思想才稍見多元化，“統治階級”才有了更多的“選擇”餘地。

其三，思想未必是推動歷史的核心動力

歷史的進步的根本動力在經濟與科技，思想是它們的成果，不否認，思想會影響經濟與科技的發展，甚至產生窒息作用，但近代以來，我們長期有一個誤會，即過分誇大思想的作用，將儒家視為中國未能走向現代化的罪魁禍首，將推倒儒家視為實現社會變革的根本，這未必是正確的。

不否認，只有人的現代化，才能真正走向現代化。

但人的現代化不是思想靈光一現的產物，而是社會充分發展後，特別是商業發達，使人與人的接觸更頻繁，從熟人社會走向生人社會，人們的眼界提升了，思想自然要改變。

回到大宅門的生活中，雖盧梭、孟德斯鳩，也是絕對想象不出三權分立、社會契約之類的。他們身處變動社會中，加上個人敏銳的洞察力，才有了不同的思想。他們思想的價值在於加速了現代社會的進步，而絕不是發明了現代性。

沒有現代生活的推動，只有思想的進步，那隻能是空想。

作為現代人，當然不能再過度看重儒家那一套，但說它是糟粕，是歷史的罪人，那也是不公允的。儒家在傳統社會中可能是最好的學問，只是經古今之變，於今已基本沒有生命力，因其根本已變，這種適應熟人社會的價值觀與思想無法再與生人社會相匹配，但打倒它也罷，重建它也罷，高標它也罷，其實都是無聊人乾的無聊事。畢竟這些只是在跳，不是在跑，與社會建設的本義離題萬里。

古代統治階級其實也不是都選擇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核心。但是在時間的洗禮之下發現，

儒家這套思想體系真香，所以拿來治理國家剛剛好。

說真的，不是統治者選擇了儒家，而是儒家迎合的統治階級的需要。

秦朝就是一個特別的朝代。他一點也不想要儒家那套說教，嬴政覺得，只要靠拳頭

為何要用文縐縐的說教呢？於是焚書坑儒的時代，讓儒家變的很尷尬。

難道儒家就不能治國平天下嗎?孔聖人難道錯了嗎？

並沒有錯，只是此時的儒家思想還沒有進行內部的整合，所謂的體系還沒有成型，

歷史給了儒家一個時間，他們悄悄地完成了轉變。

因為楚漢相爭再到漢武帝之前，都是黃老之術。這是一套休養生息的做法。

在國家危機關頭，黃老之術可以保證過國家的正常運轉和執行。

所以燒死那些儒生也沒覺得特別的可惜。

漢代出了一個人叫做董仲舒。他最大的本事將儒家經典再次的整理

建立了新的儒家體系。在這套系統中，不僅有法家也有道家、五行等等，總而言之

儒家的成立標誌一個屬於儒家的時代到來。

漢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家走向了歷史新高度。

1.儒家的大一統思想

皇權最愛的就是統一而不是分裂。儒家講的就是四海歸一。天授皇權，讓皇家統治天下了有了法理的依據。當時人們確實沒什麼文化，只要你告訴他相信就行。

2.三綱五常,提倡孝道.“三綱”（君對臣、父對子、夫對妻）、“五常”（仁、義、禮、 智、信）的道德規範

道德規範的建立，再到後來的《臣軌》《帝範》等對於倫常學說有影響的書目的出來，讓儒家的道德觀更加的深刻，用來統治天下具有良好的粘合劑。

3.儒家的哲學觀

當這個哲學觀是在朱熹時代才構建完成。他對於本體論的深刻揭示，使得佛教文化無法繼續對儒家文化形成壓制，至少在哲學上有更深刻的理解。

4.對讀書人的示範性

儒家講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內聖外王”的職業規劃

讓天下的學子們能夠讀聖賢書，然後掌握更多的知識，用於國家政治生涯之中。

當多數讀書人講的都是仁義道德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和儒家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再也分不開了。

所以不是誰選擇誰，而是互相吸引互相成就。

儒家思想的中心是仁愛。現代人不須要仁愛了嗎？。仁愛是人類真正的普世價值所在。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是自以為自定義的或者說是假的。所以人類的未來也將選擇儒家思想。

仁：從人從二。二人相愛是仁之正規化。男女相愛才有人類的延續。仁愛使人從獸進化成為人。仁愛是生命最理想的源頭。所以中國古人將種子核心命名為仁。仁是生命的中心。

天地仁愛有了人，父母仁愛有了我，我與我的外在仁愛，我將擁有一個屬於我的世界。我們從仁愛中來，亦將追隨仁愛而去。仁愛是人類活著的中心。

《聖經-約翰一書》第四章第16節上說：“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的。神也住在他裡面。”。上帝保佑華人。所以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綿延不絕。

世間萬物皆會因為心中有仁愛而升值，無仁愛而貶值。全世界都一樣，不會因為膚色，種族，信仰而有差異。所以仁愛是真正的普世價值所在。

西方所謂普世價值是他們自定義的普世價值。民主自由根本就是矛盾的。要民主必定要犧牲個人的自由。要絕對個人的自由就人必定要反民主。而且絕對的個人自由對人類群體來說一定是個禍害。

如果相對自由，這個相對是個什麼標準，誰來制定標準。這很容易對自己一套對別人一套。所謂雙標。自由不自由與世間萬物的價值何干？民主不民主與價值何干。世界萬物會對一隻自由的野狗升值嗎？世界萬物會對一隻不自由的家豬貶值嗎？

所以西方的普世價值是假的，根本就是自定義自以為的普世價值。只要我們將儒家思想推向世界，終有一天仁愛這個真的普世價值會被西方人接受的。上帝與華人同在。上帝保佑華人。

西方語言是音、意二維語言。二維語言的前提是音、意相定義。或者是思維是在定義中推導。所以思維很容易陷入在定義中，成為定義的奴隸。西方只有自由才能換頻擁有突破定義的枷鎖。才能獨立自主思考。

西方人追求真理卻偏離了真理。西方人把獨立自主思考放在了首位，雖然信仰上帝，但上帝並不喜歡西方人。上帝只在仁愛之中。上帝編愛華人。看看人類歷史就能明白。

中文是上帝與人類溝通的語言。有形、音、意多維導向思維。沒有定義。所有意義來自形、音、意正規化的相與比述。意義來自於自己相與比述後的認識。思維是自由的。

自由思維追尋的是存在的價值。生命存在最理想的處所便是仁愛。儒家思想只是搬運了人類最高等的思想而已。孔子述而不作。孔子只是搬運工。我們華人說仁愛，是在傳播人類最偉大的思想。儒家只是沾光而已。

孔子的厲害之處，就是能夠發現人類的普世價值所在而加以推廣。現在我們華人只要說起仁，便想到孔子，便想到儒家思想。只要說起儒家思想便想到仁愛。未來恐怕一說起仁愛便會將普世價值、儒家思想、孔子、乃至上帝與中國都關聯起來。

先秦時期出現過諸子百家，為什麼最終統治者選擇了儒家？而且選擇了儒家以後，在此後的兩千年曆史時間裡，就再也沒有改過了。

在春秋戰國的亂世時期，雖然儒家學派是當時的第一大學派，但是幾乎沒人統治者願意選擇儒家作為治國之本。

為什麼沒人願意選擇儒家呢？

因為時代的主題是統一。要想實現國家的統一，最起作用的是兵家、法家、縱橫家。這三家，事實上宣揚的都是以暴力取勝，或者是怎樣靈活地使用暴力。只要自己的暴力足夠強大，或者就算暴力不夠強大，但是使用這種暴力的方法得當，就可以在諸侯中做大，使得自己的實力越來越強，最終實現統一全國的目的。

有人可能不理解，既然在諸侯中發揮作用的，主要是法家、兵家、縱橫家，為什麼儒家卻又成為當時最大的學派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最喜歡使用法家、兵家、縱橫家的是那些帝王將相，而帝王將相在全國所佔的人數是很少的。其他絕大多數是平民奴隸老百姓，對於他們來說，當然希望帝王將相都是關心老百姓，愛護老百姓的，都是想讓老百姓能夠過上好日子的。對於他們來說，統一併不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和平安寧，才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所以，儒家學派包括道家和墨家等等，雖然並不為那些諸侯們所信任，但是他們在中下層的老百姓那裡，卻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大家都覺得，一個好的君王，就應該按照儒家學派的方法來進行統治。

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全國已經變成一個大一統的國家。這時候，對於統治者來說，統一就已經不是他們的主題，和平安寧才是他們的主題。

秦始皇當然也意識到這一點，他也知道，和平安寧對於新興的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不過，他並沒有轉變觀念。他覺得，依然需要嚴格執行法家，才能夠保持全國的和平穩定。所以他繼續採用高壓政策。用嚴厲的手段來控制老百姓，避免老百姓反抗。

法家用在統一戰爭中，能夠發揮極好的作用。但是用在治理天下上，其作用就極為有限了。正所謂“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互的，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秦始皇越是採用高壓政策，民間老百姓的不滿就越大。到了秦朝末年，那條高壓之弦，終於嘣一聲斷了。天下就很快變得大亂了。

後來，劉邦殺出一條血路，打敗一路群雄，終於當了皇帝。劉邦當了皇帝以後，究竟採用什麼辦法來進行國家統治，確保老百姓的和平與安寧呢？這是劉邦極力思考的問題。

不過，對於劉邦來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身份認同。

在劉邦之前，所有的統治者都是貴族，從來沒有一個平民老百姓能夠當皇帝。劉邦當了皇帝，這是開天闢地的頭一遭。因此，他必須要給出一個，他有資格當皇帝的理由。

也就在這時候，“黃老學說”盛行起來。

黃就是“黃帝”，老就是“老子”。黃帝所代表的是一個祖先的意識，劉邦就是透過祖宗認同這樣一個概念，讓大家明白，全天下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就是黃帝。同時，老子的道家，又為劉邦提供了“五德學說”，這個“五德學說”講的就是朝代更迭的規律。有一個共同的祖先，有一個朝代更迭的規律，劉邦因此就證明了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當皇帝，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這隻能證明，劉家作為皇族，具有必然性。但是卻並不能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應該採用什麼手段來統治呢？

法家是肯定不能學的。儒家就在這時候受到了重視。

儒家講究等級秩序，就是要求全國各階層的人，都要安分守己。同時，儒家也對統治者提出了要求，要求統治者必須愛護老百姓，以仁義治天下。顯然，這種觀點，不但讓普通的老百姓接受，連統治者也接受。

而且對於統治者更好，因為它還具有某種欺騙性。這種欺騙性就是，統治者對老百姓的統治，就是對老百姓的保護和關心。儒家的這種方式，說到底，也有一種“暴力”成分，但是這個“暴力”隱藏得很深，它的外表則是仁愛、團結、和諧。很明顯，儒家比法家要高明得多

正因為如此，這種被社會各階層都接受的方式，得以流傳下來，一直延續到封建社會末期。

（參考資料：《諸子百家研究》等）

公元前134年，隨著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要‘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武帝經過仔細思考之後，最後採納了董仲舒的諫言，將儒家學說採納為真正的國家思想。自此之後，儒學就成了歷代封建統治者手裡，最好用的一樣思想工具。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為什麼要選擇儒家思想，作為自己的核心統治思想？為什麼不選擇諸子百家中的其他思想呢？

實際上，古代統治者選擇儒家思想，並不是從漢武帝開始，就一成不變的。而是經過了漫長了歷史發展之後，經過時間的篩選，統治階級發現，儒家思想最有利於統治國家，所以才選擇了儒家思想。

當然，這種說法，似乎也不太準確。真正準確的說法是，統治階級選擇了自己修改之後的儒家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各種思想，紛紛盛行於世。當時的各大諸侯國，選擇的思想也截然不同。因為大家選擇的治國思路不同，結果也不盡相同。最後，選擇法家思想的秦國，統一了天下，成為了最後的贏家。

但是，秦國因為法家思想而統一天下，卻同樣因為法家思想而亡國。法家思想過於強調法令的重要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的因素。所以，在經過了一場秦末大亂，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之後，決定換一種思想治國，選擇了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作為漢朝最初的治國綱領。

劉邦去世後，在後來的幾十年當中，漢朝依然延續了這種治國思想。但是，在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之後，使用道家思想作為核心治國理念的弊端，開始顯現了出來。用道家思想治理國家，雖然可以保證平民受到的壓迫相對較小，但卻不利於中央集團。中央政府選擇無為而治，就一定會導致統治末端無法深入到各地方。地方上的一些勢力，很容易因此做大，和中央政府相互對立。

到了漢武帝時期，這個問題已經相當突出了。各地方的諸侯王，各有封地，儼然是一個個國中之國，隨時都可能威脅到中央政府的統治。另外，平民階層因為缺乏上升通道，很多人開始選擇去做遊俠，信奉墨家思想。遊俠的存在，同樣威脅到中央政府的統治。比如漢武帝時期最著名的遊俠郭解，在當地堪稱無冕之王，連朝廷任命的官員，都要聽命於他。這些遊俠的存在，對漢朝中央政府產生的威脅，其實絲毫不遜色於各地的諸侯王。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決定，修改之前漢朝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轉而選擇其他思想，作為漢朝的統治理念。當時在漢武帝面前，其實大體上只有四種思想，可以供他選擇。這四種思想分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以及墨家思想。只有這四種思想，是相對完善，可以作為國家治國理念的思想。至於諸子百家的其他思想，都沒有這個能力。

在這四種思想當中，道家思想正是之前漢朝選擇的思想，不利於中央集權。法家思想是秦朝的統治思想，也存在很多問題。墨家思想就不用說了，作為遊俠們推崇的思想，如果漢武帝選擇了這種思想，很容易就會把自己給玩沒了。

如此一來，漢武帝能夠選擇的，似乎也就只剩下儒家思想了。

儒家思想，強調忠君愛國，如果大家都能這樣想，那國家自然天下太平，再也不會有任何叛亂了。於是，在董仲舒的建議之下，漢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但是，這裡要注意的是，漢武帝選擇的儒家思想，其實是經過修改之後的儒家思想，而不是原版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除了有強調‘忠君愛國’的部分之外，也有孟子提倡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對於這部分思想，統治階級開始儘可能地將其進行切割。只強調忠君愛國的那一部分，而淘汰掉不利於自己統治的那一部分。

除此之外，後來的統治階層，還將法家的思想與之相結合，做到了所謂的‘外儒內法’。對於平民階層，統治階層宣傳要‘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而就統治階層自身而言，則是以法家思想治理國家。

這種治國的理念，成了後來上千年封建歷史當中，絕大多數政權最高的選擇模板。

漢朝之後，隨著佛家學說開始傳入中原，佛家學說成了統治階級的一個新的選項。不過到了這個時候，外儒內法的思想方針，已經被證明是最好的統治思想，很少有政權會再去進行新的嘗試，選擇嘗試以佛家思想作為自身的統治思想。

當然，很少，不意味著沒有。

南北朝時期，南朝的蕭梁政權，就屬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南梁政權的開創者，梁武帝蕭衍，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梁武帝早年也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但其晚年開始沉迷於佛家思想，甚至多次出家，然後讓國家出錢去寺廟贖回他這位皇帝。梁武帝晚年的時候，便想將佛家思想推行開來，作為蕭梁政權的統治思想。在蕭衍看來，佛家強調眾生平等，如果真能夠做到這一點，國家內部所有人全部平等的話，自然能夠天下太平。

但是，蕭衍忽視了一個問題：有人想要平等，就有人不想平等，總想著要高人一等。這樣的人，是永遠存在的。所以，蕭衍晚年大肆推行佛家思想的結果，就是爆發了著名的‘侯景之亂’。不但搞得天下大亂，就連梁武帝本人，都被囚禁起來，活活餓死。

有了蕭梁政權這個先例之後，後世的統治者，自然不會再去選佛家思想，而是會繼續選擇‘外儒內法’的政治思想了。

南北朝之後，到了隋朝時期，隨著科舉制的出現，儒家思想的地位，被進一步強化了。科舉考試當中，考的就是儒家的學問。讀書人想要入朝為官，也只能透過學習儒家的學問，學習忠君愛國那一套思想，才有機會在科舉考試當中取得好成績。到了這個階段，統治階層已經擁有了足夠的力量，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對儒家思想進行修改，將其修改成最適合自己的樣子。

再之後，到了宋朝時期，隨著程顥、程頤、朱熹等大儒，對儒學進一步進行修改，創造出了所謂的理學。理學更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可以完美解釋統治階層的‘合法性’問題。所以到了元朝之後，理學開始成為統治階級最好的選擇。不但科舉考試就考這些東西，而且還在社會上全方位地推行這種學說，禁錮平民們的思想，以期更好地進行通知。

從統治思想的演變歷史當中，我們不難看出，儒家思想被統治階級選擇，其實是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不管是統治階層在進行選擇，儒家學說因為自身的特性，也在不斷對自身進行改良，使得自身更加適合統治階層的需要。

所以，與其說是統治階層選擇了儒家學說，倒不如說是儒家學說‘適應’的統治階層，從而被歷代統治者所採納，更為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