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對於文學的態度基本上是至高無上的。

這個其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隋朝開始的科舉。

科舉制度作為古代下層階級文人升遷的唯一途徑，所以說文學在古代的地位是至高無上也是無可厚非的。

還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在古代文學是作為文化傳承的工具存在的，我們漢民族的榮耀和自豪基本都是來自於它，所以在古代不管是文學的載體書還是文學的傳播和研習者文人都是備受世人尊敬的。

當然由於古代的階級層次的原因，窮人基本上是很難看到書的，所以這種說法也具有侷限性。

謝謝邀請。建議你看看《文心雕龍》，就知道古代文藝評論家的水平是何等的高境界！詩言志、文以載道等名言，就道岀古人對文學的態度，直到今天都是至理名言。中華民族的文脈所以不斷，原因就是每個時代都有大文學家、大詩人橫空岀世，他們共同的文學品格就是：胸懷天下，熱愛祖國，同情人民，從而成就了千古不朽的名作，更延續了中華民族瑰麗如霞、燦若星河的綿綿文脈。

文以載道是中國古代關於文學社會作用的觀點。由中唐時期韓愈等古文運動家提出的“文以明道”發展，經宋代理學家的解釋得到完善。“文以載道”的意思是說“文”像車，“道”像車上所載之貨物，透過車的運載，可以達到目的地。文學也就是傳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這樣的文學觀念偏於文學的教化目的。文學還是要有內容和內涵的，但可以寬泛些，廣大的人性，廣闊的社會生活，都可以是文學反映的內容。同時，文學也要注重寓教於樂，重視其觀賞性，否則就成教科書了。

從時間線索上理一下吧。

先秦時期

1.詩言志。對於“志”的解釋不一，大致意思就是詩要表達人的志向抱負、思想情感。

2.孔子的“詩教”觀。這個大家比較瞭解。有“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不學詩，無以言”、“興觀群怨”等等。

3.墨子的“非樂”、“三表”。

4.韓非子的“儒以文亂法”、“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

這時期思想很多，比較雜，選取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當然，相比其他，詩言志和詩教是被廣泛接受的。

漢魏六朝

1.司馬遷“發憤著書”說。“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這個很有名，不用多說了。

2.《禮記·樂記》和《毛詩序》基本都肯定了詩或者樂是從人心生髮的，是人的情感或者志向的表現。“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需要注意的是，特別注重詩和政治教化的關係，認為詩能夠諷諫帝王，教化百姓。

3.王充提倡“真美”，認為文學應當真實，反對虛妄，要勸善懲惡。

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等，都認為文學是情感的表現。

曹丕提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世”、陸機“詩緣情而綺靡”、《文心雕龍》“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鍾嶸“氣之動物，物之感人”也肯定情感產生而形成詩歌。

隋唐宋元

唐

1.陳子昂主張“風骨”“興寄”。

2.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3.韓愈、柳宗元“文以貫道”“文以明道”。韓愈還有“不平則鳴”，對司馬遷“發憤著書”有所繼承。

宋

1.歐陽修等人主張“文道合一”，推崇韓愈。

2.王安石認為文應該為政治、為禮樂教化服務。

3.周敦頤、二程認為“文以載道”，文章是工具，甚至認為“作文害道”。（這裡的道和韓愈歐陽修他們的道不同）

4.朱熹“文便是道”。

以上主要是針對詩和文，這時期產生了一種新的文學樣式——詞。

對於詞，起初主要是是娛樂作用，寫歌兒舞女，後來內容越來越廣泛、多樣，李煜、柳永、蘇軾等，尤其是蘇軾，講究“無意不可入”，認為詩和詞“自是一家”，在詞裡也可以寫感情，也可以寫志向。李清照則認為詞“別是一家”，像蘇軾那樣的豪放詞不是詞的“本色”。

明清時期戲劇小說成就最高，對於戲曲小說，最開始是貶低的，認為它們難登大雅之堂。明清時期，認識到戲曲和小說的價值、功能，評價也逐漸高了。

中國古人文學觀念是隨著認知的改變再不斷髮生變化的！簡單排列一下：1觀乎天文，2觀乎人文，3公用與價值4詩言志5文治教化6威儀與氣質（人格取向）7文學即人學8為文學出言談9絕學無憂與精誠動人10息文學而明法度11君子謀道

中國古代文人對文學的態度分為三種。首先，古人把文學當成了一種抒發自我情感的途徑。其次就是把文學當成了溝通的工具。第三, 文學還是古人升官發財的一個憑證，或者是一種能力的體現。

中國的文學發展雖然是一脈相承，但是也經歷了很多的變化。

中國的文學以《詩經》作為起源，而後是諸子百家，即《尚書》、《老子》、《春秋》、《論語》等等……這些作品的相對目的比較單一，《詩經》只為言情，《尚書》、《論語》記言，《春秋》記事，《老子》和其他諸子百家只為闡明觀點。

這時候是文學起源，更多的是“文字”的作用。

到秦漢時期，文學發展呈現多樣性。散文、詩賦、楚辭等都相對較成熟。在兼具文字的記錄作用外，也在追求文學本身的美學，但此時還是以記錄、表達為主。

太史公寫《史記》便是為了記錄歷史，但太史公也有了其他的目的，期望能成“一家之言”。

而屈原、宋玉便不僅僅關注在文字的作用上，對文學的形式和音律也有了追求，文學本身的美便出現了。

魏晉時期是中國文學發展的關鍵時期，文學本身的特點被激發出來，刺激了文學的自覺性。文學家們開始著眼在文學本身，探求其自身的美。

曹丕寫《典論》開始系統地探索文學的形式、題材、意象、表達和意義，開啟文學批評的先河。

而曹植、竹林七賢、陶淵明、二謝，這些文學大家逐漸開始把玩文字，賦予了文學更多的內涵。這時候，便不僅僅是為了記言或者記事，更多的開始做個性的表達，多為抒懷而作。

魏晉時期還開始流行一種駢文，開始對文字的形式有嚴格的要求，形式美的要求也更高了。

魏晉400年紛亂結束，到隋唐成大一統，文學也有了集中發展。先前的文學雖有個性，但主要還是為政治服務，從隋朝開始，文學逐漸是個人的事情，即注重個體的表達。

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些基本都是如此，而流傳下來的，也基本都是以個體表達為主要內容的作品。政治性的文章也有，但影響逐漸消失。

這段時間，文學是抒情、言志、記事、遣懷、說理，沒有了明確的目的。而文學的形式也千變萬化。到明清小說流行開始的時候，賦予的東西就更多了，不僅僅是個人的表達，更是社會的反映。

中國最早的文學觀念是詩緣情。詩歌起源於上古的社會生活，因勞動生產、兩性相戀、原始宗教等而產生的一種有韻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語言形式。因此從起源上講，就應該是“詩緣情”。然而由於社會功利或者追求格律等因素的影響而導致許多詩歌已經逐漸偏離了詩之精義。例如太多的宮廷應制詩，親朋應和詩詞等（當然其中也多有感情充盈者）。針對此文人不良風氣，於是便有人提出了“詩緣情”之說。

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古代文學的文化觀念進一步深化，主要可以歸納為三種:1.宗法文化 2.農業文化 3.血緣文化.這三種文化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並且隨著歷史的演變它們之間相互滲透作用越來越緊密.例如:在封建社會的大家庭裡面,血緣關係十分重要,特別強調輩分和地位的等級差距,因此十分重視家族家規,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國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魯迅先生的小說裡我們常常可以看見宗法文化對封建統治和人們思想產生的影響;中國自古以來直至今日還是一個農業大國,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形態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制度

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幾千年來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因此我認為中國文化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儒家文化:強調天人合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人的內在修養和外在的經世治國達到完美的統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無邪!

其次,農耕文化、家族文化、還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間相互聯絡相互滲透,在歷史的漫長演變中逐漸的形成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豐富多采的內涵.

到明代，人們對於文學的基本觀念、基本主張，是貫通於“雅”文學和“俗”文學兩方面的。這裡李贄同樣起了極重要的作用。他在鄙薄六經、《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的同時，卻大力推崇《西廂記》、《水滸傳》等通俗文學，認為是一種“至文”，而且以極大熱情評點《水滸傳》等作品，藉以宣揚自己的文學思想和人生觀念。這給予當代文人以很大的影響。後來馮夢龍整理小說和流行歌謠，也具有相同的意識。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古人對文學的態度是積極的、認真的、推崇的、弘揚的，不然就不會給我們留下燦若星海的寶典和古籍，這些寶典和古籍，成了我們和全人類的寶貴財富。

讓我們從以下七個方面來看一看中國古人的文學成就。

1.上古神話小說

上古神話小說是上古時期人們對自然、社會等現象的樸素認識和內心願望的基本表達。在《淮南子》、《山海經》等典籍中有許多大家耳熟能詳的神話故事，如：《盤古開天》、《女媧補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衛填海》等。

2.《詩經》

大家所熟知的《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可以說是開詩歌之先河。

《詩經》所載的內容從西周至春秋，時間跨度約500餘年，內容極其豐富，經孔子編定後，分為《風》、《雅》、《頌》三部分，總共311篇。成為《六經》之一，更是被儒家奉為經典。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3.《楚辭》

《楚辭》是西漢文學家劉向編定的、以春秋戰國時期屈原作品為主的、具有浪漫主義的一部詩歌總集。它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鼻祖，對後世文學的影響極其深遠。

《楚辭》總計十七篇，以屈原的抒情長詩《離騷》為代表作，楚辭因此又被稱為“騷體”。

我們常說的“風騷”一詞，“風”是指《詩經》裡的“國風”，“騷” 指的是《離騷》，二者合一，代表了文學。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4.《尚書》、《春秋》、《左轉》、《道德經》、《論語》、《孫子兵法》等

在中國古代先秦時期，湧現出了“諸子百家”，他們的各種思想學術流派的成就，至春秋戰國時期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管子、老子、孔子、莊子、墨子、孟子、荀子等成為“諸子”中的代表人物。

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則成為“百家”中的代表流派。

因為他們的出現，所以才給後世留下了諸多名篇鉅作，深刻影響了整個華夏民族的歷史。尤其是孔子，他對中國古代的思想和教育體系，以及封建王朝的統治，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5.《漢賦》、《史記》、《漢書》、《漢樂府歌》

秦漢文學可以說是極其繁榮的，尤其是到了漢代。以揚雄、司馬相如、班固、張衡為首的“漢賦四大家”更是開創了介於詩歌和散文之間的一種新文體——韻文。

司馬遷的《史記》開創了中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班固的《漢書》開創了中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樂府歌》更是將民間的現實生活以民謠的形式搬進了樂府，供皇帝體察民情。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朵奇葩。

6.唐詩宋詞

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建安文學、正始文學和西晉文學為基礎，期間湧現出了“三曹”、“七子”、蔡琰、陶淵明等代表人物。至唐代時，開始進入中國詩歌的鼎盛期。

邊塞詩人的傑出代表高適、岑參，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等等。

他們的詩歌裡有慷慨，有悲壯，有理想，有追求，有苦難，有憂患，有疾苦，有仁愛。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來也能吟。

到了宋代，一種新的文學載體“詞”達到了中國文學史上的巔峰。湧現了諸如蘇軾、辛棄疾、柳永、李清照等代表人物。我個人最尊崇的兩位是愛國詩人陸游和辛棄疾。

唐詩、宋詞可謂是雙劍合璧，在中國文學史上各極其美，各臻其盛。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7.元曲、明清小說

元代是中國雜劇崛起和興盛的一個時期，湧現出了偉大的戲劇家關漢卿和他的《西廂記》。而在詩歌方面，劇曲與散曲所組成元曲，代表了元朝詩歌的最高成就，與傳統的詩、詞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

明清兩代是中國白話小說的黃金時期，除了《三言》、《兩拍》、《金瓶梅》、《聊齋志異》之外，還誕生了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

綜上所述，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古人對文學的態度和認識，創作出了數不清的鴻篇鉅著和優秀作品，這些都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古為今用的無比寶貴的文化遺產。

、文學最早出現於先秦《論語.先進》篇

1. 德行(1)：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2)：宰我、子貢。政事(3)：冉有、季路。文學(4)：子游、子夏。

這裡的文學不同於現今，這時的文學指熟悉古代所有文獻具有廣泛的外延，泛指一切文學。

2.論語子旱篇：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被匡地的人們所圍困時，他說：“周文王死了以後，周代的禮樂文化不都體現在我的身上嗎？上天如果想要消滅這種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這種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滅這種文化，那麼匡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

這裡指的文學還是全部的文獻，也表現了自然、開放、自信的文人形態。

3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未由也已。”

譯文:顏淵喟然嘆道:“孔夫子的道理，越仰望越顯得高遠，越研鑽它越顯得堅固，看它好像在前面，一忽又像在後面ⅵ夫子循著次序一步步誘道我；先教我博學文章典籍，然後要我以禮約束自己的行為。我想停止不學了也不可能，已經用盡我的才力，而夫子的道依然卓立在我的面前，我想再追從上去，但總感到無路可追從上去。”《論語·子罕第九》

文皆有學的意思，用與連詞則表示文學，文學一詞皆有博學之意。

二、倆漢

博學之意為學，成文學。以美而動人的文辭為文章。這裡使文學與學術分離。《史記》中文學，廣義上包含一切學術，狹義上指儒家學說。《漢書》用法同《史記》。《論衡》中文學用法與先秦相同。

三、魏晉南北朝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認為：“文筆”之說，始於漢代，流行於南北朝，《文心雕龍》就曾一再採用“文筆”的概念。“文筆”是泛指詩賦、散文及各種應用文體，相當於漢代“文章”的概念。由於當時文學及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人們不斷從各種文體的性質上和形式上區別它們之間的差異,於是又將“文筆”一詞析之為二,即“文”與“筆”。

六朝時代把文章區別為有韻之文和無韻之筆兩類。文筆說的提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區別文學之文與實用之文,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和進步意義.它對中國文體的發展,擴大文學的社會作用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文”、“筆”之分,較早見於顏延之的“峻得臣筆，測得臣文”(《南史·顏延之傳》)。《文心雕龍》也曾反覆使用“文”、“筆”，如《時序》、《序志》等篇。在《總術》篇中，劉勰還對當時的“文”、 “筆”之別作過概括：“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後漢書》的作者范曄也是持此見解的。有韻或無韻這種形式上的區分雖然並非毫無意義，卻並不能真正揭示文學和其他著作之間的區別。因為文學以外的各種著作，也可以以韻文形式出現。在蕭繹的《金樓子·立言》中，對“文”、“筆”的區別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認為屈原、宋玉等的辭賦之類， “謂之文”，其特點是“吟詠風謠，流連哀思”，“綺□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盪”；而“筆”則實際上指章奏之類的應用文，所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以這種觀點來區分文學和其他應用文在性質上的不同，無疑是更切合文學藝術的特點的。

南朝宋文帝立四學，文學與儒學、玄學、史學並立。說明了文學已經有了自己獨立的追求，雖然還有不少人使用先秦文學的概念。但大多數人用現在的文學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