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醇，河南洛陽人。咸豐二年(1852年)二甲十一名進士，授翰林，咸豐十年改授山東道御史。大學士周祖培是他咸豐二年會試時的閱卷Quattroporte，按當時官場的規矩，董元醇就算是周祖培的門生。咸豐十一年(1861)八月初六日，御史董元醇上疏朝廷，以皇帝年幼為理由，請求由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董元醇上奏的第二天，那拉氏召見八大臣，要他們照董元醇所奏傳旨實行，肅順等“勃然抗論"，並聲稱自己"系贊襄皇上，不能聽太后之命"。雙方爭論激烈，以至嚇得小皇帝啼哭不止，"遺溺後衣"。最後，肅順等以祖制無垂簾之禮為辭，駁回董氏建議。

可惜，記載的只有這聊聊數語，作為山東的御史，董元醇因何上疏？政變之後又去向何處？最後是被殺？被貶？還是安全著陸告老還鄉？作為一名政治家，他在風雨飄搖的晚清政壇，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史籍中再無記載。

以發生在1861年的辛酉政變而言，董元醇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

1861年9月10日，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所上《奏請皇太后權理朝政並另簡親王輔政折》，引起了晚晴朝野的滔天巨浪，並最終引發了政壇大海嘯——兩個月之後的“辛酉政變”。

以肅順為首（事實上，實際的班次自然是以親王為首）的顧命八大臣和兩宮皇太后發生聲震殿陛，導致小皇帝嚇尿在太后身上的激烈爭執，就是因為董元醇這個奏摺。

在顧命八大臣的壓力下，董元醇被定了“莠言亂政，罪不可逭”的罪名，發往軍臺效力，但還未及發遣，政變發生，董元醇逃過一劫。

但是之後董元醇只是從從五品的監察御史升遷到正五品的工部給事中，並沒有像人們想象中得到超擢。

之後的董元醇列名以禮親王為首上陳的《遵旨會議皇太后親理大政事宜折》，但在200多人之中只是依照慣例列名，有他不多沒他不少。

1862年1月，董元醇以對小皇帝的師傅任命提出意見為由又上過一個奏摺，裡面故意提到了自己去年的摺子，但是朝廷對此毫無反應。

之後我們只是在1862年看到過和董元醇有關的幾個旨意和奏摺，其中還有一個是對他進行罰俸一年，降一級留任的處分，從此此人再也沒有在史料中出現。

董元醇沒有被重用，和之後戊戌政變後上疏請慈禧太后訓政的楊崇伊沒有被重用十分類似，辛酉政變時掌握一定的軍事實力在京畿附近“昌言將入清君側，肅順等頗忌憚之”的勝保後來也沒有因為這個所謂“功勞”而免於一死，種種都反映出慈禧太后和恭親王作為成熟的政治家頗重視政務執行的規則，並不讓所謂給自己立過功勞的臣下以倖進的機會和盼頭。

認為這是所謂鳥盡弓藏、卸磨殺驢，就不是很準確了，但是如果說這些投機者有些枉做小人，恐怕還是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