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也有很多別的因素，但這是主因

失去了宦官集團的牽制，文官集團一家獨大，壓制的武將人人自危，甚至不惜養寇自重，壓制的皇帝什麼權力也沒有，連收點稅銀都收不上來，也沒有帶給底層百姓什麼福利，種種因素綜合之下，大明終是亡了

女真人的強大，崇禎的失誤等，這些原因大家都知道。不過關於明朝滅亡的原因，東林黨和魏忠賢的黨爭，絕對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其實當時的女真人人數不是很多，根本不足以大敗明朝。清兵入關的時候，人數也只有20萬兵力，這裡面的兵力包括8萬滿人，2萬蒙古人，10萬漢人。這麼少的兵力，當時根本不可能和明朝抗衡。

當時明朝的軍事實力並不弱，王陽明一個人招兵，只花了35天的時間，就剿滅了寧王十多萬的造反軍。面對女真人建立的後金，明朝也不是步步出錯。當年把持朝政的東林黨和魏忠賢，一直互相鬥爭，嚴重消耗了明朝的實力。

關於魏忠賢閹黨和東林黨，一直以來正反觀點都各自有支援黨。有人說魏忠賢等人打擊東林黨，將朝中骨幹全部罷官。將朝廷弄的烏煙瘴氣，導致邊關無人統轄，後金崛起。雖然崇禎幹掉了魏忠賢，但是已經無力迴天。

不過現在關於東林黨，現在又出現了不同的觀點。有的觀點認為東林黨雖然滿口仁義道德，但是其實自己做的事情和魏忠賢相差無幾，都在排除異己，後來更是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東林黨為了自身的利益，經常阻撓正確決策的實施， 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1644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破北京，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鐘。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東林黨，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崇禎帝說：“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一至於此。”只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禎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一棵槐樹上。

在明朝末年，明朝的不論從軍事上還是賦稅上面都超過清朝很多的，可以說皇太極也許只是想出兵獲取一些利益而已。但是明朝內部的農民起義牽制了大量的明軍有生力量，再加上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吳三桂的叛變，使得明朝的整體實力大大受損，這才給清朝滅亡明朝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明朝政治的平衡主要是靠宦官、武官和文官之間相互平衡，但是，經過土木堡大變，武官的體系被完全摧毀。朝廷依靠的實力能考文官以及宦官，一個完美的平衡就這樣沒有了，原本的三足鼎立變化成為了兩黨相爭，於是這樣文官中的東林派系由此崛起，最後勢力皇帝也沒有辦法控制，只能給宦官更大的權力來維持朝廷上的平衡，後期宦官對東林派系進行多次打擊，也是皇上想得到的。

掌控大權後，東林黨人鬧得更歡了，凡是意見和他們不和的，在他們看來就是小人，一定要趕走，只要政治主張不符合他們提出的那兩條，就是敵人，一定要打到，不管這些主張是否利國利民。他們熱衷於鬥爭，不關心國事。熊廷弼因不向他們投誠，在沒有萬曆皇帝保護以後，很快就被東林黨搞下臺，換上袁應泰。袁應泰並沒管過軍事，只是比較聽話。他到了遼東後，放棄熊廷弼守城的策略，他向朝廷上書說應該主動出擊，收復失地，打出明朝的威風。

主政的東林黨人的主要政治主張就是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和廢除礦稅，崇禎登基以後，重用東林黨人，驅逐宦官勢力，這一做法實際上就打破了明朝一直以來內閣文臣和廠衛制度之間的制衡，使得東林黨人權傾朝野，一家獨大。其政策主張大都代表東南的工商業者的利益，漠視底層農民，明神宗之後，在東林黨的力主下，朝廷廢除礦稅，並且大幅度降低海外貿易稅、鹽稅、茶稅等，這就使得朝廷財政收入單一化，在明朝末年危機四伏，龐大的軍費開支的情況下，在鉅額的軍費攤派大量的加在了普通百姓頭上，東南地區較為富庶，增加賦稅對大多數百姓來說影響不大，但西北地區不同，經濟本來就相對貧弱，以農耕為主，這一做法就激起當地農民不滿，在加上西北地區明朝末年天災不斷，最終導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成為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

明朝滅亡的原因有很多，文官集團失去宦官集團的制衡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有人說明朝滅亡是因為除掉了魏忠賢，魏忠賢當政的時候雖然黑暗，但局勢還是沒有失控。而我要說的是，這只是時勢所然，如果魏忠賢當政在崇禎的時代，內憂外患，災難連連的情況下，估計結果不會有什麼分別，甚至更糟糕。

縱觀明末，災荒連連，黨爭不斷，政治黑暗，皇帝懶惰無能，大臣尸位素餐，外有女真崛起，內有農民起義，社會風氣又是每況愈下，完完全全是一副亡國之相。

如果一定要說一個總的原因，我覺得是大明氣數已盡，借李自成的話說就是，“嗟爾明朝，大數已終，嚴刑重斂，民不堪命。”，只是李自成可否想到了自己的失敗？

無下限的貶低明朝文官集團，是一種畸形文化和變異心態，實際上這些人的指向本身並不是明朝文官集團，而是故意顛覆傳統歷史觀，攻擊傳統文化。

這是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國內外的反華勢力的一個長期宣傳戰略網際網路妖風，主要體現為攻擊儒家傳統文化，為歷史上的壞人、漢奸翻案，抹黑歷史英雄形象，宣揚西方文化和社會制度。

妄圖透過這種潛移默化的方式，用一兩代人的時間，徹底顛覆我們的歷史文化和世界觀，滅掉我們的文化傳承，形成價值錯亂，給他們可乘之機。

實際上，任何行動錯誤都是大腦導致的，而不是手腳。如果手腳出現違反規則的狀態，那一定是大腦的胡亂指揮甚至於大腦失控。

明朝之滅亡，根源在皇帝，不能讓文官集團背鍋。無論如何，要說治國理政，飽讀史書、熟知興衰的文官們肯定比不學無術，只知道自私弄權的太監強。

明朝為什麼會成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嚴刑峻法、腐朽黑暗、特務機構無孔不入的王朝？就在於明朝的皇帝一直重用閹宦而疑忌文官士子。

讓兩大權力集團長期鬥爭、內耗，甚至故意製造、挑撥文官集團內部鬥爭才給了皇帝不理政、不上朝、在後宮荒淫修仙的藉口和空閒。不上朝意味著什麼，就是不上班。一個國家掌實權的元首不上班，其國家效率如何可見一斑。明朝能夠堅持那麼久，靠的還是各級行政機構的文官。如果沒有文官，各級行政官員都用太監，你試試看？恐怕不出三年，明朝就亡了。

整個朱明，是徹徹底底的家天下，為什麼朱家天子不喜歡文官？因為文官們奉行“社稷為重君為輕”，而太監信奉一切都是主子的，主子就是自己的命，社稷是主子的家產，子民是主子的奴僕的信念。

在中國大一統王朝中，無論中央集權強弱，歷代皇帝都有社稷為重的思想。所以除明清兩朝外，文官都可以駁回皇帝明顯違反典章的命令，甚至於在朝堂之上與皇帝捨命爭辯。

而到了朱明，皇帝要麼動輒當場打死言官，要麼乾脆不上班，躲在後宮眼不見心不煩。正是明朝對文官的慘烈鎮壓，才讓中國文人的骨氣喪失殆盡，全成阿諛奉承之徒。

到了清朝，由於少數民族統治多民族，落後文明統治先進文明，皇帝需要立威，就更加杜絕朝辯，而搞成了皇帝的一言堂。文武百官口必稱奴才，文人士大夫風骨全無，其實根源還是自明朝起。但是清朝不同於明朝的是，清朝的皇帝都很勤政，每天按時上班，沒有一個不務正業、荒淫嬉戲的皇帝。都有危機意識，以江山社稷為己任。

看看朱元璋的做法，沒有一樁一件不是為了他朱家江山，朱家就是一切，其餘都是草芥。殺人株連，濫用酷刑，從來沒有章法，全憑他一時興起。

是以，明朝亡於朱家自己，宦官集團是他們的幫兇。但是，這樣的王朝早亡早安生，既然是私器，除了朱家子孫，何必為他一家一姓去鳴冤？

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在煤山上臨死前感嘆“若魏忠賢在，時事必不至死。”，似乎告訴大家如果大太監魏忠賢還活著，還有權柄，明朝斷不會亡。其實這是一個誤判。魏忠賢在，也許當時的崇禎或者說明朝暫時還在，但是整個明朝的滅亡不會因為宦官集團的所謂制衡就長期存在。制衡保得了一時，保不了一世！況且這個宦官集團本身也不怎麼樣，其危害也甚重。明朝的滅亡的根本原因還是吏治腐敗對社會生活各個層面造成的慢慢侵蝕，最終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一、先說說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

明朝的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因為胡惟庸案、郭恆案等開始了對文官集團的不信任，其策略是壓制文官集團，最大的改變就是不設丞相，並設定錦衣衛監督百官。但是，後世皇帝不可能像明太祖那樣勤勉，到永樂時就逐漸形成了內閣制。起初內閣是顧問身份，後來地位益受尊崇，初時文官集團內部，內閣與以吏部為首的六部尚能形成制衡，到明世宗中葉，夏言、嚴嵩等人執掌內閣，地位赫然為真正的宰相，基本可以壓制六部。明朝的制度設計，使得即使如張居正等權臣也很難威脅皇權，終明一代，文官集團面對皇權，都是處於任其宰割的地位，這也就導致了文官集團會抱團對抗皇權。文官集團自命清流，掌握著儒家禮教，加之明朝皇帝對文官相對放任，殺伐較少，所以導致明朝文官集團的一個特點“不怕死”或者叫以死“博清名”。所以到明宣宗時期，皇帝開始讓宦官學習知識以限制內閣，出現了第一個壟斷權力的宦官王振。明朝的宦官集團是完全依附皇權的，皇帝也依靠宦官集團對文官集團進行制衡，所以明朝出現很多奇怪的太監職務，什麼司禮監掌印太監、司禮監秉筆太監、鎮守太監、監軍太監等。到了明朝的中晚期，尤其是東林黨人與宦官的爭鬥，上演了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格局，也直接導致了明朝積貧積弱，朝局敗壞。

二、文官集團的害要遠遠大於宦官集團

宦官集團從人數上來說相對文官集團極少，太監的觸角主要是在紫禁城，以及特殊時期或特殊事件時對地方的延伸，比如鎮守太監只是在省級以上部門會設定，監軍也就是在戰時才會派駐，太監有時會以欽差身份到地方納貢。這種延伸從廣度和深度來看，都沒有文官集團的大。帝制時代，由儒家大夫組成的文官集團，是封建國家最大、最重要的利益集團。皇帝透過戰爭獲取皇權後，必須透過文官集團來治理國家，這就導致文官集團掌握了兩大權力：一是行政權。文官集團壟斷了行政系統，可以將觸角深入到州、縣、鄉以至延伸到村，皇帝和宦官集團對帝國的資訊獲取就只能依靠這個行政體系。二是著書立傳的權力。皇帝從小受到的教育和宦官學習的知識基本都是文官集團告訴他們的那一套。尤其時儒家治國時，深宮中長大的小皇帝對“從諫如流、重用賢臣、反躬自省”這一套會深信不疑，認為這樣做了，帝國就能治理好，往往忽視社會生活和人性的複雜性。明太祖朱元璋由於是苦出身，對文官集團的俸祿確實訂立過低，導致郭恆案殺了1.5萬人，這些人也不冤枉，因為他們確實貪汙了，只不過貪汙的標準太低，60兩銀子就能殺頭。但是，反過來說，朱元璋時期的官員薪資標準在當時也是基本夠官員生活了，為什麼他們會為了這一點銀子而甘願冒殺頭危險呢？其實這就是明朝官員的集體腐敗。文官集團控制著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這種情況下，只要有1%的貪官就會慢慢腐蝕整個文官集團，導致堅持原則的官員要麼離開，要麼同流合汙，集體腐敗的文官集團就會將皇帝和內閣的任何利國利民的政策變成掠奪人民血汗的方法，所以任何改革和變法都將無效，對社會生活各個層面造成的慢慢侵蝕，最終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的爭鬥並不是導致明朝滅亡的最大原因，尤其崇禎統治的17年，宦官集團的勢力因魏忠賢的倒臺基本不復存在，明朝在內亂、外患和文官集團的內鬥下走向滅亡，其內亂和外患沒有得到及時有效解決，很大程度上也是拜文官集團所賜。

北京城破之前，崇禎皇帝自殺前曾寫了一份遺詔：“朕涼徳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意思就是將明朝滅亡的原因推到了文官集團身上。

在明朝歷史上，朱元璋、朱棣不要說，都是打天下的皇帝，無論文官還是宦官，哪個敢爭權？到了朱高熾就對大臣們有點太客氣了，開了個不好的頭，以至於文官們敢在大殿上跟皇帝叫板。他兒子朱瞻基時就不得不重用宦官來搞平衡，以便於自己的意見能夠被執行。這個方法雖然有用，但也造成了很多惡果，比如朱祁鎮就因為聽信宦官王振的話，在土木堡被瓦剌活捉了去。

從那以後，縱觀整個明朝，幾乎都是文官集團與宦官集團的爭鬥史。做的比較好的，像嘉靖皇帝、萬曆皇帝，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皇權遊刃於兩者之間，皇帝的座位就穩的很。做的不好的，像崇禎皇帝，一下子把宦官集團滅了，導致文官集團獨大，自己的就陷入了事事處處受掣肘的尷尬位置。

但是，如果沒有文官集團的掣肘，崇禎就能做的更好嗎？我看未必。事實上，文官集團只是對皇權進行了限制，並沒有取代皇權，即便讓崇禎大權獨攬，從他的執政路線和戰略來說，失敗仍然是必然的。

明朝是內閣制，不設宰相，皇帝集權，內閣以首輔為大，幫助皇帝輔佐朝政，皇帝利用內閣相互制衡。

宦官是皇帝身邊的人，便於指揮控制，皇帝依賴宦官管理奏章，內閣需要巴結宦官才能成事，內閣又是百官各派的代言人，朋黨林立互相爭權奪利，相互傾軋。

皇帝、宦官、內閣、百官都在鬥爭，皇帝急眼了就打屁股或殺人，其他各路文臣、宦官就是你和我好，我和你好，你幫我整他，我幫他整你，十年寒窗苦的文官和沒了根的宦官，多是嘰嘰喳喳之輩，不能安邦定國，向張居正的能臣都要聯合宦官馮寶，才能有所作為。

各個朝代都一樣都是爭權奪利，互為幫派需要站隊，需要有個山頭做依靠。皇帝治國需要對立面互毆制衡。宦官不參與了文官內也不是整體一派，也會互相制衡的。

崇禎死前說文臣個個可殺，是崇禎自己不會用人，到頭連個支招的都沒有，最關鍵是京城守備不足以抗敵，你還想唱空城計退敵嗎？諸葛亮唱空城計也是沒招了的下冊，司馬懿也不是真想滅了孔明。文臣空不空談是建立在你崇禎的實力上的。甲午主戰的就是文臣，李鴻章說文臣空談誤國，他媽的什麼邏輯。

天災滅大明，明朝末期天寒地凍，海南島都下雪了，你說有多冷，莊稼都凍沒了，又幹旱無雨，乾旱又招蝗災，還沒完還有傳染病瘟疫發生，民不聊生艱難困苦。

民禍滅大明，民生艱難豪強匪患群起，朝廷要派兵鎮壓，養兵需要錢糧，沉重的稅負又落到百姓身上，結果匪患越剿越多，良民不得活，就變成國家的對立面。

明朝滅亡就是豪傑李自成造反，逼死崇禎滅了大明的嘛！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了解明朝的政治制度，相信看過《大明王朝》的人有這樣的印象，皇帝的御批由司禮監太監掌管，當時嘉靖皇帝閉關修煉期間，基本由這些司禮監太監執掌文書。雖然那個時候有內閣制，領頭的為內閣首輔，但是我們看到他們在司禮監太監前也還是畢恭畢敬的，他們有些話向面聖上，必須透過皇帝身邊的司禮監太監來傳達。這就明確釋放了這樣一個訊號：明朝中後期司禮監太監權勢熏天。

再來看看這一時期的朝中大臣，也就是文官集團們，可以說是你方唱罷我方登臺。我們仍以嘉靖年間（1522-1566年）為例，因為這一時期正直明朝由盛轉衰時期，社會各種矛盾積聚，包括後來的萬曆皇帝（1573-1620年）時期是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時期。嘉靖十八年（1539年）大臣夏言被擢為首輔，其後逐漸失寵。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夏言因支援收復河套，再遭嚴嵩誣陷，終被棄市處死。夏言之後是嚴嵩出任內閣首輔，我們知道歷史上的嚴嵩是個權臣，拉幫結派，剷除異己。嚴嵩革職之後遭到清算，繼任的是徐玠，再有李春芳、高拱、張居正，這已經就是到萬曆時期了。鐵打的內閣制，流水的內閣首輔。這期間多少明爭暗鬥，多少犧牲品。明朝中後期朝臣之間的內鬥，朝臣與宦官之間的鬥爭，皇帝與下屬宦官及大臣之間的猜忌等，構成了大明朝複雜多變的宮廷政治。

回到問題，明朝的滅亡是何緣由。按照現在的歷史歸納的一個朝代的滅亡不外乎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政治上的腐敗，皇帝的昏庸無能。關於明朝末皇帝崇禎，有人對他還是評價蠻高的，說是個勤儉、勵精圖治的皇帝，無奈時運不好，接手了一個風雨飄搖、搖搖欲墜的大明朝。姑且拋掉客觀因素，主觀上即使崇禎有開國皇帝之才也難以迴天，請看原因二。

二是每個朝代末期幾乎都是遍地的農民起義，明朝末年情況更復雜些，北有女真族崛起，南方、西北又各地的農民起義，如李自成、張獻忠。朝廷自然是難以應對，加上選人用人不當以致錯失時機，引兵入京。

三是有史料記載的明朝末期京城遇上的瘟疫，間接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因此，不管是文官集團和宦官內鬥也好，農民起義也好，一個朝代的末期往往是矛盾最尖銳的時候，所謂積重難返啊，它的滅亡是多方面的原因。

但最主要的還是迴歸到我們說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不適應了，自然生產關係要變一變，怎麼變，那就改朝換代倍唄！

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在於：

一、朝廷內部原因。

1.皇帝昏庸無能。從萬曆皇帝起就已經開始買下隱患，這位皇帝在位48年，但長達30年不上朝。在萬曆帝的長期怠工影響下，原本豐厚的大明朝終於被徹底掏空。下一任皇帝明熹宗熱衷於做木匠，導致大明朝從破落走向更加落敗。到崇禎皇帝手裡已經基本無力迴天。

2.官場腐敗。權貴階層仗著自己的權勢，從底層農民手中巧取豪奪，強佔土地。權貴透過各種職權免於向國家繳稅，從而使國家財政大幅減少。為了彌補財政朝廷透過強硬手段給下面增加稅收任務。導致民不聊生揭竿而起。

3.宦官專權。明朝中後期接位的多是小皇帝，從而導致宦官有可趁之機，把握大權，甚至有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殘暴，荒淫，殺忠臣，刮民膏。

4.無可戰之師。明朝後期裝備差，紀律差，統帥也多是無才能之輩。根本就不是闖王及大清的對手。

5.崇禎皇帝個人性格原因。崇禎帝有治天下之心，卻沒有治天下之力。生性多疑，剛愎自用，致使很對有才能的人得不到實用，軍事部署不當，最終導致國家滅亡。

其餘外部原因看：1.天災人禍。2.農民起義軍力量過於強大。3.滿清強大，牽制了明軍主要力量等也同時削弱了明朝的力量。

明確的說，是的。

政治就是平衡術，要保持幾方勢力的平衡，平衡一旦被打破，產生的後果就是：優勢的一方不斷擴大優勢，四面出擊，不斷打擊其他勢力，最終一家獨大，掌握局勢。此時，尾大不掉，皇權就岌岌可危了。

其實，明朝的政治平衡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功臣集團和文官集團的平衡，第二階段是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的平衡，第三階段是文官集團一黨獨大。

我們都知道，第一個階段出現的原因是為了遏制功臣集團，而扶持文官集團，導致文官集團實力大增。第三個階段出現的原因是崇禎皇帝誅殺魏忠賢，打擊宦官集團，導致宦官集團一蹶不振。

那麼，第二階段，也就是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之間的平衡是如何產生的呢？

這要從一次慘烈的戰爭說起。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率軍北上阻擊瓦剌，於張家口懷來縣土木堡兵敗被俘的歷史事件稱之為“土木之變”、“土木堡之禍”。

皇帝御駕親征，本來是為了顯示皇威，樹立皇帝威信，結果竟慘遭俘虜，差點造成大明王朝的覆滅。

可是大家知道嗎，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竟是一個太監。更奇葩的是，戰爭失敗的直接原因竟是這個太監想在回軍途中回家鄉看看，率領大軍繞道而行，延誤了時間，結果被瓦剌騎兵追上暴打。

事情是這樣的。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二月，漠西蒙古瓦剌部也先太師遣使團2000餘人進京貢馬。此行一方面，使團謊報人數借以邀賞，為明廷查知、拒絕；另一方面，使團賄賂明朝官員，請求與明朝通婚，官員未稟擅許，後為明中央拒絕。

求婚遭拒、邀賞失敗，也先聞報勃然大怒，率軍分路南下，直撲京師，“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京師告急。

英宗聞知，在宦官王振鼓動下，不顧朝臣鄺埜、王直、于謙等“六師不宜輕出”的諫言，率軍50萬御駕親征，欲與瓦剌一爭雄長，建萬世之功。

英宗率50萬大軍行至大同，忽報也先為誘兵深入，故意北撤。王振貪功心切，得報後竟誘惑英宗繼續北上，後聞前線兵敗，慌忙撤軍。

英宗鑾駕回軍途中，王振為了能夠途徑自己的家鄉蔚州，堅持請英宗繞了遠路。蔚州在現在的張家口附近，其實離長城已經很近了，如果當時加快行軍速度，從居庸關進入長城以西，就安全了。但後來王振擔心英宗鑾駕毀壞其家鄉的田園莊稼，因此又多次改變行軍路線，以至於延誤行軍時機。

當時，兵部尚書鄺埜隨軍聽用，一再上疏勸英宗入居庸關以保安全，皆為王振所阻。大軍至土木堡，也先騎兵追至，將土木堡團團包圍。土木堡南有河，但堡內乾旱、缺水，明軍被圍於堡內，斷水，三軍大渴。時，也先假意向明廷示好，欲與英宗言和，英宗、王振信以為真。王振即令三軍移營就水，也先趁機率軍掩殺，明軍措手不及，英宗被擒，王振於亂軍中被明將樊忠所殺，樊忠等將殉國。

經此戰役，隨行明軍中傷居半，三大營將士傷損殆盡，文武官員亦死傷數十人，損失馬匹二十萬頭，衣甲器械輜重損失無數，明帝國至此中衰。

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是明帝國中央軍遭遇的第一場慘敗，是自仁宣二朝以來守文虛外，不事戎馬的必然結果，也與自永樂朝以來宦官勢力的崛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土木堡之變以前，明帝國處於仁宣之治後的全盛之天下，但戰後明帝國軍事、經濟實力遭受重創，再無昔日榮光。

邊防政策由往日的主動進攻轉向被動防守，直至成化年間形成著名的九邊重鎮防禦體系

對於大明朝的政治來說，更為深遠的影響是：明帝國高層中的開國勳貴集團和靖難功臣集團於土木堡之變中被蒙古軍屠戮殆盡，朝中再無能與文官集團制衡的中堅勢力，導致英宗之後的諸帝不得不放手起用宦官，與文官集團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