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亂”起因與結果。

這完全是西晉統治集團內部各個階層強勢角力的結果，從元康元年（291年）起至光熙元年（306年），共持續16年。而且，參與這場動亂的王不只八個，但八王為主要參與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東海王司馬越等八王。

西晉，公元280年，晉武帝滅掉孫吳政權，這是自東漢末年四分五裂之後，古代中國的又一次統一。好景不長，到了公元290年，晉武帝病逝，晉惠帝即位，就在他登基後的第二年發生了迅速瓦解西晉統治的“八王之亂”。其禍根就是是晉初分封藩王導致的。事件雖然爆發於晉惠帝即位後的第二年，但多種不安定因素早在晉武帝統治時期就已有苗頭。

西晉行政劃分實行州、郡、縣三級制，此外，還大肆分封了好多諸侯王，確定他們的封地。當時全國共劃分了19個州，下轄郡、王國共173個，這其中，光王國就佔了57個。這些王國的大小不一，其政治實力和軍事權力也不一。各藩王各領屬地交由地方長官管理，自己則坐鎮京城。

到了滅東吳前，晉武帝不知道怎麼想的，讓這些個藩王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國，直接負責治理自己的封地。各國大小不一，自然實力不一，引發了各封國間的惡性競爭與互相攀比。在後來的滅吳戰爭中，各地藩王勢力還未有多大影響。當時主要是外戚掌握著指揮大權，伐敵的主力則是門閥世族和士大夫階層。滅吳以後，晉武帝開始縱情享樂，大肆封賞功臣，調整現行統治政治狀態，改變軍政權力的分佈方式。自此，藩王們從地方行政長官、軍事首領全面進入了中央統治權力中樞，強勢把持西晉中央和地方、政治和軍事大權的政治態勢開始出現。

而且這種情況，直到晉武帝臨死前，還不忘臨終權力調整，繼續佈局身後的人事安排，還新分封多個藩王，強化藩王勢力。據說，他之所以這樣做，也是為了更好的實現權力制衡，畢竟太子的能力堪憂，他打算以外戚力量保護惠帝，可又擔心外戚專權，於是，藩王們成為他所倚重的重要牽制力量。

於是，統治集團中形成了晉惠帝、外戚（太傅楊駿為代表）、後黨（皇后賈南風為首）、藩王以及門閥世族等五股勢力。據歷史記載，“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荀）勖及和嶠往觀之。”晉惠帝這智商和能力也確實讓人著急，自從被立為太子就陷入了任人擺佈的鬥爭，更談不上能約束、阻止哪股勢力的惡性膨脹。到了晉惠帝初年，外戚勢力與後黨集團的爭鬥達到了白熱化狀態，外戚掌握著朝中軍政大權，後黨控制著惠帝詔令大權，雙方間的矛盾衝突圍繞著奪取君主實際控制權展開。

而這時的藩王勢力也日趨強大，封國不僅是他們的獨立王國，而且還控制著整個西晉王朝的邊關軍事要地。如果說對藩王的控制在晉武帝時期還有所效果的話，那到了愚昧無知的晉惠帝時期，卻是完全無能為力，只能任其發展了。

最初是以賈南風為首的後黨集團，他們聯合藩王勢力，向以楊駿為首的外戚集團發起了進攻。而這時的藩王勢力咄咄逼人，早就覬覦朝中大權，藉著賈南風的召喚，介入爭鬥，永平元年（291年）後黨集團與楚王司馬瑋合謀，發動政變，殺死楊駿，徹底清除楊氏外戚集團，一大批藩王得以進入西晉中央政權，政權落在汝南王司馬亮和元老衛瓘手中。此時，統治集團內部的藩王、後黨和官僚士大夫三股勢力暫時平分秋色，但賈后政治野心未能實現。不過，很快朝中的政治生態又惡化了，當年六月，賈后又使楚王司馬瑋殺死汝南王司馬亮，然後又反誣楚王司馬瑋矯詔擅殺大臣，把將司馬瑋處死。

剛剛進入中樞的藩王們圍繞著權力分配，勾心鬥角，還沒來得及著手廢后，他們之間就開始出手傾軋了，反而被賈后所利用，最終，一度在後黨的打擊下，暫時偃旗息鼓。此後，新的藩王領頭人物趙王倫也不得不放低身段，朝中的官僚士大夫們也與後黨聯手，想方設法阻止藩王們再入主中樞。

藩王勢力也在坐等時機到來。而這個時機就是賈南風廢太子事件。據記載，晉惠帝太子司馬遹不是賈南風所生，後與賈氏結怨，最終，司馬遹被其設計陷害，先廢為庶人，後被害身亡。這一舉動成了趙王司馬倫討伐賈南風的藉口，司馬倫先是假造詔書，以謀害太子的罪名要廢掉賈南風，這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援。在誅殺賈后黨羽和張華等人後自領相國位，司馬倫獨攬大權，元康十年（300年），賈后被毒殺。藩王勢力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後黨集團徹底失敗。

不久，司馬倫逼晉惠帝退位，自立為帝，改元建始。據記載“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 ”此後，齊王司馬冏、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司馬穎紛紛起兵討伐趙王司馬倫，一場最終致使西晉政權徹底毀滅的“八王之亂”開始了。直到，光熙元年（306年），東海王司馬越迎惠帝回洛陽，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相繼為其所殺，大權落入司馬越手中，八王之亂到此終結。

八王之亂後，五胡得入侵。

中原發生八王之亂以後，諸王相繼敗亡，生靈塗炭，社會經濟嚴重破壞，整個西晉的力量消耗殆盡，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頻發。地處北方的這些少數民族匈奴、鮮卑、氐、羯、羌等進入中原，最終於建興四年（316年）滅亡西晉，陸續建立數個非漢族政權，史稱為“五胡亂華”或“五胡之亂”。時間一般從西晉滅亡（316年）開始算起，一直到鮮卑北魏統一北方（439年）。

其實，從東漢時期以來，中國西部和北部周邊的各少數民族就開始不斷地越過長城向內地遷徙。其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是由於此前漢朝的軍事征服以及為彌補中原兵力和勞力不足而對各少數民族的招誘。另一方面，有學術觀點認為是氣候變遷及地理因素。原來在長城以外，由於天氣乾燥，一向只能畜牧；反之，長城以南則較宜農耕發展。然漢末魏晉時，北方出現了一次“小冰期”，氣候變得寒冷。本宜於農耕的華北地區，轉為適合遊牧生活；而遊牧民族原居之處，卻不宜居住，因此，胡人大量南下覓生計。

到了西晉統治時期，中國北部、東部和西部，尤其是幷州和關中一帶的少數民族，在漢族的影響下，逐漸由遊牧轉向農業定居，胡漢文化相互影響滲透。但在交融的同時，胡漢之間也存在一定的民族和階級矛盾，例如幷州的匈奴人成了漢人的奴婢，而不少漢人也相繼淪為胡人奴婢。期間，周邊各少數民族勢力的也一直在消長變化中。而此時，西晉內部卻還在那裡扯犢子呢，八王之亂正當其中。

到了公元304年冬天，氐族人李雄佔領成都，自稱“成都王”，史稱成漢。匈奴貴族劉淵起兵於離石，史稱前趙（八王之亂時自稱漢王，建立漢國，後被劉曜改為國號為趙），這被視為是五胡建國的開始。公元311年（永嘉五年）四月，劉淵之子劉聰的兵馬攻破洛陽，縱容部下搶掠，俘虜了晉懷帝，殺太子、宗室、官員及士兵百姓三萬多人，並大肆發掘陵墓、焚燬宮殿，史稱“永嘉之禍”或“永嘉之亂”。公元313年，懷帝侄子司馬業在長安登基，是為晉愍帝，結果到了316年，前趙劉曜攻破長安，將其俘虜，317年將其殺害，歷時五十一年的西晉滅亡。是年，由西晉宗室司馬睿在建康（現南京）重建晉廷，為晉元帝，史稱東晉。

據統計，此後，一百餘年間，北方各少數民族及漢人在華北地區建立的大小國家達數十個，其中存在時間較長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有五胡十六國。後來，北方被前秦統一，中國呈現出前南北朝特徵

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八王之亂是什麼:八王之亂是發生於西晉時期的一場皇族成員為爭奪中央政權而引發的內亂。而八王之亂的原因竟然是一名女子引起的:皇后賈南風乾政引起的！對我們的歷史影響可大了呢！歷史影響如下:

1.縱觀歷史長河，中原的大門被開啟就是八王之亂導致的，八萬之亂後導致了西晉王朝嚴重的衰敗，全國綜合國力下降嚴重，古今多少事，從來沒有哪個朝代皇族內亂達16年之久，直接造成了經濟的嚴重衰敗，國家的直接滅亡，中原無能力起到朝代更替的能力，中原的大門便被開啟。

2.八王之亂給了北方各遊牧部族機會，給五胡之亂提供了契機，也導致開啟了接下來三百多年的動亂，也就是十六國時代。

3.八王之亂引來了五胡之亂，也造成了民族之間的融合，開啟了中原血統增加，也開啟了中原多民族模式，大聚居，小聚居同時進行，遊牧民族也傳來了各種生活方式和習性的融合，中原民族的習性也開啟了向邊外擴散。

4.八王之亂帶來的危機也是差點導致中原文化和血緣的斷絕，五胡亂華三百多年，基本影響了民眾的根基，也導致了經濟和發展中心南遷，使得南方越來越得到開發的力量，南方也逐漸

從八王之亂到隋朝建立近三百年間，整個中國特別是北方，戰亂不斷，漢族和其它各民族也不斷融合，最終以“五胡”為代表的少數民族融入漢族作為結局。雖然漢族仍然是整個中國的主體民族，但由於這次民族融合具體環境和條件與以前有很大的差別，融合之後的漢民族人口組成結構發生了變化，導致了漢民族的心理因素隨之發生了變化。

西晉長期以來中央的權力結構是宗王——功臣集團——門閥，由於在咸寧二年武帝病重引發的齊獻王司馬攸奪嫡事件中功臣集團和宗王都有倒向齊王的趨勢，使得武帝不得不改變了政治結構，一方面引入外戚楊氏作為新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逼迫功臣集團的代表賈氏與太子結親，將其也同樣轉化為外戚。太康元年之後，西晉的中央權力結構就變為了外戚——宗室——門閥。

外戚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勢力，它的權力來自於皇權，一旦失去倚仗的皇權，外戚這個身份本身不足以掌握最高權力，所以武帝彌留時楊駿矯詔自封錄尚書事，就是為了穩固自己的權力。

但是楊駿是在平吳之後才開始登上西晉的最高政治舞臺的，到太康十年武帝去世時也不過九年多，在朝中並無根基，隨著惠帝即位，新的外戚賈氏取代他是必然的。 八王之亂（291年-306年）是發生於中國西晉時期的一場因皇族爭奪中央政權引發的內亂。公元265年，晉武帝恢復了古代的分封制，卻種下了禍根。晉武帝死後，晉惠帝無能力治理朝政，皇后賈南風乾政弄權引發引起八王爭權奪利。最終，晉朝大權最終落入司馬越手中，“八王之亂”至此結束。 八王之亂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皇族內亂之一，使當時的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加劇了西晉的統治危機，成為西晉迅速滅亡的重要因素。

八王之亂的“八王”，指的是西晉皇族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義、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東海王司馬越等八人，他們先後掌握或覬覦國家大權，又先後被殺或死於非命，並最終釀成了西晉王朝的滅亡，中國也由此進入長達近三百年的、最黑暗的南北朝時期。而導致這一切的原因，正是西晉建立者晉武帝司馬炎。　　

八王之亂為何爆發？

　　司馬炎接受曹魏政權禪讓，建立晉朝，有感於曹魏政權抑制宗室、而被自己所取代的遭遇，在晉朝建立之初就大封宗室子弟為王，並且允許王國設定自己的軍隊，取消州郡的常備武裝。他還陸續用諸王統帥中央兵馬鎮守荊、揚、關中等要害地區，逐漸替換異姓方鎮，以為這樣，可保大晉朝江山永固。沒有想到在他死後，由於繼任的晉惠帝司馬衷是個白痴，缺乏統治國家的能力，政權落入權臣、惠帝的外祖父楊駿之手。

　　楊駿在女兒太后楊芷的支援下，獨霸朝綱，排擠汝南王司馬亮到許昌鎮守，引起宗室諸王不滿。而皇后賈南風，秉性酷虐暴戾，又淫蕩放肆，也想把持朝政，於是就趁此時機在永平元年[291年]密召都督荊州軍事的楚王司馬瑋入京，讓他與都督揚州軍事的淮南王司馬允配合，利用掌握禁軍的東安公司馬鯀的力量，一舉殺掉楊駿，並逼死太后楊芷。

　　楊駿死後，汝南王司馬亮按照晉武帝遺詔回到京城，和元老重臣衛瓘一起輔政。司馬亮和衛瓘為了保持個人權利，在利用小恩小惠收買朝臣的同時，就逐步剷除在剿滅楊駿時湧現的新貴宗室東安公和楚王等人，引起新貴們和皇后賈南風的嫉恨，於是賈南風先暗地唆使惠帝指使楚王殺死司馬亮和衛瓘，然後再以“矯詔”罪名除掉楚王司馬瑋，這樣朝政大權就完全落在賈后之手。

　　得到權勢的皇后賈南風恣意妄為，一方面因為淫亂後宮，臭名遠播;另一方面又設計除掉太子司馬遹，且妄圖以妹妹賈午的兒子假冒自己的兒子，達到永久篡奪晉朝江山的目的。但因為貪圖賄賂而任用了所謂年老無能的趙王。而趙王也是個野心膨脹的人，他利用太子司馬遹餘黨對賈南風的痛恨，在元康六年[296年]偷偷利用掌握禁軍的便利發動政變，廢掉賈南風，賈南風最終被用金屑酒毒死。

　　趙王司馬倫掌握朝政後，大肆任用親信，誅殺異己，招致朝臣人人自危，又在永寧元年[301年]廢掉惠帝司馬衷自己做了皇帝。同年，齊王司馬迥[鎮守許昌]、成都王司馬穎[鎮守鄴城]、河間王司馬顒[鎮守關中]等起兵討伐趙王司馬倫。從此方鎮軍參加內戰，戰場從洛陽、長安延伸到黃河南北的廣大地區。結果趙王司馬倫被殺，惠帝復位。朝政被依靠軍事實力佔據京城的齊王司馬冏掌握。

　　齊王當政後，大肆任用親黨，排斥異己，而又奢侈腐化，這就與同樣覬覦朝政的河間王司馬顒產生了深刻的矛盾。河間王就聯合同樣失勢的成都王司馬穎一起聲討齊王罪行，並故意挑動京城動亂，以誘使齊王殺長沙王司馬義的詭計，企圖找到除掉齊王的藉口，從而攻進京城，殺掉齊王。但事與願違，雖然齊王被殺，但朝政卻被實力較弱、但近水樓臺的長沙王司馬義掌握。

　　長沙王雖然小心翼翼治理朝政，但還是被沒有達到目的的河間王司馬顒找到藉口，於是河間王再次聯合成都王司馬穎，起兵直指京城。戰爭的曠日持久最終引發京城內亂，司馬義被東海王司馬越策動反叛的殿中將領拘捕，並被東海王司馬越用借刀殺人之計，交由河間王部將張方以殘忍的火刑所殺。而兩支叛軍也因為失去起兵藉口退回各人老巢。

　　由於不斷遙控朝政，引發皇帝和朝臣反對，掌權的東海王司馬越等人就鼓譟惠帝親征成都王司馬穎，結果卻在蕩陰之役中被成都王司馬穎戰敗，惠帝被俘，東海王敗逃。

　　成都王司馬穎掌握政權後，軟禁皇帝，誅殺異己，卻對於安定天下缺少良策，並引發幽州都督王浚叛亂。王浚拉攏兇悍的烏桓、鮮卑兵參戰，攻破了成都王的鄴城老巢，成都王只好帶著皇帝一起狼狽逃回京城，但中途卻落入了河間王部將張方之手，張方劫持皇帝和成都王司馬穎遷都長安，惠帝又落入河間王司馬顒魔爪。不久後，河間王被東海王所率領的山東諸侯聯軍戰敗，自己老巢長安被攻破，惠帝得以重返洛陽。孤立無望的河間王只好接受東海王司馬越的假意邀請，離開長安回洛陽，但行至半路父子三人都被預先埋伏的東海王的親信勒死，而成都王司馬穎也因為與山東諸侯交惡，又進退失據，被范陽王司馬虓的部將劉輿殺掉，朝政再次回到東海王之手。

　　光熙元年[306年]，惠帝中毒而死，皇太弟司馬熾被立為皇帝。但此時內戰已經延續十六年之久，各軍燒殺洗劫，使北方生產受到極大破壞，人民受到極大痛苦。西晉的統治力量也已消耗殆盡，而西方和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卻先後興起，西晉最終在公元三一六年被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國滅掉

更重要的是，這次戰亂所引發的“五胡亂華”給中原漢族帶來了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還對漢民族的人口結構、心理素質和民族自信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我們知道，漢民族的前身是居住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古華夏部落聯盟，經歷了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各個歷史時期兩千多年的演化，透過戰爭或交往逐漸融合、吸收周邊各部族，至西漢中期正式定名的。需要強調的是，在這一演化過程中，中原漢族始終居於主導地位，每次融合都是漢族主動以巨大的人口優勢吸收其它部族，被融合或吸收的其它民族基本上都是學習、接受漢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產生活方式，又經過長時期的雜居共處，逐漸融入漢族，最終成為漢民族的一部分。經過多次的民族融合，漢族人口基數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至西漢末期總人口達五千萬以上，那時就已經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但八王之亂以後被歷史書上稱為“民族大融合”的五胡亂華時期卻和在此之前的民族融合有著天壤之別。

首先是八王之亂嚴重破壞了中原地區的生產力，大批漢族人死亡或逃亡，致使漢族人口占社會總人口比例大大降低。據史料記載，八王之亂爆發前，西晉總人口約為三千萬，北方發達地區(以洛陽、長安為中心)超過兩千多萬，其中大部分為漢族，但少數民族人口也不少。史書上說 “關中百萬戶，胡人居其半”，據此推算，北方少數民族(主要是被稱為“五胡”的匈奴、鮮卑、羯、氐、羌這五個少數民族)應有五百萬人左右。這麼多的少數民族人口，至少需要在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和平環境下才能完全融合為漢民族的一部分，但八王之亂的爆發徹底打亂了這一程序

。

戰亂之後，北方的剩下的漢族人口也只有一千萬左右，和內遷的不數民族相比已沒有多少優勢，更重要的是，經過戰亂，漢族的力量受到了嚴重的削弱，為少數民族中野心家創造了霸佔中原的機會，給後來的“五胡亂華”和民族大屠殺埋下了禍根。

從匈奴劉淵建立政權到北魏統一北方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裡，進入中原的各少數民族及漢族相互攻殺，損失都很大，其中以北方漢族損失最大。有資料稱在石勒(羯人)統治時期，北方漢族只剩下約四百萬人，所佔比例已低於北方的“五胡”，成為名副其實的少數民族，在這之後雖然經歷了北朝近二百年的痛苦“融合”，而這種是在漢族人口不佔優勢的情況下進行的，並且主要依靠漢族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融合時間又短，還基本不具備民族融合所需的和平環境，融合的程序極不順利，後遺症也比較多。所以，到隋朝建立，北方最後一個較有規模的少數民族——鮮卑消失為止，雖然漢族又成為北方地區的主體民族，但漢族本身人口結構卻和八王之亂前有了巨大的變化。

與此時同時，因戰亂遷移到南方的漢族也與當地的百越等少數民族進行了融合，相北方情況相似，遷入的漢族人在數量並不佔絕對優勢，融合的動力也主要來自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但環境相對和平，過程也相對順利。

從八王之亂到隋朝建立近三百年間，整個中國特別是北方，戰亂不斷，漢族和其它各民族也不斷融合，最終以“五胡”為代表的少數民族融入漢族作為結局。雖然漢族仍然是整個中國的主體民族，但由於這次民族融合具體環境和條件與以前有很大的差別，融合之後的漢民族人口組成結構發生了變化，導致了漢民族的心理因素隨之發生了變化。

晉武帝司馬炎統一全國建立西晉王朝後，充分吸取了曹魏政權被篡奪的教訓，同時為了制衡世家大族的勢力，學習漢高祖劉邦大肆分封同姓諸侯王。司馬炎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平衡各方勢力，以達到鞏固司馬家天下的目的。但是司馬炎的失誤之處在於沒有有效的對這些同姓諸侯王的實力進行限制，反而把地方的軍政財政大權交到了這些諸侯王手中。

晉武帝司馬炎去世之後，繼位的司馬衷弱智無能，大權旁落到妖后賈南風手中。內心極度扭曲的賈南風硬生生的打破了司馬炎佈局的權力平衡。她不僅誅滅了楊氏家族，更是謀害了晉惠帝司馬衷。此時司馬氏諸王個個野心膨脹，毫無大局觀念相互攻伐。當初司馬炎期望的維護司馬家天下的局面並沒有出現，反而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得爭著做皇帝。

持續數年的八王之亂摧毀了西晉王朝賴以統治的根基，中原王朝的實力受到了嚴重的削弱。從而給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以可乘之機，直接導致了後來的五胡亂華，西晉王朝也因此而滅亡。

因為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西晉王朝的短暫統一併沒有真正結束東漢末年以來的亂世局面，反而將天下至於更為混亂的亂世局面，開啟了南北朝大分裂時代。綜上所述，正是因為八王之亂而導致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將當時的中原大地重新置於生靈塗炭的局面。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魏晉南北朝大分裂時代正式開啟了。

八王之亂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民族融合的起源，長達十六年的亂事隨後而來的五胡亂華，將秦漢三國時期被排斥在長城之外的少數民族引入了中原王朝，並由此產生了一次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大融合（當然這融合是靠著鐵與血得來）。

關於八王之亂的歷史原因，唐朝房玄齡多以司馬炎安排繼位者不妥為由，將一個晉惠帝司馬衷推上了風口浪尖：

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闇。豈明神喪其精魄，武皇不知子也。

可是千古以來，天下都不是一人之天下，雖然西晉有分封諸王、惠帝昏庸的情況，可是同樣的情況漢朝也有，漢初所封諸王的權力比起西晉還要大上數倍，而且同樣都碰上了皇帝不怎麼管事的時候，可漢朝有梁王劉武、朱虛侯劉章等撥亂反正，可西晉卻是個個王爺都想在江山裡分一杯羹，這其中的原因細究起來，卻是不能單純地把罪過歸咎於皇帝身上。

不同於歷代新興王朝的繁榮，西晉朝的腐敗情況極度嚴重

公元280年，晉武帝司馬炎統一了自漢末以來亂了將近一百年的三國亂世，並在當年結合了自東漢時期的租調製，頒佈佔田制，規定全國男子佔田七十畝，女子佔田三十畝，男子中十六歲以上的交稅田為五十畝，女子交稅田二十畝，而十六歲以下的交稅田二十五畝，女子不交，每畝地交稅慄四斛，比曹魏時期的賦稅要多上一倍之多。

可是賦稅多了，但由於西晉朝所佔土地也比曹魏要多好幾倍（三國時期幾個地盤較大的州都在蜀漢、東吳手上），而且男女除了課田需要交稅之外，其餘的土地就是屬於自己的了。以十六歲的男子來說，除了五十畝地需要交稅之外，剩下的二十畝地所種的糧食都是屬於自己的，還可以種桑種植，做外快什麼的，所以總的來說是惠民的。

而且對於富戶和普通農民，朝廷也有不同的政策，總結來說就是“按照階級不同，多土地的、家裡有錢的多交，少土地的、家裡沒錢的少交”，此外由於國家初定，朝廷用來抵禦內外部的軍隊也得以裁減，僅太康元年，司馬炎就下令裁減軍隊三十萬，這極大的節省了軍費開支，也讓南方那些有田無主的土地得到了新的主人，一開源一節流，所以司馬炎統一不久後就有了神速發展的“太康之治”。可是隨著腰包裡的錢多，朝廷上逐漸興起了一股腐敗之風，而司馬炎對此情況心知肚明，可他並不加以制止之下，反而是縱容、無視腐敗，甚至於連自己也貪汙了起來。

賣官鬻爵是每個王朝末期都有的弊端，像東漢靈帝、清末慈禧都有過這樣的情況，可是如此的亡國之像卻偏偏出現在西晉時期；在滅吳統一之後，司馬炎在南郊祭天告知祖先統一大業，祭祀完成後突然感慨了一下，問司隸校尉劉毅說：“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就是說司馬炎自己能和漢朝哪位皇帝相媲美呢？結果劉毅這個鐵憨憨直言不諱，說司馬炎只配於漢桓帝、漢靈帝相比，說桓靈二帝賣官，所得的錢進入國庫，而司馬炎賣官，錢卻流入自己的口袋裡，而司馬炎聽後一笑置之。

這事多被史學界說成是司馬炎寬宏大量，國家有直臣敢諫的表現，可是仔細一想，司馬炎未免貪得無厭了，已經統一了還有王朝盛世，可他貪多，連自己的錢包都要塞得滿滿的。

作為一個皇帝，其舉止投足都是天下人的表率，司馬炎雖然沒有惱怒劉毅壞了自己的好心情，可他也沒有做出任何改變，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連皇帝都貪了，何況是官員，而司馬炎對劉毅這些敢說敢罵的直臣的建議，多是左耳入右耳出，就這樣的局面，就算魏徵、包拯在世也挽救不了。

全國貪汙之下，受到影響最大的就是百姓，可是那些靠著司馬炎成長起來的世家大族，也從這貪汙腐化之中吸取了養分，和各地諸侯王結合起來，並不斷成長

由於司馬家是靠士族起家的，司馬炎更是在士族的支援下都得以建立西晉，所以司馬炎對士族是十分縱容的，一般就算有罪，只要不是謀反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過去了，就連他們已經腐敗到爛了也是不聞不問，甚至在著名的“王石鬥富”中，司馬炎還摻上了一腳，把自己家的珍藏借給王愷，讓他去和石崇鬥，自己就當看戲一樣地看，好不熱鬧。

可這時，在全國一片貪汙的情況下，土地兼併也越來越嚴重，佔田制裡原該分配給百姓的土地全數被世家大族們吞併，沒田可耕又得負擔重稅的百姓只好逃走，如此一來自然造成了無田可耕的情況，而奢豪已成習慣計程車族和朝廷又不可能去改變自己的生活。蛋糕就這麼大，一方面是朝廷花錢如流水，一方面則是下層百姓紛紛罷工，西晉朝一無法開源、二無法節流，於是就造成了一個歷代王朝都會有的大問題：黨爭。

西晉士族的黨爭又不同於歷代，一般黨爭多是因為政見不同而爭，可西晉的黨爭卻是要透過鬥爭，由一個士族把另外一個計程車族拉下馬，以免他們分薄了自己所享有的利益。而為了黨爭能夠順利進行，除了得到皇帝同意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司馬炎分封的那些諸侯王。

鑑於曹魏時沒立諸侯王，而導致最後司馬代魏時無法出現漢朝那樣恢復江山的情況，司馬炎滅吳之後，一口氣封了二十七個諸侯王，並規定其兵力，派遣刺史監督等，剛開始確實能起到制衡諸侯王的作用；我們知道：士族之稱多是帶有地緣性的，比如潁川陳氏、琅琊諸葛氏等等，這就表明了：士族的主要基礎不在朝廷，而在於地方。而司馬炎所分封的諸侯王主要也是在於世家大族的地盤上，此舉是為了借諸侯王來壓制士族的發展；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士族的基礎雖然在諸侯王的監管之下，但到後來，士族們逐漸和諸侯王聯姻，和諸侯王拉近了關係。正所謂現官不入現管，士族們也清楚自己的力量是要依靠自己家鄉的諸侯王才行的，所以他們也必須為自己的頂頭上司爭取更多的利益；到最後諸侯王靠著士族的支援，勢力越來越強大，逐漸自成一派，到最後還能自選幕僚，加上士族的支援，朝廷所派來的官員已形同虛設了，二十七個諸侯王，實際上就和二十七個獨立王國一樣。而為了報答士族，諸侯王們也得想方設法地把其他地區的諸侯王和士族拉下馬，以保全自己集團的利益。

以八王之亂為例，最先開始的趙王司馬倫，他在趙國依靠著寒士孫秀出謀劃策，在朝廷裡則有士族張林（三國張燕後代）、張衡等人接應，最後得以誅殺諸賈，借司馬衷的手立自己為大都督、相國，甚至最後逼迫司馬衷退位，自立為帝，趙王系就此冒頭，開始執政朝政，期間還發生過樑王派系的司馬肜（受封預謀造反的情況，弘農楊氏出身的楊淮密謀立司馬肜為帝，被司馬倫排擠出朝廷。

司馬倫登基僅兩個月後，許昌的齊王司馬囧、成都王司馬潁、河間王司馬顒、長沙王司馬乂、新野王司馬歆五王起兵，很快又把司馬倫擼了下來，其後司馬囧、司馬潁、司馬顒三王內亂，長沙王司馬乂坐享其成，成了掌權的大將軍。可之後司馬潁又和司馬乂反目，雙方大戰之下，還把遠居山東的東海王司馬越也拉了進來，最後在鮮卑、烏桓等少數民族的支援下，司馬越成為“八王之亂”的最終獲勝者，自立為太傅，毒殺惠帝司馬衷，另立司馬衷的弟弟司馬熾為帝。

而在這一連串的內亂之下，都可以看到士族在幕後操作的影子，原因很簡單：自己親近的諸侯王當上皇帝了，這樣才能保證自己的家族一支獨大，再也不用和其他人分了。南宋陳亮就曾在《念奴嬌.登多景樓》中說道：“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一針見血地點明：西晉內亂，不過只是世家大族們為了那點狹隘的利益打算罷了。

八王之亂後，西晉初年的太康之治早已被摧毀殆盡，並自此進入了長達三百年的大亂世

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戰火燃燒了整個北方地區，前面朝代以為根本的北方經濟、政治地區大部分都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人口銳減，甚至發生了人吃人、易水為之不流的慘況，這些都是由於戰爭導致的。而禍不單行，司馬越掌權時期，北方也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的蝗災，大片可耕地受損，人民流離失所，食不果腹。

本來這要是遇到西晉初年的時候，在富裕的經濟支援下，國家還能透過開糧庫、減賦稅的辦法來平息民怨，安撫百姓，可是這卻是發生在戰亂頻繁的八王時期，王爺們和士族根本就不會看到百姓的痛苦，他們只是看到自己未來的利益，所以必須加強賦稅、強制徵兵，導致中原各地民變四起，而在司馬炎時期就已經進入了關中一帶的少數民族也乘機起事。

公元304年，匈奴大單于劉淵以漢高祖劉邦後代起兵，僅七年的時間就攻破洛陽俘獲晉懷帝司馬熾，再破長安俘獲繼位的晉愍帝司馬鄴，而掌權的司馬越也在這內憂外患之下被活活嚇死，之後十六國接連建立，互相攻伐，即是所謂的“神州陸沉，百年丘虛”，北方百姓就這樣在朝廷的拋棄下淪為了少數民族的奴隸，並被逐漸同化、融合。而由於大量人口湧入的南方，其經濟、文化也發生了井噴式的發展，到隋唐乃至於明清時期，南方都是國家的主要賦稅來源，南北形勢就此逆轉了。

總結：八王之亂最主要的根源還是在於司馬炎身上，一方面他大封諸王，想著以此來遏制日益膨脹計程車族力量，可一方面他又對士族的禍害熟視無睹，想要他們繼續支援自己的政權，是既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世界上哪有這麼好的事？

在分封諸王的時候，最開始他們確實能起到“屏障四方”的作用，可是他們既忌憚於司馬炎對他們的猜忌，比如派刺史一事，手上所擁有的權力又過小，諸侯王分封過多又不顯得重用，所以他們只能選擇和自己國內計程車族們聯合，結果就是士族和諸侯王聯合起來，自立門派了。

諸侯王們一開始不敢鬧事，那是因為晉武帝司馬炎還在，可到了換成一個不太理事的司馬衷後，在士族的攛掇下，野心極速膨脹的諸侯王就接連起來奪位了。正如前文所說，雖然漢初也有過諸王權力過大且皇帝庸弱的情況，可諸侯王們即使面對呂后的壓迫，卻始終不敢群起反抗，原因就在於此時的家族勢力還沒有形成，漢朝諸侯王他們無法和底下人聯合起來，大權主要還是把握在朝廷，而不在地方，這就是漢朝和晉朝初期的不同之處了。

司馬炎在位時，吸取曹魏滅國的教訓，過於重視宗室親族的力量，建國之初便封了二十七個同姓王，而且之後還不斷擴大宗室諸王的權利，諸王可以在自己的封地自行任用文武官員，收取封地賦稅。司馬炎後來制定了分封國置軍制度，按分封國大小可以配備不同數量的軍隊，為八王之亂埋下了禍根。

司馬炎的繼任者，是有名的“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司馬衷，統治者的昏庸無能，讓有錢有兵的諸王蠢蠢欲動，爭權奪利。

八王之亂長達十六年之久，時局動盪不安，兵連禍結，民不聊生，給了外族入侵可乘之機，並直接導致後來的五胡亂華。

八王之亂的深層原因是司馬氏政權缺乏合法性，統治基礎不牢固，社會認同程度低。

八王之亂嚴重破壞了中原地區的生產力，大批漢族人死亡或逃亡，致使漢族人口占社會總人口比例大大降低。八王之亂爆發前，西晉總人口約為三千萬，北方地區超過兩千多萬，其中大部分為漢族。

在八王之亂時，北方的遊牧民族紛紛建立政權，大大小小達到數十位之多，其中以“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大部落為主。

遠在建康的司馬睿在王家的扶持之下登上皇位，史稱東晉。北方人民為了躲避戰亂，因此紛紛渡江南遷，前後六次大南遷，數量超過百萬。這次南遷，為南方帶來了北方的技術，同時使得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北方開始了長達三百年之久的戰亂。直到隋文帝楊堅統一全國，戰亂才得以結束，連年的戰亂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八王之亂”直接導致了西晉的滅亡，同時使得中國經濟，政治中心南移，但同樣給南方帶去了新的技術，促進了南方區域經濟的開發。

從匈奴劉淵建立政權到北魏統一北方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裡，進入中原的各少數民族及漢族相互攻殺，損失都很大，其中以北方漢族損失最大。在石勒(羯人)統治時期，北方漢族只剩下約四百萬人，所佔比例已低於北方的“五胡”，成為名副其實的少數民族。

與此時同時，因戰亂遷移到南方的漢族也與當地的百越等少數民族進行了融合，遷入的漢族人在數量並不佔絕對優勢，融合的動力也主要來自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但環境相對和平，過程也相對順利。

縱觀歷史長河，中原的大門被開啟就是八王之亂導致的，八王之亂後導致了西晉王朝嚴重的衰敗，全國綜合國力下降嚴重，古今多少事，從來沒有哪個朝代皇族內亂達16年之久，直接造成了經濟的嚴重衰敗，國家的直接滅亡。

“八王之亂”和西晉統治者階級密切相關，更要命的是，統一全國的晉武帝採取了“分封制”和“罷州郡兵”兩項措施後，更加加速了“八王之亂”的爆發。

西晉統治者的出身

司馬氏自秦末漢初，便已經開始活躍在歷史舞臺上。等到了漢武帝之後，儒家地位得到極大提高。服膺儒教的司馬氏，到了東漢末年，司馬氏已經發展為儒家豪門。

所以，司馬懿除了本身的能力外，他還是出身世家豪門。等到曹氏子孫孱弱的時候，司馬懿在其他豪門的支援下，奪取了曹氏的權力，使得曹氏子孫成為漢獻帝一樣的傀儡。在這個奪權過程中，司馬氏得到豪門支援是一個重要原因。

正是因為出身於豪門，自然也知道豪門的能量。等到晉武帝建立西晉後，對於其他豪門，在代表他們利益的同時，也自然會做出一些預防的措施。晉武帝為此採取的措施，便是分封制和罷州郡兵。

分封制的實施

晉武帝做了皇帝后，便立刻開始封王。才開始的時候，這些諸侯王是不到封國去的。但後來，晉武帝逐漸解除了對封國的限制，不僅把諸侯王派到封地，還擴大他們手下軍隊的數量。

等到後來爆發“八王之亂”時，這些諸侯王所憑藉的，正是他們手中的兵力。如果僅僅只是分封諸侯王，西晉可能也不會短命。但司馬炎在大肆分封諸侯王的同時，又開始大力罷州郡兵。

州郡由皇帝控制，封國屬於諸侯王。當皇帝控制州郡的力量，不足以壓服諸侯王時，動亂也就不可避免了。

晉武帝罷州郡兵

司馬炎平定東吳之後，認為天下太平無事，於是罷州郡兵，以示天下平安無事。大的州郡留下百餘人，小的州郡留下五十餘人。

司馬炎之所以這麼做，其實是掩蓋他真實的意圖。曹魏實行“九品中正制”，入仕做官的權利便逐漸被豪門把持。西晉建立後，晉武帝自然也不好貿然廢除這個制度，不然就要受到豪族的強烈反彈。這些豪族既然能支援司馬氏奪了曹氏天下，自然也能支援其他人奪了司馬氏的天下。

因此，在儘量不觸動豪門利益的前提下，晉武帝耍起了小心機。州郡長官是“九品中正制”選出來的，那麼便削弱他們的軍事力量。而諸侯王都是司馬氏的宗師，那麼就加大諸侯王的力量。

如此一來，司馬氏的力量得到加強，其他豪門雖然把控了做官的權利，但軍事力量得到極大削弱，這樣自然可以保證司馬氏政權的穩定性。

但晉武帝的這種措施，產生了一系列的後續影響。“八王之亂”後，導致了後續的“五胡亂華”和門閥政治。

司馬氏的諸侯王掌握的軍事力量，遠遠超出朝廷掌握的軍事力量。因此，“八王之亂”爆發時，朝廷便無法迅速平定。使得戰亂不止，人民流離失所。給了邊疆地區的“五胡”趁機窺伺中原的機會。這種情形綿延了幾百年，使得北方飽受摧殘。

而另一個重大影響，便是門閥政治。晉武帝對豪族把持政權的局面，並未有所改革，反而是以繼續承認豪門的權利，來換取他們支援自己的統治，這就使得豪門的勢力得到進一步膨脹。等到司馬氏後代逃到江南時，只能依靠世家大族維持自己統治。司馬氏大部分時間只是一個傀儡，實權掌握在世家豪門手中。

這種門閥政治的局面，一直持續到南北朝末期。等到隋朝科舉制出現以後，才逐漸改變了這種局面。

八王之亂產生的原因甚至與東漢的形勢密切相關，我們不談這麼久遠，只說西晉時期的原因。

吳國被滅以後，天下一統，武帝就開始著手調整權力了，“以司空齊王攸為大司馬、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琅邪王伷為撫軍大將軍, 汝南王亮為太尉, 光祿大夫山濤為司徒, 尚書令衛瓘為司空。”諸藩王進入中樞，掌握了朝政大權。

武帝病重之時，他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為了給後代鋪路，又開始大規模調整人事，“以汝南王亮為大司馬、大都督、假黃鉞。改封南陽王柬為秦王, 始平王瑋為楚王, 濮陽王允為淮南王, 並假節之國, 各統方州軍事”。

同時，“以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 錄尚書事。”楊駿是楊皇后的父親，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武帝走了東漢的老路，以外戚掌權來避免皇權旁落。當然，為了抑制外戚，藩王手中的權力也很大。

最終的結果就是朝上朝下派系鬥爭嚴重，藩王、外戚、帝黨、門閥士族爭權奪利，烏煙瘴氣。偏偏惠帝又是個廢物，根本控制不了朝堂，賈南風則藉助皇帝的權威發號施令，這自然引起其他人的不滿。

一時間，各種勢力拉幫結派，野蠻生長，然後發生各種衝突。

亂世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