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與當時中國的大環境有關。當時的中國國內積貧積弱，又受到日本鬼子的野蠻侵略，大有亡國亡種的危險，這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為了拯救這個民族，中國各界的有志之士，包括文化界，都在激烈探求並爭論中國究竟走什麼樣的道路才能擺脫積貧積弱的局面。當時擺在中國面前的有兩種選擇：一是走西方民主憲政的道路，一是走俄國高度集權的社會主義道路。魯迅先生選擇了後一種道路。為了實現他的主張，他必須在與主張走自由憲政的文人爭論中獲勝。所以他積蓄了全部的能量讓他的筆鋒更為鋒利，目的只有一個，讓他的主張得到更多人的支援。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包括魯迅先生，包括他的論敵，都是為了中國的富強而論戰的，他們的願望都是好的。他們之間的爭論雖然摻雜著一點個人恩怨，但可以忽略不計。

魯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他的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在南韓和日本思想文化領域也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佔最大領土的作家”。

當時的中國世態炎涼，國民冷漠麻木，魯迅先生是用一種悲憫的眼光“看”待當時的社會環境。他“哀國家之不幸，怒國民之不爭”，他棄醫從文用小說和雜文對現代中國國民的靈魂進行犀利的鞭笞拷問，目的是使華人民趕緊覺悟起來。他無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態，和這個造成精神病態的“病態的社會”。由此延伸出“封建社會吃人”的主題，不僅是對人的肉體的摧殘，更是對人的靈魂的毒害與咀嚼。

二十年代後期，魯迅先生參加了“左聯”的領導工作，並先後參加了革命互濟會、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進步組織。他還主編和與人合編過《語絲》、《奔流》、《前哨》等革命刊物。魯迅先先曾經在《吶喊》自序中說自己並沒有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能力，到了三十年代，先生便有了巨大的名人效應，1936年病逝後，影響力就更大了。

毛主席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這樣評價魯迅先生：“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