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古稱雍州、涼州，是中國內地通往西域的要道，位於甘肅省西北部。河西走廊都夾在祁連山、合黎山、烏鞘嶺等山脈之間，長且直，形如走廊，有一位在黃河之西，所以稱為“河西走廊”。在古代這裡也叫涼州，因為晉朝時期前涼、後涼、南涼、大涼等朝代都是在這裡建都的。這裡在春秋時期是西戎的地盤，先秦時代又被月氏”。河西走廊都夾在祁連山與合黎山、龍首山等山脈之間，狹長且直，形如走廊，因地處黃河之西，被稱為“河西走廊”。

　　從金城(蘭州)出發，越過黃土高原與河西平原的分界烏鞘嶺，便正式進入河西走廊。自東南往西北，河西走廊依次經過東端涼州(武威)、甘州(張掖)、嘉峪關、肅州(酒泉)、西端瓜州、沙州(敦煌)，一直延伸到玉門關附近。長約1000公里，寬數公里至近二百公里。這個地方，東周春秋時為被西戎佔領，戰國先秦時被月氏人佔，後被匈奴攻破，佔領建城池。漢代以前，河西走廊已經有了經貿和宗教往來的古道，後漢武帝劉徹初設二郡武威郡、酒泉郡，而後武威郡分張掖郡、酒泉郡分敦煌郡，其併入華夏版圖對中國乃至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義。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了。即是河西走廊這一狹長的區域，在充當文化與經貿輸血管的同時，也把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分成了一東一西兩個部分，使他們相互得不到有效的聯絡互動，甚至將他們完全孤立了起來，從而減輕了他們對於中原王朝的入侵壓力。幾乎是在劉邦建立漢帝國的同時，匈奴的冒頓關於也統一了中國北方草原。但是，當時的漢帝國根本沒法與匈奴抗衡，在匈奴的入侵、騷擾下只能忍辱負重。然而，佔領河西走廊之後的形勢，對漢朝來說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首先是河西走廊如同一塊長長的楔子牢牢地打入了現在被我們稱為東疆的哈密、吐魯番一帶，而漢朝對於當時西域(最初不包括今天的新疆北疆地區，僅限於新疆南疆地區)經營和佔領，一方面打通了貿易與文化的通道;

　　另一方面出河西走廊越過羅布泊沿崑崙北麓向西，無形中使位於生活在青藏高原，尤其是青海高原古代羌族等民族處於孤立的境地，完全切斷他們與匈奴的聯絡。

　　這實際上等於將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實力一切為二，意義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與後來漢王朝對今青海東部的經營，基本已使曾與與匈奴聯手、共同對付中原王朝的古代羌族生活在名符其實的“苦寒之地”了。

　　這是大漢王朝在河西走廊走出的一招高棋，而中一招分明來得更猛、更狠，即是出河西走廊向北，進入北疆地區聯合烏孫，與漢朝對於河套地區的經營組合在一起，使曾經不可一世的匈奴人陷入漠北之困境，要麼被漢朝滅亡，要麼臣服漢朝。

　　這就是“斷匈奴右臂”的戰略構想，真正現實它的是河西走廊這個地方。

　　漢武帝是分南北兩步走的，一方面讓李廣利徵大宛，另一方面讓張騫二次出使西域，聯合烏孫。

春秋戰國以前，烏孫曾在現今寧夏固原一帶遊牧，其後他們逐漸遷徙到河西地區，後來又西遷伊犁河流域建立起了一小政權。公元前139年，張騫出使西域的大月氏，打算與大月氏人結盟夾擊匈奴，可是無功而回。

　　隨後，漢武帝展開反擊匈奴的戰爭，在佔領河南後，又發動河西之戰，漢軍節節勝利，至公元前119年終於迎來了“而金城(蘭州)、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今羅布泊)空無匈奴”的局面。

　　同年，張騫認為聯合烏孫國強大，能切繼匈奴右臂，向漢武帝建議拉攏烏孫國，“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三年後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向烏孫建議返回敦煌祁連間故地，以便與漢朝共同對抗匈奴。

　　雖然，漢朝讓烏孫回河西走廊的願望並沒有實現，但烏孫卻與漢朝結成了聯盟。

　　為此，漢武帝不惜拿漢朝的正牌公主與烏孫人換馬、和親。公元前108年，漢朝以宗室劉建之女細君公主下嫁烏孫王獵驕靡。

　　然而，烏孫與匈奴在種族血緣上有著說不清的關係，獵驕靡接納劉細君的僅代表他只是跟漢建立外交關係，並不意味著他與匈奴的決裂。

　　而匈奴得知烏孫與西漢聯姻以後，亦遣派一名本族女子與獵驕靡成婚，獵驕靡立她為左夫人。一左一右，在這裡人們當然能看到匈奴人同樣對烏孫的重視，但在當時，匈奴的整體實力已經沒法與漢朝抗衡了。

而在公元前105年，劉細君去世後，漢武帝又馬上把楚王之女解憂公主嫁給繼任的烏孫王軍須靡，以維持姻親關係。軍須靡死後，其弟翁歸靡為昆莫(王)，繼娶了解憂公主，而漢朝對於烏孫的影響力日益增加。

公元前71年，烏孫王翁歸靡親率五萬騎兵自西進攻匈奴右谷蠡王庭，大勝。自此以後，匈奴由盛轉衰，逐漸退出西域，烏孫成為西域最強大的國家，翁歸靡決定擺脫匈奴，與西漢結盟。

公元前64年，翁歸靡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解憂公主之子)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叛絕匈奴”，漢朝答允，烏孫與西漢的聯盟正式被確立。不過，當時西漢透過聯姻保持與烏孫結盟的基礎實已消失，漢朝已經憑藉自身的力量打敗了匈奴。

而漢武帝他老人家那時也已經去世，他派張騫聯合烏孫“切繼匈奴右臂”的計劃經過多年的經營，已經獲得成功。這中間值得一說的是，為了拉攏烏孫，漢朝除用劉細君、劉解憂兩位公主和親外，還向烏孫嫁過另一位公主——相夫公主。

公元前64年，翁歸靡再次上書，表示願立漢朝的外孫元貴靡為嗣，要求再派漢公主聯親，加強漢朝和烏孫的關係。漢宣帝派解憂的侄女相夫為公主，下嫁元貴靡;烏孫也派使者三百人，來漢朝迎娶相夫公主。

相夫公主一行到達敦煌時，得知翁歸靡已死，烏孫貴族另立軍須靡的匈奴夫人生的兒子泥靡為昆莫。對此，漢朝十分不滿，決定迎回相夫公主。

這個親雖然沒和成，但這些和親公主們，尤其是細君和解憂，都為發展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密切民族關係，促進民族融合，作出了貢獻。

後人為了紀念她們，或者將她們的事蹟載入史冊，或者編成故事流傳，時刻提醒著我們不要忘記她們!這就是河西走廊對中國的意義，它像一隻巨臂，勇猛萬里自信地伸入西域，將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的整體實力一分為二，減弱了他們對抗中原王朝的能力，促進了中原王朝對於西域的統一。

而且，在西域，它奇蹟般地長出了兩個隻手，一南一北，將今天的新疆地區溫情也有力地納入了中國的版圖，使新疆成為祖國永遠都不能分割的一部分。

對於北方少數民族來說也是一樣的，丟掉河西走廊，就意味著被分割，沒有進軍中原的能力。史實也是這樣的。

元朝之所以能統治中原地區，也是這麼個道理，鐵木真先是不惜一代價，打通了蒙古高原與西域，在中亞完成鉅額的戰爭貯備，對控制河西走廊的西夏人進行了歷時22年的戰爭，攻滅西夏，進而滅掉金朝，將中國北方“連”成一個整體，才進一步入侵中原的。

至於清朝，是個例外，一方面有李自成等人的“幫忙”、吳三桂等人的投降;另一方面，明朝當初確也沒將他們當回事。而清人入關後，最早也是嚮明朝稱臣的，他們最初連統一中原的夢都不敢做過，更別說敢想統治中國了。

河西走廊都夾在祁連山與合黎山、龍首山等山脈之間，狹長且直，形如走廊，因地處黃河之西，被稱為“河西走廊”。從金城（蘭州）出發，越過黃土高原與河西平原的分界烏鞘嶺，便正式進入河西走廊。自東南往西北，河西走廊依次經過東端涼州（武威）、甘州（張掖）、嘉峪關、肅州（酒泉）、西端瓜州、沙州（敦煌），一直延伸到玉門關附近。長約1000公里，寬數公里至近二百公里。

這個地方，東周春秋時為被西戎佔領，戰國先秦時被月氏人佔，後被匈奴攻破，佔領建城池。漢代以前，河西走廊已經有了經貿和宗教往來的古道，後漢武帝劉徹初設二郡武威郡、酒泉郡，而後武威郡分張掖郡、酒泉郡分敦煌郡，其併入華夏版圖對中國乃至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但是，關於河西走廊對中國的意義，這些年，專家只願說出了一半。

古絲綢之路從西安出發，穿過河西走廊，分別從陽關與玉門關進入新疆。河西走廊因此成為古絲路的樞紐路段，連線著亞非歐三大洲的物質貿易與文化交流。東西方文化在這裡相互激盪，積澱下蔚為壯觀的歷史文明。

對於河西走廊的這一優勢，季羨林評價：“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了。”

另外是，關於西漢設定河西四郡的歷史功績專家們給出的答案是：擴大了漢朝對古代新疆的政治經濟影響，促進了新疆統一於漢朝；將河西遊牧區建設成為農業區，為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方便條件；發展了河西地區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創造了高度發展的封建文化。

這只是其中的一半，另一半專家們一直不願意說出。即是河西走廊這一狹長的區域，在充當文化與經貿輸血管的同時，也把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分成了一東一西兩個部分，使他們相互得不到有效的聯絡互動，甚至將他們完全孤立了起來，從而減輕了他們對於中原王朝的入侵壓力。

幾乎是在劉邦建立漢帝國的同時，匈奴的冒頓關於也統一了中國北方草原。但是，當時的漢帝國根本沒法與匈奴抗衡，在匈奴的入侵、騷擾下只能忍辱負重。為什麼呢？連成一線的北方草原民族就是一個強大的整體，兵強馬壯，來去自如，而漢朝則在建立之初，由於戰亂等原因，不但在軍事上，甚至在經濟上也處於弱勢。今天，匈奴人問你要錢糧，不能不給；明天，匈奴人要你嫁公主，也不能不答應。

劉邦原想定都 洛陽，後遷往長安，這就讓匈奴對漢朝始終造成黑雲壓城之勢，只要你惹他不高興，他可以隨時來攻，而且，只要一過今寧夏固原這個地方，到長安是數百公里的平原地帶，無險可依，匈奴人打垮漢朝似乎也不需要多少力氣。

然而，佔領河西走廊之後的形勢，對漢朝來說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首先是河西走廊如同一塊長長的楔子牢牢地打入了現在被我們稱為東疆的哈密、吐魯番一帶，而漢朝對於當時西域（最初不包括今天的新疆北疆地區，僅限於新疆南疆地區）經營和佔領，一方面打通了貿易與文化的通道；另一方面出河西走廊越過羅布泊沿崑崙北麓向西，無形中使位於生活在青藏高原，尤其是青海高原古代羌族等民族處於孤立的境地，完全切斷他們與匈奴的聯絡。

這實際上等於將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實力一切為二，意義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與後來漢王朝對今青海東部的經營，基本已使曾與與匈奴聯手、共同對付中原王朝的古代羌族生活在名符其實的“苦寒之地”了。

這是大漢王朝在河西走廊走出的一招高棋，而中一招分明來得更猛、更狠，即是出河西走廊向北，進入北疆地區聯合烏孫，與漢朝對於河套地區的經營組合在一起，使曾經不可一世的匈奴人陷入漠北之困境，要麼被漢朝滅亡，要麼臣服漢朝。這就是“斷匈奴右臂”的戰略構想，真正現實它的是河西走廊這個地方。漢武帝是分南北兩步走的，一方面讓李廣利徵大宛，另一方面讓張騫二次出使西域，聯合烏孫。

春秋戰國以前，烏孫曾在現今寧夏固原一帶遊牧，其後他們逐漸遷徙到河西地區，後來又西遷伊犁河流域建立起了一小政權。公元前139年，張騫出使西域的大月氏，打算與大月氏人結盟夾擊匈奴，可是無功而回。隨後，漢武帝展開反擊匈奴的戰爭，在佔領河南後，又發動河西之戰，漢軍節節勝利，至公元前119年終於迎來了“而金城（蘭州）、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今羅布泊）空無匈奴”的局面。同年，張騫認為聯合烏孫國強大，能切繼匈奴右臂，向漢武帝建議拉攏烏孫國，“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三年後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向烏孫建議返回敦煌祁連間故地，以便與漢朝共同對抗匈奴。

雖然，漢朝讓烏孫回河西走廊的願望並沒有實現，但烏孫卻與漢朝結成了聯盟。為此，漢武帝不惜拿漢朝的正牌公主與烏孫人換馬、和親。公元前108年，漢朝以宗室劉建之女細君公主下嫁烏孫王獵驕靡。

然而，烏孫與匈奴在種族血緣上有著說不清的關係，獵驕靡接納劉細君的僅代表他只是跟漢建立外交關係，並不意味著他與匈奴的決裂。而匈奴得知烏孫與西漢聯姻以後，亦遣派一名本族女子與獵驕靡成婚，獵驕靡立她為左夫人。

一左一右，在這裡人們當然能看到匈奴人同樣對烏孫的重視，但在當時，匈奴的整體實力已經沒法與漢朝抗衡了。而在公元前105年，劉細君去世後，漢武帝又馬上把楚王之女解憂公主嫁給繼任的烏孫王軍須靡，以維持姻親關係。軍須靡死後，其弟翁歸靡為昆莫（王），繼娶了解憂公主，而漢朝對於烏孫的影響力日益增加。

公元前71年，烏孫王翁歸靡親率五萬騎兵自西進攻匈奴右谷蠡王庭，大勝。自此以後，匈奴由盛轉衰，逐漸退出西域，烏孫成為西域最強大的國家，翁歸靡決定擺脫匈奴，與西漢結盟。公元前64年，翁歸靡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解憂公主之子）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叛絕匈奴”，漢朝答允，烏孫與西漢的聯盟正式被確立。不過，當時西漢透過聯姻保持與烏孫結盟的基礎實已消失，漢朝已經憑藉自身的力量打敗了匈奴。而漢武帝他老人家那時也已經去世，他派張騫聯合烏孫“切繼匈奴右臂”的計劃經過多年的經營，已經獲得成功。

這中間值得一說的是，為了拉攏烏孫，漢朝除用劉細君、劉解憂兩位公主和親外，還向烏孫嫁過另一位公主——相夫公主。公元前64年，翁歸靡再次上書，表示願立漢朝的外孫元貴靡為嗣，要求再派漢公主聯親，加強漢朝和烏孫的關係。漢宣帝派解憂的侄女相夫為公主，下嫁元貴靡；烏孫也派使者三百人，來漢朝迎娶相夫公主。相夫公主一行到達敦煌時，得知翁歸靡已死，烏孫貴族另立軍須靡的匈奴夫人生的兒子泥靡為昆莫。對此，漢朝十分不滿，決定迎回相夫公主。

這個親雖然沒和成，但這些和親公主們，尤其是細君和解憂，都為發展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密切民族關係，促進民族融合，作出了貢獻。後人為了紀念她們，或者將她們的事蹟載入史冊，或者編成故事流傳，時刻提醒著我們不要忘記她們！

這就是河西走廊對中國的意義，它像一隻巨臂，勇猛萬里自信地伸入西域，將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的整體實力一分為二，減弱了他們對抗中原王朝的能力，促進了中原王朝對於西域的統一。而且，在西域，它奇蹟般地長出了兩個隻手，一南一北，將今天的新疆地區溫情也有力地納入了中國的版圖，使新疆成為祖國永遠都不能分割的一部分。

對於北方少數民族來說也是一樣的，丟掉河西走廊，就意味著被分割，沒有進軍中原的能力。史實也是這樣的。元朝之所以能統治中原地區，也是這麼個道理，鐵木真先是不惜一代價，打通了蒙古高原與西域，在中亞完成鉅額的戰爭貯備，對控制河西走廊的西夏人進行了歷時22年的戰爭，攻滅西夏，進而滅掉金朝，將中國北方“連”成一個整體，才進一步入侵中原的。至於清朝，是個例外，一方面有李自成等人的“幫忙”、吳三桂等人的投降；另一方面，明朝當初確也沒將他們當回事。而清人入關後，最早也是嚮明朝稱臣的，他們最初連統一中原的夢都不敢做過，更別說敢想統治中國了。

河西走廊，位於祖國西北部、甘肅省西部，在自然地理上一般指祁連山脈與走廊北山（龍首山—合黎山—馬鬃山）之間的呈東南—西北走向的狹長地帶，總面積約40萬平方公里（含黑河下游內蒙古額濟納旗一帶）。這條走廊地處黃河上游的東亞與中亞的接合部，是中國中東部腹地通往西北地區的走廊過渡地帶，是聞名於世的絲綢之路最重要的幹線路段之一；從世界歷史上看，又是古老的華夏文明與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匯流之區，在歷史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具有特殊重要的歷史地位。

【規模宏大的“民族走廊”】

河西走廊東與黃土高原毗連，北與蒙古高原接壤，南與青藏高原鄰境，西與塔里木盆地交界，這種特殊的區位條件使其成為歷史上生活在這些地域以致更大區域範圍內的各民族往來、遷徙、交流、融合非常頻繁的地區，農耕民族和諸多遊牧民族在本區的交流交融、共建共榮，不僅對於河西曆史的發展，而且在全國曆史上都產生過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

在河西這個民族活動的歷史大舞臺上，漢族以及東方來的党項族、滿族等，北方蒙古高原來的匈奴、鮮卑、突厥、回鶻、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來的羌、吐谷渾、吐蕃等族，西方來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回族、哈薩克族等，以及從這裡西出的烏孫、月氏等族，東去的沙陀等族都曾同臺或輪番演出過一幕幕有聲有色的歷史活劇。遠的暫且不論，自漢武帝開拓河西以來的兩千多年間，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少數民族在河西曆史舞臺上擔任主角。多民族的共同開發建設，賦予河西曆史文化多元互嵌共生的內涵和民族渾融的斑斕色彩，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融合發展的民族命運共同體。

著名學者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民族走廊”這一概念，位處絲路主幹道的河西走廊正是中國一條路線最長、歷時最久、規模最宏大、文化積澱最豐厚的民族走廊。河西走廊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過重要的歷史性貢獻。

公元1247年，代表西藏僧俗各界的政教領袖薩班與蒙古汗國皇子闊端，在涼州（今武威市）就西藏的歸屬問題舉行了著名的“涼州會談”。會談的成功使西藏正式納入祖國的版圖，成為祖國神聖領土永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民族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永遠不可或缺的成員。河西走廊為促進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建樹了永不磨滅的歷史功勳。

河西走廊不僅僅是國內許多民族交往共生的走廊，從更廣闊的視域上來看，還是貫穿亞歐大陸的國內外不少民族友好交往交流的歷史走廊和重要過渡地帶。

早自西漢張騫“鑿空”不久，粟特等中亞﹑西亞民族就大量湧入河西，及至唐五代時期達到高潮，粟特等民族胡文化亦隨之傳入，遂為河西當地的社會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營養，使這裡的文化面貌呈現出新氣象。如當時敦煌轄有13鄉，其中從化鄉為粟特人的聚居之區，散居他鄉的胡人亦不少，敦煌當地的民風習俗諸如賽祆﹑婚喪﹑服飾﹑飲食﹑樂舞﹑體育等，無不受其浸染。又如隋唐時期的九部樂中，西涼樂、龜茲樂、天竺樂、康國樂、疏勒樂、安國樂都是經由河西傳入中原而盛行於宮廷的。至於西域百戲、胡旋舞、胡騰舞、柘枝舞等，也是在河西流行並風靡於內地的。

【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一條通道】

絲綢之路是古代溝通舊大陸三大洲間最重要的通道，數千年來曾為整個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過巨大貢獻。而河西走廊由於其發源於祁連山脈三大內陸河系的滋潤，沿程發育了連綿的片片綠洲，其自然和交通通行條件較之其北部的茫茫荒漠和南部的青藏高原無疑要優越得多，因而始終是這條國際交通大動脈的最重要的“黃金路段”。

除絲綢之路東西方向的主通道外，河西走廊還是連通南北方向青藏、蒙古兩大高原的重要通道。沿黑河、石羊河河谷而下，向北可通往蒙古高原腹地；沿祁連山脈的一些隘口（如扁都口、當金山口等）向南可通往青藏高原腹地。因而河西走廊可謂中國西部西出東進、南來北往的“十字路口”，從而也為多民族的交流交融、共生演化提供了便利條件。

絲綢之路的開拓，使河西成為中國歷史上率先對外開放的地區。中國歷史上的對外開放、走向世界，至少可以追溯到2100多年前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史稱“鑿空”。由於中國東面瀕臨浩瀚的大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遠涉重洋，因而對外開放的主方向只能是選擇向西開放，向歐亞大陸開放，即沿著絲綢之路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因而位處絲路“黃金路段”上的河西走廊成為中國率先對外開放的地區，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一條通道。地處這條通道上的一些城鎮也因之發展成了馳名遐邇的絲路重鎮乃至國際都會。

例如，位居河西走廊西端、西域門戶的敦煌，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迅速發展成為西出西域古道上無可替代的咽喉樞紐。東漢應劭解釋敦煌二字：“敦，大也；煌，盛也。”有些學者不解其意，認為敦煌是一個小地方，人口不多（漢唐時期敦煌綠洲人口不超過2萬），又地處偏遠，何以言大，何以言盛？早在唐代著名輿地學家李吉甫就解釋道：“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意思是說由於敦煌在開闢西域方面的重大意義，所以才賦予了它這樣一個具有盛大含義的名字。《漢書·西域傳》記，兩漢時期出敦煌玉門關、陽關往西域有南北兩道，曹魏時增至三道。《後漢書·郡國志》引《耆舊志》雲：敦煌“國當乾位，地列艮虛……華戎所交，一都會也。”敦煌發展成了華夏民族與西方各民族交往的國際都會。隋唐時期通往西域道路有北、中、南三道，但無論哪一道都“發自敦煌”，“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又如地處河西東部的武威，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稱其：“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旅往來，無有停絕”。“蔥右”指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以西的廣大地區。武威作為河西都會，就像一件衣服上的襟和帶子一樣，把西方各少數民族和蔥嶺以西各國連帶起來，以至於胡商漢賈絡繹不絕，並有不少西域和中亞商客長期留居這裡。唐代詩人岑參寫道：“涼州七城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是說涼州大城之內有小城七座，城中居住的大量胡人受漢族文化的薰陶，已經能夠一知半解地聽懂琵琶的彈奏了。武威市博物館藏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西夏碑》記：“武威當四衝地，車轍馬跡，輻湊交匯，日有千數。”

又如河西中部的張掖，地當橫貫走廊東西的絲路幹線與向北沿黑河河谷通往居延以至蒙古高原腹地和向南穿越祁連山大斗拔穀道的交匯點，紅塵走馬，商賈絡繹，物產豐饒，素有“金張掖”之美譽，自古以來就是中西交通貿易重鎮。例如隋代西域各地和西方一些國家都到張掖交市，以至“西域諸蕃，往來相繼”。大業五年（609年）隋煬帝還親自帶著龐大的車馬儀仗，出長安，經湟水流域，翻閱祁連山脈的大斗拔谷（今民樂縣南的扁都口），歷經艱辛，到達張掖，前來會見這裡的二十七國國王和使者，盛況空前。曾有一首詩稱頌張掖：“三邊鎖鑰河山壯，萬國車書驛路通。”

河西由此深得絲綢之路之惠，發展成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孔道、橋樑。東西方文明在這裡交融匯聚，西傳東漸，河西各地可得以長時期地吸納、汲取這條道路上薈萃的各種文明成果來滋養自己，促進自身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繁榮。

如佛教和佛教藝術自兩漢之際經河西傳入中國內地，十六國時眾多的西域佛僧來到河西，譯經授徒，蔚成風氣，涼州、敦煌等地成了中國佛經翻譯的中心。蜚聲中外的莫高窟、榆林窟、馬蹄寺等佛教石窟群像明珠般地閃爍在絲路古道上，光豔奪目，令世人驚賞。又如，葡萄、苜蓿、石榴、紅蘭花、酒杯藤、胡麻、胡桃、胡瓜、胡豆、胡荽、橄欖、汗血馬、珊瑚、琥珀、燻陸、蘇合、鬱金香、珠貝、琉璃等諸多來自西方的新的物產、特產品種，也都是透過河西而傳入內地的。而來自中原的精美的絲綢、茶葉、瓷器、漆器以及冶鐵技術、水利灌溉和四大發明等，也大多是經由河西而西輸的。它們的輸出輸入，大大豐富了東西方人民的社會文化生活。

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曾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此處言敦煌和新疆，實際上亦是包含整個河西地區在內的。敦煌、河西作為世界上幾大古老文化體系的匯流之區，猶如一座歷史的豐碑，標誌著華人民和西方各華人民不斷交流的源遠流長的歷史，象徵著古絲綢之路昔日的輝煌，在過去兩千多年間曾為我們民族、國家的發展和國際文化的交流傳播建樹過不朽的功績，今天又由於它儲存著豐富燦爛的古代文化遺產而矚目於世界。

【中原王朝向西伸出的“右臂”】

河西曆史上向為關中、中原的門戶和中原王朝勢力強盛之時向西發展的重要根據地，或名之曰中原王朝向西伸出的“右臂”。河西可謂中國西部的“命門”所在，漢、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把河西作為整個西北地區的戰略支撐點。佔領河西走廊，就可以割斷蒙古高原與青藏高原遊牧民族的聯絡，並進而向西控制天山南北的廣大地域。因而河西曆來就為中原王朝與一些民族政權相互爭奪的重要戰場，具有重要的軍事地理位置。明末清初著名輿地學家顧祖禹雲：“昔人言，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從防守方面看，河西曆來就是中原王朝的西北邊防要地。漢唐建都長安，為了解除從西、北方向而來的少數民族政權的威脅，經略河西是必不可少的選擇。漢武帝開發河西就是為了斷匈奴右臂、隔絕羌匈，消除西北邊地的威脅。唐代前期“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同樣也是為了抵禦吐蕃、突厥、吐谷渾的騷擾，以確保關隴腹心地區的安全。當時軍事中心已西移至天山南北路，但河西仍是防戍重地。從進取方面講，有了河西就可以西控西域，北征漠北，大揚國威。反之當中原王朝衰落時河西往往易手，手臂被斫，中原腹地也就暴露在遊牧民族政權的直接威脅之下。河西的得失與中原王朝的命運可謂息息相關。

正由於如此，歷代中央王朝大都十分重視對河西的開拓經營，重視對穩固的河西根據地的建設：修長城，列亭障，築關塞，屯兵戍守，徙民實邊，廣置屯田，大興農牧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兄弟民族的茶馬貿易，這對於河西經濟文化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創新高地】

河西走廊對於中國和世界歷史的作用及貢獻還不僅僅體現在“通道”上，河西走廊還是中西文化交流、整合、交融及其創生衍化和發展嬗變的加工場、孵化器和大舞臺，是文化創新的高地。

作為絲綢路上的“黃金路段”，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內地後，大多首先要透過河西走廊進行中國本土化的過程，或與中國傳統文化碰撞、交流、整合後再繼續東傳。同樣中原文化向西傳播亦是經過河西發生文化的交流交融。河西走廊在整合文化資源、創新文化智慧方面有著獨具特色的優勢。

佛教文化與西方歌舞藝術的傳播就是如此。作為外來宗教，佛教欲在中華故土上傳播發展，欲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必須要適應中國原有的文化氛圍，適應華人的思想觀念與審美意識，運用中國的話語表達方式，這就首先需要進行一番“中國化”的改造與更新過程。史實表明，河西作為佛教進入中國內地的第一站，率先在敦煌、涼州形成了佛經翻譯、傳播中心，率先成為佛教“中國化”的創新之地。據《高僧傳》卷一記載，被譽為“敦煌菩薩”的月氏高僧竺法護，率領一批弟子率先在敦煌組織了譯場，“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法經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功也。”竺法護被認為是當時最博學的佛教學者，是佛教東漸時期偉大的佛經翻譯家，開創了大乘佛教中國化的新局面，奠定了漢傳佛教信仰的基本特色。正是由於竺法護開創性的貢獻，使敦煌實際上成為大乘佛教的發祥地。

敦煌壁畫中的飛天，其藝術形象源自印度，是佛教天國中的香神和音神，即專司香花和音樂的佛教專職神靈，莫高窟中的飛天多達6000餘身。飛天形象傳入敦煌後，經不斷地交融發展、藝術創新，完全擺脫了印度石雕飛天原有的樣式，以全新面貌展現於世人面前，美不勝收，與印度的石雕飛天已非同日而語。

季羨林先生評價：“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沒有河西走廊就沒有絲綢之路，沒有河西走廊就沒有西域，沒有河西走廊遠古人會更晚到達東亞，中華文明起源很可能推遲，沒有河西走廊就沒有古代中西方交流。

遠古時期河西走廊就是農耕與草原文明交流的樞紐。

河西走廊地處亞歐大陸腹地，是連線關中與中亞區域的戰略要道，且不說西漢武帝鑿空以後，西域與中原王朝的關係深化，即使是先秦時代，河西走廊的地位也是極其重要的。

史前新石器時代，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等史前文化形成了風格多樣的彩陶，其與關中仰韶文化相似，距今4-5千年時，龍山時代，牛，羊和小麥也透過河西走廊傳入中原，使得小麥逐漸代替傳統的粟黍，成為北方主要作物，晚商殷墟時期，戰馬也由此傳入，同時，作為目前國際承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商朝’，有學者認為，當時最能表現其文明程度的甲骨文，青銅鑄造技術，戰馬等都可能是透過西域傳入的，當然，秦漢以後，河西走廊作為交通要道的位置就更加顯著了。

這個問題問得不夠嚴謹。就像你說北京為中國做過什麼貢獻？山東為中國做過什麼貢獻一樣？但是，可以說說河歷史上西走廊對於中原的意義！

河西走廊歷史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東起烏鞘嶺，西至古玉門關，全長900多公里，因南有祁連山和阿爾金山有馬鬃山、合黎山和龍首山，處於兩山夾峙之間，最寬有數百公里，最窄處只有幾公里，形成狹長平地，形如走廊，因位於甘肅境內，所以也稱為甘肅走廊。那麼，河西走廊對於中原王朝的意義是什麼呢？

陸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東西方貿易的咽喉要道

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其目的是尋找大月氏，利用大月氏與匈奴的仇恨，一起抗擊匈奴，但大月氏不願再已西遷，不願再提前仇。又向西至大夏，也就是現在阿富汗。從此，讓中原王朝知道了河西走廊，擴寬了認識世界的眼界。公元前121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兩次鏖戰河西走廊，將匈奴驅趕出去，漢武帝先設酒泉、武威二郡，後又設張掖郡和敦煌郡，被稱為河西四郡。從此，河西走廊被納入中國版圖。為經略西域奠定了基礎，西域都護府即在打通河西走廊的前提下建立的，從此打通了東西方貿易的通道，絲綢之路也就此產生。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特別是宋以前的一千年裡，中原地區的茶葉、絲綢、瓷器等物品被銷往西域各國，而產自西方的馬匹、珠寶、香料也被銷往中原。從西漢至隋唐，東西交流主要通道就是河西走廊，至唐代至巔峰，可以說長安洛陽的繁華，成為當時國際化大都市離不開河西走廊。值得一提的是隋煬帝西巡至張掖受西域各國朝賀，其目的就是為了打通一度中斷的河西走廊。

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在渠道

佛教、伊斯蘭教等發源於西方的宗教先後透過河西走廊傳入中國，其後大家熟知的唐僧取經河西走廊也是必經之地。葡萄、西瓜、石榴、核桃、大蒜、黃瓜、胡蘿蔔、棉花、胡麻等我們現在常見的水果、蔬菜和農作物都是經河西走廊傳入中原的。

還有一些比如乳酪、燒烤等西域食品也傳入是中原王朝，像胡餅還受到了當時的熱捧，唐代詩人白居易還作《寄胡餅與楊萬州》詩一首：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寄予飢饞楊大使，嘗看得似輔興無？

可見當時對西域食品的追捧，不次於現在年輕人對肯德基的追捧。桌子、椅子等家居產品也經河西走廊傳入中原，甚至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習慣，有些至今還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必備品。

通往西域的軍事要道，拱衛中原不受西方入侵的最後屏障

漢武帝設立河西四郡其時在很大程度上考慮的就是軍事意義，河西走廊加大了中原王朝西側的防禦縱深。至唐朝末年，河西走廊先後處於吐蕃、歸義軍和西夏的統治之下。特別在北宋，隨著西夏王朝的崛起，隔絕了宋王朝與西域各國的交流，同時，也阻斷了來自西方遊牧民族的滋擾。

明代。朱元璋在洪武五年在酒泉境內設立了嘉峪關，以一夫當關萬無莫開之勢，阻止來自西方的威脅，至明代後期雖管轄延伸至伊吾（哈密），但嘉峪關都起到扼守中原西大門的作用。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河西走廊不僅是中國重要的地域版圖，更是一千多年來中國對外開放的門戶和通道，使世界瞭解中國和中國瞭解世界的視窗。

河西走廊，位於今天甘肅西北部的祁連山與北山之間，東至烏鞘嶺，西至玉門關，南北寬達數十里到上百里，東西長達上千裡。 平原沃土，滋養一代代人。從小範圍而言，河西走廊所處的地理條件，本身就比較優越。在河西走廊的北部，由龍首山、馬鬃山、合黎山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

這個天然屏障海拔最高可達三千六百米，平均海拔也有一千五百米到兩千五百米之間。這道屏障可以保證河西走廊不會受到蒙古高原寒風的侵襲，同時避免旁邊巴丹吉沙漠的肆虐。

如果說河西走廊北部的山脈為它提供了保障，那南部八百餘里的祁連山脈，則為它提供了充足的資源。

當春夏之際，東南風與祁連山相遇時，會帶來大量雨雪。海拔四千米的位置，終年積雪，每逢夏季雪水融化時，都會帶來大量水資源。整個祁連山成了河西走廊的高山水庫。

這種地理條件，不僅適合放牧，也適合耕種。如果回到匈奴時期，可以看到河西走廊牛羊放牧的景象。到了漢朝佔領河西走廊後，當地開始修建水利，開墾農業，又是另一番景象。

可以這麼說，河西走廊特殊的地理環境，對它的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漢朝為了防止匈奴人再度入侵，遷徙了大量人口前往河西走廊定居。

同時又在河西走廊駐紮了大量士兵，修建軍事防禦攻略，設定郡縣，修建交通道路。這些做法可以有效保證漢朝對河西走廊的實際控制。

不過，漢朝做這些事情，其實有更深的戰略意義。這要從河西走廊更大範圍的地理位置來考慮。從整個大陸的位置看，河西走廊是連通中國與歐洲的主要連線站點。

如果沒有將河西走廊納入管轄中，中原王朝跟西域的交往就會收到阻扼，反之則是興盛的貿易往來，陸上絲綢之路也是由此而生。

所以，當漢武帝想要跟西域往來時，拿下河西走廊就是必然。河西走廊不僅地理位置特殊，宜居的環境，豐富的資源，也可以滿足軍隊、商人、平民的日常生活。

這是從對外角度看，如果以國防軍事而言，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同樣不可或缺。對於古代中國而言，即便是槍炮出現在戰場後，騎兵仍是戰場最有殺傷力的兵種。

河西走廊豐沃的水草，廣闊的平原，絕對是餵養馬匹，訓練騎兵的好地方。這樣的地方，放在自己手上是利刃，交到敵人手中就是巨大的威脅。

在古代中國，整個國防戰略防禦上，主要集中在陸地，且以北方威脅最大。河西走廊對於中原王朝而言，就是一塊可以提供大量資源的天然屏障。

河西走廊自身的地理情況，本身就是一個易守難攻的情況。如果把握得好，對中原王朝的邊塞防禦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而且，將戰線推得足夠遠，對於後方而言，肯定是一個更有利的情況。如果戰線在河西走廊更北端，整個河西走廊也可以成為一個巨大的後勤資源保障庫房。

因為長期經歷征戰，當地人在過去也形成尚武悍勇的戰鬥作風。如果河西走廊的支援，中原王朝的軍隊，戰鬥力都會提升一截。河西走廊既有豐富的資源，又有足夠的武力保障。

很長一度時間內，這裡也成為中原士人躲避戰亂災荒的桃花源。在中國歷史上，戰亂災荒的情況並不罕見。災難當中，人人平等，誰也無法躲過。它不僅對民眾打擊很大，對文化也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很多文化都在災難中失傳。河西走廊在中國歷史上，因為較為安全的環境，讓很多有學問的人都逃難到這裡，並在當地繼續傳播文化。所以，河西走廊在古代中國，實際上還提供了一個保護文化傳承的作用。

典型的代表是莫高窟。這個石窟最早開建於五胡十六國時期，當時中國也是陷入一個大分裂階段。一些流落到河西走廊的僧人看到此地後，就開始修建石窟，併為後世繼承，陸續開建，形成這樣一箇中華文化的瑰寶。

說道河西走廊的作用，我們就先看看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如下圖所示。

河西走廊是古代中國內地通往中亞各國，以及歐洲，印度的要道。東起烏鞘嶺，西至古玉門關，南北長約900公里，寬數公里至近百公里，為西北—東南走向的狹長平地，形如走廊，稱甘肅走廊。因位於黃河以西，又稱河西走廊，河西走廊自古就是溝通西域的要道，著名的絲綢之路就從這裡經過。

說道河西走廊的作用主要分為以下幾點。

第一，政治軍事領域的作用。河西走廊作為通往西域地區的要道，自然就有重要的軍事作用，戰時可以作為通往西域的戰略線路，進克攻退可守，在漢武帝北伐匈奴也經過此地，漢朝時西域各國已經納入了華夏版圖，西域“有事”內地也可以透過河西走廊去支援，驃騎將軍霍去病兩次鏖戰河西走廊，將匈奴驅趕出去，咽喉之道得以暢通無阻。

第二，經濟領域。河西走廊作為古代絲綢之路，我們知道在古代通往西域，必經此地，河西走廊作為重要的經濟走廊，為古代商業貿易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第三，文化領域。河西走廊溝通中原與西域，歐洲，北非各國，為佛教東傳，以及中原文化的向西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河西走廊這條路，走其他線路會多麼遙遠，道路多麼曲折。

第四，鞏固中原王朝的統治地位。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一個重要的糧食補給基地，在祁連山4，500米以上的高山上，有著豐厚的永久積雪和史前冰川覆蓋，這些積雪和冰川在每年特定的季節融化，為這一地區大量的綠洲和耕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源頭活水，是的河西走廊是中國古代西北部地區重要的糧食基地。

第五，加速民族融合。河西走廊交通便利，連線中原與西域北非，歐洲各國，加速了，人員交流，經濟交流，同事也加速了西域同中原民族的融合。

河西走廊到底有多重要？決定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河西走廊是中國歷史上戰爭發生很頻繁的一個地方，位於河西走廊中部的祁連山，山下大馬營草原上的山丹軍馬場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軍馬生產基地，山丹軍馬場跨越甘肅和青藏，佔地面積足有330萬畝，不管是歷史上還是現在，他都是兵馬最足的一個地方，山丹軍馬場也堪稱世界上最古老的軍馬生產基地。因為該地的環境，此地也一直是戰爭的中心位置。河西走廊不僅決定了中國歷史戰略地理位置，更是決定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秦朝時期匈奴問題就一直是中原的大患，秦始皇為了抵禦匈奴，更是勞民傷財地建立了長城，到了漢武帝時期，中原和匈奴人的矛盾日益激增，直到霍去病令匈奴退至河西走廊的祁連山，匈奴問題才有所減輕。但是後來匈奴問題也一直不斷髮生，只不過因為畏懼中原的實力，只是在試探，沒有真的再次踏進中原，而這些試探也一直都是在河西走廊周圍，河西走廊可謂是見證了中原人和匈奴之間歷代的戰爭，所以說河西走廊決定了中國歷史中的戰略地理位置。

而要說河西走廊決定中國歷史的走向，還是要這樣分析的。因為匈奴和中原人一直有著大的矛盾，所以當年張騫出使西域時，曾多次被抓，然後一關就是十幾年。這是在漢朝時匈奴和中原人之間的矛盾，直到匈奴和漢朝矛盾有所化解，張騫才被送回中原。漢武帝在公元前121年派霍去病兩次進軍河西，最終成功地將其納入漢朝版圖，此時中原人的兵力強於匈奴。

唐朝安史之亂期間，吐蕃趁唐朝國力衰落之機在公元764年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區，此時吐蕃，匈奴兵力強於中原。到清朝時吳三桂帶兵擊退匈奴，把河西走廊劃到中原領土。從這裡可以看出河西走廊，是如何決定中國歷史的走向的，每一方都靠於此處的優良環境增加兵力，強制壓於另一方。

河西走廊在歷史上可以說是中原王朝興衰的一個分水嶺，佔有河西走廊，中原王朝就能武力大增，並有很大機會將領土拓展到西域地區。河西走廊不管是在歷史中還是現在，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樞紐，對中原、西域、草原、高原各個區域的連線發揮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