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金庸的武俠小說注重歷史環境表現，依附歷史，從此生髮開去，演述出一連串虛構的故事。但從攝用歷史材料來看，兩人又有明顯差別：梁羽生是虛構人物和事件，置入背景中，以此來強化歷史氛圍；金庸則直接取來歷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俠小說，其歷史人物、事件，金庸寫來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亂真。兩者都對歷史進行了再認識、再評價，從作品含有的歷史厚度論，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層，其寫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龍的小說則根本拋開歷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憑感性筆觸，直探現實人生。古龍的小說不是注重於對歷史的反思、回顧，而是著重在對現實人生的感受。現代人的情感、觀念，使古龍武俠小說意境開闊、深沉。

就小說人物的主流傾向而言，梁羽生武俠小說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濃烈，正邪嚴格區分，人物的社會內涵豐富，但人物性格單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俠小說人物性格複雜，具有一種反傳統精神，小說人物亦正亦邪，危步於道德的懸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墜，具有“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的複雜、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複雜、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複雜、矛盾之上，這樣，人性的發掘就有了深刻而廣泛的社會意義。古龍小說最注重的是人性的體驗，他常用細膩的筆觸去描寫人物微妙而複雜的情感，常用生與死、幸福與痛苦這樣尖銳對立的矛盾來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和高貴獨立的人格，以此來揭示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真諦。在古龍小說中，多寫變態人格，追求外化怪異人物性格的刻畫，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誕、神秘、孤僻、行事固執，自尊心強，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種子。這種情況可能與古龍的身世、心情、經歷有關。

談到小說情節，古龍武俠小說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說有明顯不同。三位大家都善於編織故事，他們的小說情節都十分曲折，構置巧妙，懸念層出不窮，伏線引出千里，環環相扣，此呼彼應。梁羽生武俠小說情節前工後拙，開篇十分吸引人，以後的情節則漸趨平淡，顯得有點才氣不足。金庸武俠小說恰恰相反，往往開局平平，隨著情節的展開，人物紛紛湧現，情節盤根錯節，主幹巍峨，枝葉繁茂，宏大縝密的構思，詭異莫測的佈局，奇蹟聯翩，迴環波動，攝魂奪魄，迴腸蕩氣。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爐火，小說情節猶如爐火上的一壺水，火越燒越旺，水越來越滾。古龍武俠小說的情節又不相同。他的小說從頭至尾都跳動著最強的音符，情節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著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計中套計，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變幻莫測。小說情節的發展根本無法預料，驚險頻出，令人喘不過氣來，而全書的縝密無隙又讓人口服心服。古龍武俠小說的情節營構的確堪稱一絕。

至於小說武功的描寫，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風格。梁羽生武俠小說中的“武功”，虛幻中寫實性很強，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細膩而又逼真，緊張激烈，誇節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備道德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徵著善良、仁慈，既利於攻敵防衛，又有益於修心養性，而邪派武功則非常霸道，歹毒殘忍，意味著邪惡，如修羅陰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漸進，發展緩慢，但根基紮實，邪派武功進展神速，卻容易走火入魔，貽害終身。凡此種種，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單調。比起梁羽生來，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將武功描寫與中華民族的文學藝術和傳統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書畫，九宮八卦，醫道，用毒，皆可化為絕世神功，並將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精神作為“武功”

的最高境界。金庸還著力描寫人物練功的艱難歷程和堅韌性格，並有聲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禍得福、置之而後生的必然寓於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詼諧有趣，在激烈的打鬥中插入笑料，令人捧腹。古龍的“武功”風格與眾不同，他是以“怪招”取勝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邊城刀聲》中寫葉飛的“飛刀”絕技，“天上地下從來也沒有人知道他的“飛刀”在哪裡，也沒有人知道刀是怎麼發出來的。

刀未出手前，誰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應該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絕對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瞭解他那種偉大的精神，就絕不能發出那種足以驚天動地的刀！飛刀！飛刀還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並不是殺氣，但卻比殺氣更令人膽怯。”

這裡所寫的“飛刀”，已不是一種純粹的武功，而是一種高尚的人格，偉大的精神，即葉飛老師李尋歡那種“仁慈、博愛”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義必定戰勝邪惡”！古龍的“武功”又強調“攻心為上”，舉凡人物的性情、情緒、脾氣、衣飾、環境，乃至肌肉的顫動、鬆緊等，都會對武功的發揮產生影響，而高手決戰是不容有絲毫的錯誤的，“他們的心情，他們的神態，他們站著的姿勢，都是絕對完美的。”在這種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間，生死立判。古龍的“武功”還表現出一種境界——禪的境界。它以徹心見性為宗旨，對敵手的體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認識的侷限性，才能迅速而準確地體察敵手武功的弱點。這種忘我境界是一種經過長期訓練後達到的隨心所欲的自如狀態，在這種忘我狀態中，戰鬥者已成為“無意識的人”，心中已不存在作為觀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對面的敵人；在這種狀態中，身劍合一，戰鬥者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武功的威力，一擊之下，毀滅敵手。正因為古龍“武功”有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風格別具特色：無招無式，簡短有力，重在精神，一擊見效。

古龍小說在語言、技巧上，表現出與眾不同的獨家風格。梁羽生小說的語言文采飛揚，字裡行間透出濃郁的書卷氣，故事中又常常用詩詞歌賦、民歌俗語點綴其間，以創造優美的意境、氣氛，烘托人物的內心世界。他的小說技法以傳統繼承為主，多用章回小說的形式鋪張故事，敘事中有著明顯的說書人的口氣，表現出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騰，文筆俊爽、瀟灑、詼諧逗趣而又富於變化，他的小說既有詩情畫意，柔綺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說直探人生、命運的真諦。他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大膽地吸收西方小說的創作技巧，中西結合，使小說結構既精巧、繁複，又謹嚴、完整。古龍小說的語言句式短，敘事力避平鋪直敘，行文多跳躍抖動，情節驚險蹊蹺而又不違情悖理，闢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說梁羽生是恪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風度的話，那麼金庸就是博採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樸、慷慨多氣，又詼諧幽默、妙語解頤，揮灑肆縱，多樣統一地開創了一代武林新風，是“武壇”的絕頂人物！至於古龍，則是大膽恣肆，不守成規，逞才離藻，笑傲“江湖”，力求新穎變化而又意蘊深邃的武林怪傑。

簡單來說金庸細膩深刻，金庸是武俠宗師，故事情節跌宕起伏，人物形象躍然紙上；

古龍快意真切，熱血沸騰。古龍小說追求故事情節的詭異，拋棄了對武打動作的描寫。

梁羽生是廣義新派的開山祖，敘事採用章回，像說書一樣。

中國現代武俠作家，我最喜歡金庸。

金庸先生，俠之大者！

從十二歲開始接觸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第一部看的是《射鵰英雄傳》，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曾經捧著書整晚不睡覺就為了想盡快知道下一個情節。

金庸所創作的小說中無處不體現了對歷史意義及價值的探尋。他透過在小說中塑造武林門派之間、人與人之間、宗教與世俗之間、正教與邪教之間、國家民族之間以及朝代與朝代之間的恩恩怨怨，最終造就了不同個人、門派、國家、民族、教會、朝代的各種悲劇。從本質上來說，金庸正是企圖透過在小說中抒發強烈的悲劇情懷，旨在達到解構負面價值、弘揚正面價值的效果。

在金庸創作的小說裡，“情”與“理”深刻體現了生命本質與傳統道德之間的永恆矛盾，具體來說就是愛情與道德規範的衝突。顯然，金庸的作品沒有過多的抑情絕欲的說教，更沒有與傳統

道德文化相違背的濫情現象。他僅僅透過“情與“理”的描述，向世人展示了愛情中的悲劇意識，透過對人真實生命的適當描述和張揚，反映了對禁錮人們和社會發展的“理”的反抗。金庸的愛情悲劇意識是對現代愛情的謳歌。與大團圓的結局不同，金庸的小說更多的是直面邪惡的成功和俠客的失敗。然而金庸的創作同時也吸收了中國傳統悲劇意識的特徵，即在描繪悲劇現實的同時，也賦予其一定的彌合功能。

金庸將其作品及其人物形象有機地融入到鮮明的歷史背景之中，如《射鵰英雄傳》的時代背景為南宋初年，宋、金對峙，以及蒙古崛起的這一時段。《天龍八部》的歷史背景為宋、遼、西夏以及大理等幾個政權縱橫交錯的時代。《鹿鼎記》描寫的則是清朝初年，滿漢民族衝突的劇烈矛盾。同時，金庸先生在尊重歷史史實的前提下，將許多歷史上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納入到其文學作品之中，如完顏洪烈、岳飛、大理段氏、朱元璋、康熙皇帝、顧炎武等等，這些歷史上的真實人物與小說中的虛擬人物交相輝映，虛實相加，使小說更加真實生動，讀者更容易接受整個故事，不會令人產生虛無縹緲的感覺。

金庸對作品時代背景的選擇也是為小說內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來服務的。縱觀金庸的文學作品，幾乎所有的歷史背景都放在動亂年代，這是因為動亂時代更能體現出歷史人物的英雄豪情，與廟堂之上懦弱陳腐的官員相比，俠客具有強烈的民族正義感。正如郭靖所言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以“為國為民”來作為俠客的最高追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他們最後的歸宿，這是俠之精神境界的昇華。金庸作品中的江湖英雄，其身雖不居廟堂，卻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真正英雄。

中國現代的武俠作家，我知道的，比較喜歡金庸和古龍，他們的藝術成就應該並排上這個第一名。有多少人愛金庸，就會有多少人愛古龍。

金庸對於情情愛愛的描寫，古龍對於兄弟義氣，思想的意境描寫，都堪稱一絕。他們作品作品包擴《雪山飛狐》(1959年)

《連城訣》(1963年) （又名《素心劍》）

《天龍八部》(1963—1966年)

《射鵰英雄傳》(1957—1959年)

《白馬嘯西風》(1961年)－－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古龍作品：

蒼穹神劍

月異星邪

湘妃劍

劍毒梅香

孤星傳

失魂引（殘金缺玉）

護花鈴

彩環曲

金庸的大格局，書中所描寫的文化，可以說是一部百科全書也不為過；古龍的書中所蘊含的哲理，也同樣令人感到深刻。

他們兩位前輩，並排第一，當然沒有問題。另外還有武俠作家梁羽生的國學造詣很強，作為新拍武俠的奠基者來說，金庸也深受他的影響。

作品中文學成份很高，缺點是節奏慢，無衝擊力,。知名的有《萍蹤俠影錄》《七劍下天山》《白髮魔女傳》《雪海玉弓緣》等。

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著重突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家國情懷；在尊重歷史的背景下，塑造了的經典人物———主人公（俠義之士）。縱觀金庸的文學作品，幾乎所有的歷史背景都放在動亂年代，這是因為動亂時代更能體現出歷史人物的英雄豪情，與廟堂之上懦弱陳腐的官員相比，俠客具有強烈的民族正義感。如郭靖所言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以“為國為民”來作為俠客的最高追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他們最後的歸宿，這是俠之精神境界的昇華。金庸作品中的江湖英雄，其身雖不居廟堂，卻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真正英雄。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縱觀金庸先生的所有作品，大多數人物形象均有很強的相似之處，如《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神鵰俠侶》中的楊過，《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以及《天龍八部》中的蕭峰等，雖然他們的性格有所差異，但他們均是武功高強，懷有一顆拳拳的報國之心。

金庸先生是一個成功的報業鉅子，更是一個成功的武俠小說創作家。將其定義為一代通俗文學大師是恰如其分的。既然稱做通俗文學大師，還是有必要透過他的小說進行一番文學雅俗觀的論辨。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大大提高了傳統武俠小說作品的思想、文化、藝術品位，包含著濃烈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他以其藝術實踐，使近代武俠小說第一次進入了文學的宮殿，是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畢生堅守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以如椽之筆，書家國情懷，赤子丹心，俠肝義膽，其文采風範永為世人景仰。

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共計十五部，可以書聯描述："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分別是《飛狐外傳》（1960年）、《雪山飛狐》（1959年）、《連城訣》（1963年）、《天龍八部》（1963年）、《射鵰英雄傳》（1957年）、《白馬嘯西風》（1961年）、《鹿鼎記》（1969年）、《笑傲江湖》（1967年）、《書劍恩仇錄》（1955年）、《神鵰俠侶》（1959年）、《俠客行》（1965年）、《倚天屠龍記》（1961年）、《碧血劍》（1956年）《鴛鴦刀》（1961年）、《越女劍》（短篇小說）（1970年）。

金老先生。

看金先生的作品，不光人物性格鮮明，沒那麼複雜，大俠就是大俠，偽君子就是偽君子，壞人就是壞人。不過有一點不同和其他著作，就是好像壞人也不算太壞，總感覺都是為某個目的，或是被逼無賴，所謂的壞得有原因吧。所以他的作品老少皆宜，不會說哪個年鄰段不能看，而且正面居多。

第二，有陳上起下，是個完整的故事，有完整的人物關係，不是空穴來風，順便還可以瞭解當時的歷史，民風，思想等，看過小說，基本大概的各個朝代都瞭解些，然後再看正史，比較有趣。

第三，有國家情懷，大俠情節，不是盲目寫哪個武功厲害，哪個門派了不起，背景比較大氣，不教人做壞事，這是寫作者的良心。

可惜沒有後續了，其實民國的故事感覺也很精彩，如果創作出來，好多神劇可能要膜拜了。

中國現代武俠作家受大眾喜歡的有金庸、梁羽生、古龍、溫瑞安等。

金庸；混合型（個人英雄主義和團隊合作精神兼而有之）

金老筆下的主人公一般都是混入江湖後慢慢學習和進步，到最後也成為一代大俠。金庸的小說裡面的人物都各有千秋，圍繞著時代背景將主人公的成長和成功娓娓述來，其手筆顯得相當大氣。

梁羽生；浪漫主義

故事開頭即發揮很激烈的場面，然後就趨於平淡，有點底氣不足。但他的愛情總寫得太浪漫，開始愛得轟轟烈烈，後來就你死我活。

古龍；強烈的個人英雄主義

故事開頭顯得神秘，主人公功夫一般很高，不知出身。可以單槍匹馬闖入危險之地，往往是無人可擋。在情節上引人入勝。

溫瑞安；悲壯的團隊合作精神。

詭異，但又十分悲壯，他的作品一般都是加入了朝廷與江湖的糾葛，理想與道義的矛盾。主角身邊總有一幫俠士為伍。作品表現著一種團體的力量。

以作品內容而論，梁羽生、金庸的武俠小說注重歷史環境表現，依附歷史，從此生髮開去，演述出一連串虛構的故事。但從攝用歷史材料來看，兩人又有明顯差別：梁羽生是虛構人物和事件，置入背景中，以此來強化歷史氛圍；金庸則直接取來歷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俠小說，其歷史人物、事件，金庸寫來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亂真。兩者都對歷史進行了再認識、再評價，從作品含有的歷史厚度論，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層，其寫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龍的小說則根本拋開歷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憑感性筆觸，直探現實人生。古龍的小說不是注重於對歷史的反思、回顧，而是著重在對現實人生的感受。現代人的情感、觀念，使古龍武俠小說意境開闊、深沉。

就小說人物的主流傾向而言，梁羽生武俠小說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濃烈，正邪嚴格區分，人物的社會內涵豐富，但人物性格單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俠小說人物性格複雜，具有一種反傳統精神，小說人物亦正亦邪，危步於道德的懸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墜，具有“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的複雜、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複雜、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複雜、矛盾之上，這樣，人性的發掘就有了深刻而廣泛的社會意義。古龍小說最注重的是人性的體驗，他常用細膩的筆觸去描寫人物微妙而複雜的情感，常用生與死、幸福與痛苦這樣尖銳對立的矛盾來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和高貴獨立的人格，以此來揭示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真諦。在古龍小說中，多寫變態人格，追求外化怪異人物性格的刻畫，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誕、神秘、孤僻、行事固執，自尊心強，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種子。這種情況可能與古龍的身世、心情、經歷有關。

談到小說情節，古龍武俠小說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說有明顯不同。三位大家都善於編織故事，他們的小說情節都十分曲折，構置巧妙，懸念層出不窮，伏線引出千里，環環相扣，此呼彼應。梁羽生武俠小說情節前工後拙，開篇十分吸引人，以後的情節則漸趨平淡，顯得有點才氣不足。金庸武俠小說恰恰相反，往往開局平平，隨著情節的展開，人物紛紛湧現，情節盤根錯節，主幹巍峨，枝葉繁茂，宏大縝密的構思，詭異莫測的佈局，奇蹟聯翩，迴環波動，攝魂奪魄，迴腸蕩氣。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爐火，小說情節猶如爐火上的一壺水，火越燒越旺，水越來越滾。古龍武俠小說的情節又不相同。他的小說從頭至尾都跳動著最強的音符，情節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著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計中套計，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變幻莫測。小說情節的發展根本無法預料，驚險頻出，令人喘不過氣來，而全書的縝密無隙又讓人口服心服。古龍武俠小說的情節營構的確堪稱一絕。

至於小說武功的描寫，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風格。梁羽生武俠小說中的“武功”，虛幻中寫實性很強，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細膩而又逼真，緊張激烈，誇節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備道德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徵著善良、仁慈，既利於攻敵防衛，又有益於修心養性，而邪派武功則非常霸道，歹毒殘忍，意味著邪惡，如修羅陰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漸進，發展緩慢，但根基紮實，邪派武功進展神速，卻容易走火入魔，貽害終身。凡此種種，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單調。比起梁羽生來，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將武功描寫與中華民族的文學藝術和傳統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書畫，九宮八卦，醫道，用毒，皆可化為絕世神功，並將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精神作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還著力描寫人物練功的艱難歷程和堅韌性格，並有聲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禍得福、置之而後生的必然寓於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詼諧有趣，在激烈的打鬥中插入笑料，令人捧腹。古龍的“武功”風格與眾不同，他是以“怪招”取勝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邊城刀聲》中寫葉飛的“飛刀”絕技，“天上地下從來也沒有人知道他的“飛刀”在哪裡，也沒有人知道刀是怎麼發出來的。刀未出手前，誰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應該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絕對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瞭解他那種偉大的精神，就絕不能發出那種足以驚天動地的刀！飛刀！飛刀還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並不是殺氣，但卻比殺氣更令人膽怯。”

這裡所寫的“飛刀”，已不是一種純粹的武功，而是一種高尚的人格，偉大的精神，即葉飛老師李尋歡那種“仁慈、博愛”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義必定戰勝邪惡”！古龍的“武功”又強調“攻心為上”，舉凡人物的性情、情緒、脾氣、衣飾、環境，乃至肌肉的顫動、鬆緊等，都會對武功的發揮產生影響，而高手決戰是不容有絲毫的錯誤的，“他們的心情，他們的神態，他們站著的姿勢，都是絕對完美的。”在這種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間，生死立判。古龍的“武功”還表現出一種境界——禪的境界。它以徹心見性為宗旨，對敵手的體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認識的侷限性，才能迅速而準確地體察敵手武功的弱點。這種忘我境界是一種經過長期訓練後達到的隨心所欲的自如狀態，在這種忘我狀態中，戰鬥者已成為“無意識的人”，心中已不存在作為觀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對面的敵人；在這種狀態中，身劍合一，戰鬥者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武功的威力，一擊之下，毀滅敵手。正因為古龍“武功”有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風格別具特色：無招無式，簡短有力，重在精神，一擊見效。

古龍小說在語言、技巧上，表現出與眾不同的獨家風格。梁羽生小說的語言文采飛揚，字裡行間透出濃郁的書卷氣，故事中又常常用詩詞歌賦、民歌俗語點綴其間，以創造優美的意境、氣氛，烘托人物的內心世界。他的小說技法以傳統繼承為主，多用章回小說的形式鋪張故事，敘事中有著明顯的說書人的口氣，表現出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騰，文筆俊爽、瀟灑、詼諧逗趣而又富於變化，他的小說既有詩情畫意，柔綺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說直探人生、命運的真諦。他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大膽地吸收西方小說的創作技巧，中西結合，使小說結構既精巧、繁複，又謹嚴、完整。古龍小說的語言句式短，敘事力避平鋪直敘，行文多跳躍抖動，情節驚險蹊蹺而又不違情悖理，闢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說梁羽生是恪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風度的話，那麼金庸就是博採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樸、慷慨多氣，又詼諧幽默、妙語解頤，揮灑肆縱，多樣統一地開創了一代武林新風，是“武壇”的絕頂人物！至於古龍，則是大膽恣肆，不守成規，逞才離藻，笑傲“江湖”，力求新穎變化而又意蘊深邃的武林怪傑。

溫瑞安小說的文采透過人物名字已淋漓盡致的展現出來。筆者透過對溫氏武俠的讀者朋友們做的一些調查發現，幾乎所有的讀者都會對溫氏作品中的人物名字留下深刻印象，認為其所賦予的人物姓名充溢著一種詩情畫意，並且與人物性格十分相稱。

結語：

縱觀新派武俠小說各家，金庸以寫史的筆法寫武俠，大氣磅礴；古龍以浪子的情懷寫武俠，有著令人慾罷不能的感覺；梁羽生文筆了得，有著濃濃的民族風情，同樣善用詩詞曲賦。溫瑞安有著深厚的詩詞散文功力，對中國文化造詣頗深，因而塑造出的人物所擁有的姓名皆非凡品。

中國現代武俠作家，我最喜歡金庸。

金庸先生，俠之大者！

從十二歲開始接觸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第一部看的是《射鵰英雄傳》，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曾經捧著書整晚不睡覺就為了想盡快知道下一個情節。

金庸所創作的小說中無處不體現了對歷史意義及價值的探尋。他透過在小說中塑造武林門派之間、人與人之間、宗教與世俗之間、正教與邪教之間、國家民族之間以及朝代與朝代之間的恩恩怨怨，最終造就了不同個人、門派、國家、民族、教會、朝代的各種悲劇。從本質上來說，金庸正是企圖透過在小說中抒發強烈的悲劇情懷，旨在達到解構負面價值、弘揚正面價值的效果。

在金庸創作的小說裡，“情”與“理”深刻體現了生命本質與傳統道德之間的永恆矛盾，具體來說就是愛情與道德規範的衝突。顯然，金庸的作品沒有過多的抑情絕欲的說教，更沒有與傳統

道德文化相違背的濫情現象。他僅僅透過“情與“理”的描述，向世人展示了愛情中的悲劇意識，透過對人真實生命的適當描述和張揚，反映了對禁錮人們和社會發展的“理”的反抗。金庸的愛情悲劇意識是對現代愛情的謳歌。與大團圓的結局不同，金庸的小說更多的是直面邪惡的成功和俠客的失敗。然而金庸的創作同時也吸收了中國傳統悲劇意識的特徵，即在描繪悲劇現實的同時，也賦予其一定的彌合功能。

金庸將其作品及其人物形象有機地融入到鮮明的歷史背景之中，如《射鵰英雄傳》的時代背景為南宋初年，宋、金對峙，以及蒙古崛起的這一時段。《天龍八部》的歷史背景為宋、遼、西夏以及大理等幾個政權縱橫交錯的時代。《鹿鼎記》描寫的則是清朝初年，滿漢民族衝突的劇烈矛盾。同時，金庸先生在尊重歷史史實的前提下，將許多歷史上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納入到其文學作品之中，如完顏洪烈、岳飛、大理段氏、朱元璋、康熙皇帝、顧炎武等等，這些歷史上的真實人物與小說中的虛擬人物交相輝映，虛實相加，使小說更加真實生動，讀者更容易接受整個故事，不會令人產生虛無縹緲的感覺。

金庸對作品時代背景的選擇也是為小說內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來服務的。縱觀金庸的文學作品，幾乎所有的歷史背景都放在動亂年代，這是因為動亂時代更能體現出歷史人物的英雄豪情，與廟堂之上懦弱陳腐的官員相比，俠客具有強烈的民族正義感。正如郭靖所言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以“為國為民”來作為俠客的最高追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他們最後的歸宿，這是俠之精神境界的昇華。金庸作品中的江湖英雄，其身雖不居廟堂，卻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真正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