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不僅有犀牛，而且分佈地北至太行山沿線。僅僅在半個世紀前，最後一隻犀牛才在中國消失。

　　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6月，滇南耿馬土司循例又向朝廷上貢了數量不明的一批犀角，這是自1312年（元皇慶元年）至清末近六百年間，滇南土司向中原王朝不間斷上貢犀角的終結。

　　此後，滇南犀牛蹤跡便只剩下了零星記載：1913年和1934年在思茅靠近西雙版納的地方，各有一頭犀牛被捕殺；1924年，時任西雙版納宣慰使刀承恩命其子諫梁率各地土司晉昆明觀光， 進獻犀角、象牙等物；此後，儘管1930年西雙版納的物產記載中仍有“犀之角” ，但實際上犀牛幾已不可見。

　　中科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動物專家許再富認為，此前長期被作為貢品大規模捕殺，是導致滇南犀牛種群消亡的主要原因。

　　滇南自古就是犀牛這種大型熱帶動物的棲息地，唐宋以前史籍就有記載：“犀出越賊、麗水（今伊洛瓦底江），其人以陷阱取之，亦出犀皮”；《華陽國志》也稱“寧州（今雲南省華寧縣）之西南（有）犀象”。

　　不過，許再富認為，雖然滇南各部落遠在宋代以前就已開始獵捕犀牛並上貢，限於比較原始的捕獵方式及有限的需求量，捕獵強度並不大，因此犀牛一直稀少但始終未至瀕危。

　　滇南犀牛命運的轉折點，或在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征討八百媳婦國（今泰國清邁）。那以後，“天朝”對滇南各部落征伐、控制大為加強，其中一個具體而顯著的變化，就是令滇南各部落乃至今寮國、緬甸、泰國等處的土司頻繁上貢，三年一貢或是“五年一小貢，九年一大貢”，貢品多為珍稀動物、金銀器皿和其它地方特產，而犀、象則是貢品中的重要類項。

　　據許再富統計，1312年－1790年間，若按照每次朝貢2-3支犀角計算，滇南向“天朝”進獻的犀角約為46-69支，但實際數量或遠遠不止：因為文獻幾乎不載數量，僅1565年1月那一次有明確記載由寮國進獻了10支犀角。

　　看似捕獵數量並不大，但相對於犀牛極低的繁殖率，卻十分驚人：犀牛的懷孕期為400-550天，每次只產1仔，壽命為五十歲左右。有動物學家說，即便外界條件適宜，人類捕殺活動禁止，由於繁殖力所限，野犀的數量也很難較快自然恢復和補充。

　　據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獸類專家王應祥教授調查，滇南最後3頭犀牛應是分別於1948－1949年在騰衝、1950年在勐海和1957年在江城被捕殺。

　　北京動物園工作人員曾在1955年至1976年間在西雙版納蹲點狩獵，期間沒有見到野犀。而昆明動物園工作人員的調查情況也大體類似。

　　滇南是雲南犀牛的最後一個分佈區，而云南很可能是整個中國境內的最後一片犀牛棲息地。因此，犀牛在中國的滅絕時間應是1957年。

　　鮮為人知的是，在殘存於滇南一隅之前，犀牛曾廣泛分佈於南中國，其分佈區甚至跨過黃河，北至太行山東南麓、黃河中游、晉西南及渭河下游等地；向西則抵達鄂西南山地、黔北、青藏高原東部邊緣等處。

　　安陽殷墟被動物學家們視為古代中國犀牛活動範圍的北界，除了曾出土犀牛遺骨，《殷墟文字乙編》第2507片甲骨文卜辭也明確記載殷王曾“焚林而獵”，一次就捕獲林中犀牛71 頭，以致有學者感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時代，在野外遇到犀牛，是很平常的事情，大約相當於今天在田野裡遇到兔子。”

　　據殷墟卜辭，當時被稱為“兕”的犀牛，捕殺後主要用途是供人食用。不過，此時的黃河流域，家豬飼養已經漸漸發展。與這種主宰漢族人飯桌數千年的肉類相比，粗糲的犀牛肉顯然並不是那麼有競爭力。

　　如是，則“焚林而獵”的背後，犀牛還有別的用途。國家博物館藏商代“宰豐骨匕”，證實了這個假設。據刀上銘文，這把匕首應是用殷王賜予的犀牛骨製作而成。

　　大規模獵殺犀牛更重要的目的，是“殪以為大甲”，即剝下犀牛皮製作盾牌、鎧甲——在金屬冶煉還無法大規模進行的時代，厚實的犀牛皮是上等的盔甲製作材料。

　　春秋時期戰爭頻繁，盔甲需求量大增。《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記載，當時僅吳王夫差就有十萬三千名身穿犀牛皮甲的勇士，這一數字或有誇張，但即便這個數字縮小十倍，對犀牛皮的需求仍然是十分驚人。當時對犀牛種群的大量獵殺，由此可見側影。

　　據《周禮·考工記》記載，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專事犀甲製作的工匠，稱為“函人”。時人有“吳戈犀甲”之語，是精銳兵器的代稱，說的是雄踞江浙的吳國，出產最好的犀甲與精良的戈。“吳戈犀甲”在後世的諸多詩詞中也被反覆引用：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綠沉槍利雪峰尖，犀甲軍裝稱紫髯。

　　剝皮製甲之外，犀角也為當時中原各國貴族所鍾愛，《考工記》記載，當時的上層人士中流行“以兕角為觥”，也就是拿犀牛角做成盛酒器。

　　張超俊先生在其《活在中國歷史中的犀牛》一文中說，原始先民最早的飲酒器皿多取自動物的角，但較之羊角、牛角，顯然犀角色澤更佳，因此先民在使用羊角、牛角、鹿角的同時，不僅不會放棄犀角的使用，還可能利用得更多。

　　體形巨大如犀牛者，一個個體也僅有一隻或兩隻犀角，而獵獲犀牛又殊為不易。因此，與犀牛皮或犀牛骨相比，實際上生長於犀牛顏面鼻骨部的犀角更為重要：它比象牙還要稀有。即便是在黃河以北犀牛較多的殷商時代，犀牛也是王和貴族才能享用的物品，人們將其與夜光璧、夜明珠等相提並論。《韓詩外傳》中就有使者將“犀角”當做珍貴貢品獻給紂王的記載。戰國時期，楚王為交好秦王，特派遣使者架百乘之車帶去禮物，其中就有夜光璧和犀牛角。

　　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隨葬明器木犀角模型，即已暗示著漢朝時犀角的奇缺和珍貴，不得已才用模型代替犀角——即便不做成酒杯，犀角也是炫耀財富的器物。

　　犀角更是一味珍貴的傳統中藥，與鹿茸、麝香、羚羊角一直並稱為中國四大動物名藥，其功能為清熱解毒、定驚止血。犀角還以顏色、花紋定品級，分成文犀、通犀、夜明犀、粟眼犀及能解蠱毒的蠱毒犀等多種。

　　最早的藥學著作《神農本草經》就記載“犀角，味苦寒，主百毒蟲蛀……久服輕身”。1960年代的上海藥材市場上，犀角每兩（16兩制）300元（合每千克9600元），冬蟲夏草每千克57.6元，兩者相差165倍；北京同仁堂1993年前生產、犀角含量為總質量九分之一的安宮牛黃丸，在2005年炒至每丸5000元，同類產品不含犀角的只能賣到160元至350元。

　　不過現代醫學對此並不認同：犀角屬角質類，為毛髮類物質的衍生物，以滿複合的碳酸鈣鏈為框架形成緊密的分子組合，在生物蛋白中屬不易發生化學反應的惰性有機化合物，幾乎無法為人體吸收，故實際藥用價值不高，藥用範圍狹窄。

　　“犀角杯之珍貴，只有有權、有財的人才能享用。與藥性相比， 這種由於珍稀而帶給擁有者的滿足感或許更重要。”這直接導致，即便在戰國以後金屬冶煉已經大規模推廣、鐵甲取代了犀甲後，犀牛依然無法擺脫被大規模捕殺的厄運。

　　在當代，由於收藏不斷升溫，犀角製品拍賣行情仍一路飆升，幾十萬元、上百萬元，到2005年香港蘇富比秋季拍賣會上，一隻明代犀角酒杯已經突破千萬元大關。而當代國際黑市中，好的犀牛角，每公斤價值5萬美元；完好帶角的犀牛頭，一顆高達100萬美元。

　　中原大規模的獵犀，到公元前2世紀的西漢時期，就已成為絕響。已經去世的珍稀動物研究專家何業恆教授生前研究發現，六七千年間，犀牛棲息地一直往南移，春秋時期還廣泛分佈於大半個中國。

　　何業恆曾著文指出，殷商時期犀牛所能到達的北界，或還在殷墟之北的內蒙古烏海一帶，經六盤山往東，過子午嶺、中條山、太行山，直至泰山北側，長達一千八百多公里。春秋時期的北界，則已縮減到了渭南山地、漢水上游、淮河流域直至長江下游；到公元前2世紀的漢代，中原就已經沒有犀牛了。

　　唐代犀牛分佈北界則是青海西寧至福建漳州一線，包括四川盆地、雲貴高原北部等西南地區及長江中下游等，那時犀牛已經“僅僅生活在溫暖的南方部分地區”，因在中原難得一見，以至於唐人在雲南地方及民族史著作《蠻書校注》裡提到茫蠻部落（傣族先人）用陷阱捕犀、用犀牛皮製盔甲的情景時，大感驚訝，似乎是聞所未聞的稀奇事。

　　實際上，兩晉以後，有關犀牛的文物——不論是繪畫還是雕塑（獻陵石犀不計），幾乎成為絕響。後來明朝的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犀牛畫走了樣，陳夢雷的《古今圖書整合》更是畫得莫名其妙。

　　南宋以後，犀牛棲息地繼續南移。唐代湖南、貴州、湖北、四川交界處，原本有十五個州郡出產犀牛，是重要的犀牛棲息地，這時已經只剩一兩個州郡還有犀牛了，此後犀牛棲息地繼續縮減到只剩溫暖溼潤的嶺南兩廣地區和雲南。

　　兩廣地區的犀牛，大約滅亡於20世紀30年代。

　　此間犀牛棲息地縮減速度，甚至超過了習性相近的另一種大型溫帶食草動物亞洲象。但歷史上野犀分佈的地區，曾較野象更為廣大。箇中原因，除了人類持續大規模的獵殺外，何業恆與人合著的《中國野生犀牛的滅絕》一文指出，氣候逐漸變冷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犀牛是一種喜歡溫暖氣候的熱帶、亞熱帶動物。

　　從公元前500年前後黃河以北氣候明顯變冷開始，該地區的犀牛種群持續南遷。到唐朝時，黃河以北地區已完全不適合犀牛生存，唐貞元年間那頭得到最高禮遇的犀牛，白居易詩中描述的生活情形是“馴犀生處南方熱，秋天白露冬無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歲嚴寒月。飲冰臥霰苦蜷局，角骨凍傷鱗甲縮。”《舊唐書·德宗紀》記載，797年（貞元十二年）冬天，“大雪平地二尺， 竹柏多死”，這頭犀牛就凍死在了長安皇宮動物園中。

　　此後，唐人連放生馴犀一般都要送回原產地去，如東南亞送來的帶回東南亞去，渠州（今四川廣安一帶）送來的也帶回原籍放生，而不是就地放生，這正是因為黃河中下游地區氣候變冷，已不再適合犀牛生存。

　　到1050年前後，似乎不僅長江流域的氣候也開始變冷，冬天連嶺南鬱林州（今廣西興業縣）的犀牛都要“掘地藏身而出鼻”，也就是犀牛在地上挖個坑，把自己整個身體躲進去，僅留個鼻子在外面。

　　以犀牛在商周之際的1800千米的北界作一條邊，以最西北端屈吳山作原點，由原點向南與雲南西南端連一條線、與中國東都海岸線的弧形之間圍成的近三千平方千米扇形，就是中國古代犀牛分佈的總面積。

　　根據這個扇形面積的縮小速度，東北師範大學的王振堂教授等人進而提出，三千多年來，中國犀牛棲息地北界線一直在以每年500米的速度向西南移動，直到當代歸零，造成這種改變的外力，不僅是氣候改變和直接大量捕殺，人類活動範圍擴大、人口壓力增加，無形之中就一直改變著犀牛棲息地環境。

　　“人口壓力較低時，人口種群的生活地區與犀牛生存地帶相間交錯分佈．犀牛隻因直接捕殺而減少。但棲息地與人類交錯的野生動物，都會承受一定的人口壓力，因為人類數量超過一定範圍後，必然焚燒山林、藪澤，開墾丘陵及湖畔，永久性破壞其生存環境，大面積佔據其棲息地。”

　　犀牛也是如此，在氣候與人口壓力的共同作用下，其生存空間遭到永久性破壞後，便出現了地域性滅絕。

　　王振堂研究古文獻後得出，古代犀牛在最適生境區內最高密度可達每100平方千米6－7頭，但在古代州郡建制的大範圍內，只能達到每600平方千米l頭。結合犀牛的被捕殺頻率，以及犀牛近兩年才產一仔的繁殖率，他用數學模型計算出，犀牛所能承受的最大人口壓力為4人/平方千米。

　　王教授還統計分析了唐代34個產、貢犀或犀角的州郡，發現其中除連州人口壓力為3.17人/平方千米、玉林為3.03人/平方千米外。其它各州皆小於2.90人/平方千米，且有10個州郡人口密度小於1人/平方千米。

　　400年後的宋代，唐代曾有犀牛生存的各州，除雲貴高原外，其它州郡的人口壓力皆已在4人/平方千米以上，其中除2個州郡尚偶有犀牛記載外，其它各州已無犀牛生存。

　　到明清時期，中國犀牛已僅在雲南省有殘存了，此時雲南省境內，大部分地區的人口壓力都在5人/平方千米以上，甚至15人/平方千米，只有普洱府、鎮元府、沅江府人口壓力低於4人/平方千米，當時尚有犀牛記載的州府，也正是這幾個。

　　這時，種群數量已經極其有限的犀牛，仍遭到持續大規模獵殺，直至種群滅絕：

　　公元1916年，最後一頭雙角犀被捕殺。

　　公元1920年，最後一頭大獨角犀被捕殺。

　　公元1922年，最後一頭小獨角犀被捕殺。

　　公元1911年後的十餘年間，中國被捕殺的犀牛數目總共不足10頭。

首先我們看看什麼是靈犀。

古代傳說犀牛角有白紋，感應靈敏，所以稱犀牛角為“靈犀”。

那麼問題來了，中國古代有犀牛嗎？

在很多人的眼裡，犀牛這動物怎麼看都像是外來物種啊。

其實吧，中國古代還真的有犀牛。

甚至於古代的中國還是犀牛的故鄉。

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不少的犀牛的骨頭，

商代的甲骨文中 常出現殷王獵犀牛的記載，

在《山海經》中還記載著：“兕兕西北有犀牛，其狀如牛而黑。”

在《勾踐滅吳》還記載著：“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眾之不足也。”古代很多的甲都是用犀牛的皮製作的。

此外犀牛角還用來入藥，做工藝品。

大肆的捕殺讓犀牛絕跡了。

據有關記載，1922年，最後一頭小獨角犀被捕殺，犀牛絕跡……

當然有，犀牛生活在亞洲與非洲的熱帶森林中。早在新石器時代中國就出現了犀牛。在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已經多次發現了犀牛的骨頭。而且商代的甲骨文中也多次出現了殷王獵犀牛的記載。可見中國古代不僅有犀牛，而且還相當多。

但是由於犀牛的皮厚實堅硬，適合做戰甲，於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大肆獵殺犀牛做犀甲。大約到西漢晚期的時候，犀牛在中原絕跡。

《國語·越語上》：“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 韋昭 注：“犀形似豕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水犀。”

而靈犀則出自《山海經》

有一種犀牛長有三隻角，一角在頭頂，一角在額頭，還有一角在鼻子上。鼻子上的角短小豐盈，額頭上的角厥地，頂上的角貫頂。頂角又叫通天角，剖開後可以看見一條白線似的紋理貫通角的首尾，被看作為靈異之物，故稱“靈犀”。

而心有靈犀一點通則出自李商隱的《無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餘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中國古代當然有犀牛。屈原的九歌-國殤裡有“操吳戈兮被犀甲”的詩句，證明先秦時代即有犀牛，而先秦以前應該也有。否則先秦的犀牛從哪裡來？後來因為犀牛被大量捕殺，逐漸滅絕。

古代的人們根本不會注意到動物保護的問題。古代的有許多動物，現在的人們已經看不到了。比如新疆虎，白臀葉猴，普氏Mustang，白頭鸛等等均已滅絕。

誰說中國古代沒有犀牛的？在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典籍上都紀錄著中國有犀牛，而且還不少呢！

“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還有誰不會懂得這一聯千古絕唱呢！但句中的靈犀到底指的是什麼呢？卻很少有誰知道？這個傳說古代有一種犀牛叫通天犀，它只吃有毒之草，有刺之木，長久以往就練就了一身善於尋找毒草和解藥的本領。通天犀的犀角上有一條白色的線貫穿通首尾，如果點燃犀角會產生一種異香，透過香氣，人們能看到鬼怪神靈，靈異無比，因此被稱為靈犀。古人有幸看到過通天犀的神通，才會呤出這千古名句。

歷史上真的有通天犀，據《舊唐書》記載，唐德宗貞元九年，環王國獻供了一隻犀牛，它就是通天犀。可惜被凍死了，由此可見歷史上真的存在通天犀。《山海經》中也記載有種犀牛長有三隻角，一隻角長在頭頂，一隻角長在額頭上，還有一隻角長在鼻子上，其中頂角就叫通天犀。《戰國策》記載，墨子在與人談話時說起:荊有云夢，犀、兕、麋鹿盈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曾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豸千、象、野犀....

中國在考古方面也證實了，犀科動物在第三紀時化石分佈很廣泛，3000多年以前，犀牛延黃河兩岸自西向東廣泛分佈。史書記載西周時期訓練大象犀牛進行戰爭，古人用於戰爭的“甲”就是以犀類的皮製作的。春秋戰國時期，吳王夫差就有一隻10萬身穿水犀甲冑計程車兵。

中國犀牛曾廣泛分佈在中國南方各省，唐朝時期，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川等省都有犀牛。由於古人濫殺犀牛，明朝時期也只有貴州和雲南才有犀牛了。中國原有三種犀牛:大獨角犀（印度犀），小獨角犀（爪哇犀）和雙角犀（蘇門犀）。

由此可見犀牛靈異，中國的中醫也取類比象，將犀牛角作為一種特殊的治療藥物。《神農本草經》記載犀牛角“氣味苦、酸、鹹、寒、無毒，主百毒盅疰，邪鬼瘴氣，解鉤吻、鴆毒、蛇毒，除邪，久服輕身”。《本草綱目》中亦載“犀角，足陽明藥也。胃為水穀之海，飲食藥物必先受之故犀角能解一切諸毒。”

由於人們把犀牛角當成珍貴的藥材，同時也將犀牛角與象牙比肩，用於雕刻製作成各種精美的工藝品。在宋朝就有記載犀牛角的工藝品，由於濫殺犀牛數量稀少，越發顯得珍貴。而此之後犀牛在中國很少有能見到的了，據一些資料記載，1916年最後一隻雙角犀被捕殺，1920年最後一隻大獨角犀被殺，1922年最後一隻小獨角犀也被殺死，此後中國犀牛銷聲匿跡了。

犀牛曾經在古代中原地區廣泛分佈的。《山海經、海內南經》中記載:"兕在舜葬東，湘水南，其狀牛牛，蒼黑，一角。”"兕兕西北有犀牛，狀如牛而黑。"我們學過成語有“犀牛望月"和“心有靈犀一點通″等從考古出土文物上看，在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中已經有犀牛骨存在，河南安陽商代殷墟中也出土過一塊犀牛骨頭。甲骨文中就有商王捕捉犀牛的記載。犀牛皮質堅硬，是製做護甲的上等原料，在中國有相當長的歷史。後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戰爭頻繁，戰爭規模的擴大。需要犀牛皮做護甲的需求越來越大，犀牛捕殺量大，犀牛每四五年繁殖一次，生存率低，過量捕殺和以後氣侯變化，犀牛在中原地區消失了。《吳越春秋》記載:“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眾之不足。"屈原《九歌國殤》中有:"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兵相接。"的詩句。可見那個時代犀牛甲普級率相當高。後來犀牛絕跡也就不足為奇了。‘此外，犀牛角還有非常重要的藥用價值。"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人類過量的虛求和濫殺造成犀牛種群的急劇減少，直到今天成了瀕危物種。

犀牛這是飽含歷史的詞語，對於我們現在來說，它是活在詩詞、成語、藝術工藝品和博物館的動物，即使偶爾在動物園裡遇到，他也不是中國犀牛。如今我們在野外再也找尋不到它的身影，可是在考察中國古代歷史文獻和豐富的出土文物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古代是有犀牛的，而且數量還很多。

犀牛是一種熱帶動物，早在古代新石器時期就已經存在。在《殷墟文字乙編》第2507片中記載的“焚林而獵”卜辭中說，殷王捕獵犀牛，少則1頭，多則是6頭，有次竟然還獵捕到了71頭，由此可見，犀牛在我們中國古代3000多年前時的數量的確不少。而根據甲骨文記載，當時的犀牛被稱作“兕”，被人捕殺後主要供人食用，可是在當時黃河流域，家豬飼養已經逐漸發展，與這種主宰了我們飯桌數千年的肉類相比，犀牛肉恐怕沒有很強的競爭力，那麼當時人們對捕獵犀牛依然樂此不疲恐怕還有別的原因。

國家博物館中的一件牛骨上證事刻辭“宰豐骨匕”，匕是中國古代用來進食的工具，相當於現在的餐匙，其上記載的這件骨匕是國君捕獵賞賜的犀牛骨做成的，而收到恩賜的人感到非常榮耀，就用此作為紀念。商周時期人們經常可以看見犀牛，而犀牛獨特的形狀留給人們很大的藝術空間，現今出土的商代工藝品就有許多是模仿犀牛而製作完成的，以在山東省出土的一件以犀牛為造型的盛酒器最為典型，這件物品擁有鼻角、額角、聳立的耳朵、下垂的尖尖上唇、還有三趾的足。商代人好酒，製造了許多造型精美的酒器，而這件也表示當時商代鑄工對於犀牛這件動物非常熟悉，從側面也反應出犀牛在商周時期的數量有很多。

犀牛除了用來食用，製作器皿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用於戰爭，在鐵甲興盛以前犀甲受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武士的極力追捧。犀牛的皮很厚，能夠抵擋刀箭的攻擊，是製作盾牌盔甲的上等材料，而在當時金屬冶煉還有難度的情況下，犀牛皮製物品就更加容易應用到戰爭之中，這也就使得犀牛難逃厄運。《周禮·考工記》中記載，當時已經有了專門製作犀甲的工匠，並且這種工匠被稱為“函人”。《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中記載，光是吳王夫差就有十萬三千名身穿犀牛皮甲的勇士，這段數字記載也許有些誇張，但我想這其中更多的是想表現當時戰爭對於犀牛的需求數量是可怕甚至恐怖的。

因為戰爭的需求，人們長時間對於犀牛大量捕殺，這就導致犀牛這一生殖率很低的野生動物在中國、特別是北方一帶，數量極速下降。就連陝西關中地區，犀牛也在西漢時期幾乎絕跡，漢平帝是王莽輔政，為了炫耀國威，曾經給位於蘇門答臘西北部（蘇門犀的故鄉）的黃支國國王大量財物，讓他向漢朝皇帝奉獻犀牛。等到了唐代，華南偏遠山區仍然還有野生犀牛的存在，他們仍然向朝廷供納犀牛，可是原本犀牛眾多的中原地區，犀牛幾乎已經絕跡。而皇宮之中圈養的的個別犀牛也是國外進口而來，這些犀牛來自熱帶和亞熱帶，和我們本土犀牛品種不同，因為水土不服，常常出現凍死的情況。

犀牛除了上述這些用途，還有就是它無與倫比的醫學價值，犀牛角是一種珍貴的清熱涼血中藥材，其皮和血也可以入藥，在中國宋代時就已經存在犀牛角的相關記載。正是犀牛角的經濟和藥用價值，犀牛從古代就開始遭到捕殺，到了清朝，南方各省官員為了將犀牛角變成官方私有，頒佈犀牛不允許民間捕殺，只允許官方捕殺，這無疑將已經不多的犀牛再次推向了滅跡。官員為了升官發財，組織人手，再次大量捕殺犀牛，根據記載，在1900年到1911年，僅僅十年，官方和民間進貢的犀牛角就有300多支，這個資料從表面看雖然不能和夫差的十萬三千無法相比，但在犀牛幾乎滅跡的中原地區，仍然捕殺到300多支，這個數字與十萬三千相比就顯得不遑多讓。

1972年中國本土最後一隻犀牛因人類獵殺而死亡，從此中國境內再無犀牛，因為犀牛在中國的滅絕，所以它沒有被列入國家級保護動物之中。1993年，中國政府頒佈禁令，禁止使用犀牛角。縱觀犀牛在中國又盛到衰再到滅亡，我們不難看出，無節制的捕殺和破壞生態平衡，是犀牛滅絕的根本原因，我們應該吸取這個教訓，不然幾十年，幾百年後又有許多的動物我們只能歷史中尋找他們的蹤跡。保護動物，人人有責。

眾所周知，靈犀：舊說犀牛是靈獸，它的角中有白紋如線，貫通兩端，感應靈異。

後來逐漸被引申為有情人或志趣相投的人之間的心靈默契。從修辭的角度來看，這只是一個比喻，形象的寫出了那種即使遠隔天涯也心心相印的神秘情愫。

由此看來，犀牛在古代是的確存在的，是古人的觸物而感。與比翼鳥連理枝物感心會屬同一原理

“心有靈犀”出處是唐代李商隱的《無題》其一。

原文：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

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

嗟餘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心有靈犀現在一般作成語用，比喻戀愛著的男女雙方心心相印。

而靈犀的則是出自更早的先秦時期的一部奇書《山海經》。

《山海經》裡寫的是古代的神話、宗教、巫術、民俗、地理、物產等內容。還有一些海外的山川鳥獸。

在這本書裡記載了一種犀牛叫通天犀，它有三隻角，一角在頭頂，一角在額頭，一角長在鼻上。頂角剖開裡面有一條白線貫通角的首尾，能夠通靈異，因此被古人視為神獸，是靈異之物。所以被後世稱為靈犀。

我想堅持一生的事：讀書，寫字。

我們國家古代是有犀牛的，這是透過大量的考古發現證實的。我們國家的犀牛叫亞洲犀牛，和生活在熱帶地區的犀牛是不一樣的。它可以在寒冷的北方生存，並且繁衍下去的！

中國古代犀牛，在春秋戰國時期，被殺的差不多了。那時候，犀牛皮厚，輕巧，被用來做盔甲。而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正好是大量用這種優質盔甲的時候！到西漢時期，我能國家的犀牛就差不多沒了！

必須有啊！

雖然我沒法回到古代去親自看看，但從古代許多文獻中都不難看出，中國古代是有犀牛的。

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就多次發現犀牛的骨頭，河南安陽商代殷墟也曾出土過。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

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至於李商隱見沒見過犀牛，咱也說不清，不過古代還有一本奇書—《山海經》裡有記載:

有一種長有三隻犀角，一角長於頂上，一角長在額上，一在鼻上角長。鼻上者角小豐，額上角厥地之，頂上之角貫頂，其抵又名通天，剖可見內有一條白線理通角之首者，被視為靈物，故曰“靈犀”。

至於李商隱是真的見過犀牛，還是從山海經裡得來的，都不影響這首詩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