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階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司馬光曾經多次上書皇帝取消新法。 同時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關鍵時刻發生了動搖，宋神宗死後司馬光出任宰相，徹底廢除新法，連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廢除。 從各項經濟上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也不能完全推到守舊派反對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檢討。下列可就四方面論之： (一) 變法事先缺乏宣傳，導致在變法的過程中無法吸引到優秀的人才。在變法的反對陣營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經過足夠的宣傳說服後應該是可以被吸收進變法陣營中的。 (二) 政策執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在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物件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這還談什麼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負擔的。政策執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合適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畫地絕交。例如，蘇軾本來是擁護新法的最好人選，但蘇軾的很多正確的意見也未能被王安石採納。

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因此，在每一項新法的推行過程當中，遂無例外地都遭受到他們的阻撓和反對。到宋神宗逝世之後，哲宗繼位，高太后垂簾聽政，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掌握了政權，此前的新法便在元佑初期全被廢罷。史稱元佑更化。

這些改革家的時代是愚昧的，那時能洞察國情，民情，並探討出一套強國方略者是國之幸。商秧（秦），王安石（北宋），張居正（明）被後人稱為中國歷史上三大改革家（變法）。其中商秧最成功，使秦國力富足，軍事強大，秦朝的官員是最廉政的，國家管理也是最有條理的，秦國能統一中國商秧是有功的。張居正也不錯，但不完美，他死後他的接班人把他的治國理念推翻了。王安石則是完全失敗，原因很多，皇帝昏庸，觸及官僚利益受到抵制，就連他媽都哭天抹淚的哀求他別瞎折騰了。王安石本身的想法是好的，也是秦商秧後最大最全面的改革，但缺乏對實際的認識，和科學有預的落實措施，盲目冒進，觸及到了官僚，地主階層的利益，而地方衙門乘機撈政績，搞形象工程，利用改革壓榨欺騙老百姓，如，“青苗法”，就是鬧饑荒時，國家給老百姓分糧食，老百姓不用現錢，等有糧了還上，但要利息。老百姓不識字也不會寫字，所以找書吏代寫，收費。再拿到地方衙門申請，審批，國家規定收利二分，結果竟漲到其35倍之多。老百姓寧可從富人家借也不去衙門借。於是衙門就下指標。搞攤派，僱傭社會人員強制借糧，謀取暴利。再如，“市易！法”，本意是，衙門收購老百姓賣不出去的糧食，減輕農民負擔，結果，地方衙門專收緊俏貨，低價收，高價賣。結果衙門變成了買賣機構，各級衙門都從老百姓身上卡油。百姓上訪者不斷。王安石家門口就被上訪民眾堵住，所以。王安石他媽就哀求王安石，但王安石不為所動。而各級衙門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打所壓上訪百姓。民怨沸騰。本意是為百姓好，結果老百姓是“從屎窩挪尿窩”。王安石做過地方官，本應懂以民為本的重要，也知道百姓的利益受到損害，更清楚各級官僚腐敗變質，但王安石怎麼做的？打壓“諫言者”，不打腐敗，打壓提出不政見者，在京城設巡邏隊，聽到有說壞話的，上訪的抓，判刑。此時，王安石有所感悟。決定第二次改革，推行新政，同樣變了味，國富民窮。社會動盪。皇上失望了，官僚，地主反對，百姓民怨沸騰。為平熄民怨，只得撤王安石的職，並極力安撫民怨，才平熄下來。從王安石變法到北宋滅亡只有五十年，由此可見，王安石的改革並沒有給北宋一個好的結果。王安石變法最大的受益者是國家，各級官僚，實變法變成了壓榨老百姓的工具，可稱為歷史上最糟糕的變法。

茶餘飯後暢所欲言，此為閒暇渡時之樂。談天聊地說世間，少許正史評判說教，多些中正之言，客觀回顧邏輯推理，以新的視覺去評說歷史，其乃世俗之樂也。

商鞅、王安石、張居正為什麼要推行變法？為國乎為民也，如能穿越你去問他們吧。不過變法成功的條件：首先是內外環境促成以變求生之策，其次為各階層形成共識合力，最後得有一個平穩推行的時間與空間。

從外部環境來說秦、宋較差，從內部環境來說宋、明為差 ; 政治上帝王主推秦、明積極，各階層共識合力首肯秦 ; 最後變法推行的時間與空間還是秦、明相對較好。綜上推斷，商鞅變法成功，王安石失敗，張居正半成功也就合情合理了。

再說個題外話滿清戊戌變法，上述三點都不具備，其結果可想而知悲劇一場。

變法難，新政需要推行，就不得不去用那些不贊同新政的各級官吏；要官員們幹事情，就得忍一忍他們胡作非為；要士大夫階層認同，就不能過於急躁切他們的蛋糕；要富國強兵，就得讓下層百姓獲得實惠；要推行新法，就不能不去從皇親貴戚手中收上來權力。哪一頭伺候不好都很難辦，難難難…

中國古代政治領域的改革家其實很多。遠不止三個，試說一下比較著名的改革家：

管仲：革新齊國，給了齊國全新的政治系統，士農工商的社會階層劃分，就從此開始，管仲的改革相當成功，使得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吳起：在楚國變法，那也是相當了得《史記》裡說楚國經他的改革成效：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戰鬥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

申不害：利用法家的“術”是弱小的南韓在諸強之間閃躲騰挪，延續社稷，也算功德。

商鞅：這個不說了，估計就是提問者說的三大改革家之一罷。

秦始皇及李斯：對全國廢除分封，實行郡縣制，非此我中華文明等同於歐洲矣，統一文字、統一錢幣、統一度量衡都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改革之舉啊。

晁錯：力主削藩，改革郡、國共有的體制，雖然生死，但其理想卻最終在漢武帝時得以實現。有是國家政治統一，安定。

漢武帝：廢黃老之學，獨尊儒、術。使中央得以高度集權，國家可以高效率的分配資源，對匈作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此。

魏武帝：曹孟德一舉推翻原來的門閥選拔機制，唯才是舉，此一項當真是振聾發聵，而且非常符合亂世當中惟能者上的形式。曹魏一家獨大，此改革功不可沒。

王景略：名猛。東晉時期前秦宰相，輔佐天王苻堅改革前秦舊制，使前秦一舉強大，滅掉前燕統一北方。

謝安石（名安）、謝幼度（名玄）：改革東晉兵制，興辦北府兵。北府精兵名震天下，是東晉乃至南朝前期，抗拒北方的核心力量，使中華衣冠文明得以存續，功也不可謂不高。

北魏孝文帝：革除鮮卑遊牧陋習，促進民族融合，在其任上，北魏達致極盛。

隋文帝及其高熲等幹臣：一幫君臣最大的貢獻在於全面對政治體系進行改革，三省六部，使國家政策有制衡，政令頒佈有了較高的安全性，政府職能清楚，分工明確各司其職，領先歐洲千年以上，稅制改革租庸調，使國家稅收有保障，百姓負擔有明確，府兵制改革自古亦農亦兵的兵制系統，職業軍人成為隋唐強大軍力的重要保證，科舉制，使寒門人士可以透過自身的努力，達致上層，為中國開啟了人才選拔的新機制，而且是現在全世界通行的公務員選拔機制，影響歐洲的啟蒙運動。隋朝的所有改革都是影響中國政治千年之舉。

唐太宗及其幹臣：主要貢獻在於改革律法《唐律疏議》乃是世界中古史中出類拔萃的精品。確立了東方司法體系。

宋太祖：徹底改革政治體系，重文抑武，使國家重回安定，將軍流轉制度，使武將再無條件作亂，將調兵權歸於文臣，設定樞密院，也是其政治改革的重頭戲。當然太祖改革有利有弊。

遼太祖：唯一實施一國兩制的帝制國家，南北面官制使遼朝契丹人、漢族人各得其所，實在是了不起的創制，有此政治制度，使遼打破了“胡虜無百年之運”的魔咒。

王介甫（名安石）：這也是三大改革者之一，他失敗的原因，下面再講。

成吉思汗：此人徹底改變蒙古各部舊制，讓蒙古各部高度團結統一，與其說是改革，不如說是重新定製，氣魄大，思想密，辦法周到，一代天驕當真不是浪得虛名的。

明太祖：小改三省六部，實行內閣制，取消宰相，不過這個改革可不好，皇權徹底失去制約，體制由此走向衰朽。

戚少保（名繼光）：徹底改革了明軍的編制、構成、軍備，甚至選拔標準。戚家軍能橫掃倭寇，戚大將軍了不起。有興趣的可以查閱《戚少保年譜耆編》、《練兵紀實》、《紀效新書》、《蒞戎要略》等。

張叔大（名居正）：雖然一條鞭法，由桂萼提出，但實施的實在是張居正。該法頒佈國立充盈，有人認為張居正一人就使本該早亡的明朝又延續了90年。

雍正：雍正帝改革軍機處，使國家管理更趨垂直化，另外廢除人頭稅，改為攤丁入畝，實施火耗歸公，這系列的改革都是利國、利民之舉，只不過貪官不喜歡。另外，他還廢除了自己明成祖時期以來的“賤籍制度”，使最下層人民有了些許改變命運的希望。

光緒、康廣廈（名有為）、梁任甫（名啟超）等：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其提出的憲政主張，還很符合世界潮流的。

張孝達（名之洞）、曾文正（名國藩）、左季高（名宗棠）等：開西學，興辦洋務，使中國開始真正向西方學習，雖然成王敗寇的思想使我們對此褒貶不一，但洋務運動，對中國追趕世界，確有鑿荒之功。

秉承不議現代史的原則。歷朝改革家就簡述到這裡。

第二個方面，來說說寧熙變法為什麼會失敗。

北宋至神宗的積弊之深，用王介甫的奏摺寫得是非常的恐怖： 我翻譯一下《本朝百年無事札子》的部分內容：

政治上，選拔官員全看文采，教育體制出了大問題，官員晉升那是論資排輩，又不做考核，又沒人監督。拉幫結派，巴結上級的一般都能當大官，而默默努力沒有背景的又被排斥，所以北宋官場上上下下都是偷奸耍滑，只看表面而已，有能力的人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更蠢貨也一樣了。

軍隊由於軍官流轉太過頻繁，任職的時間中怕一多半都在路上，所以誇誇其談的可以以假亂真，當兵的也沒有淘汰，老弱病殘也都還在建制當中，又不強調訓練，有沒有挑選合適的將領，卻偏偏長久的給予他們兵權。不打仗駐防的時候，這幫兵就像無賴一樣的四處惹事，跟本沒有改變五代以來的兵如匪，匪似兵的陋習。

百姓負擔又重，又沒有專門設立官員予以撫卹，興修水利，老闆姓苦不堪言。

財政方面，基本上沒有什麼辦法，所以仁宗雖然節約，但是百姓兵並富裕，皇帝雖然勤奮憂慮，但是國家還是不能強大…

最後，王介甫總結道：之所以一百年來國家沒有什麼大的變故，是因為契丹、西夏又還沒有到頂峰，國家自然災害也很少，這真的是運氣好啊。但其實社會的現狀是什麼呢？“…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

這樣慘痛的描述，總給人似曾相識之感，彷彿又見天寶年間啊。

針對這些積弊，王介甫大興改革，頒佈了一系列的法令，重要的就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三舍法等十餘種，涉及農業、稅收、基礎建設、商業、軍事、軍事物資、教育、鄉鎮治安管理等等。這在農耕社會簡直就是一場政治地震。

公平的說，這些法律的初衷都是利國利民，而且也都切中時弊的。不過為什麼不成功呢？

我看原因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心急沒吃上熱豆腐：總共變法持續時間才16年，而且還要扣除後期民間官場怨聲載道的幾年，真正實施也不過10年左右，平均一年一部徹底變革的新法。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你老是在鍋裡翻，還不把魚給翻爛了？再說官場也好，百姓也罷總有個適應過程，這樣一窩蜂的變法怕是菩薩也難以善後。

二、低估了阻力：介甫之變法，從頭至尾給人的感覺有點一廂情願。比如“方田均稅法”，在全國丈量土地，希望查處隱藏的土地，以增加國家收入。那麼反過來想，無權無勢的怎麼可能多佔並隱瞞？所以查出來的非富即貴，這下捅了馬蜂窩。而宋神宗又不是秦孝公，可以把公子虔的鼻子給割了，宋朝也不是秦國，敢在渭河一天就殺700人。捅了馬蜂窩己無人兜底，又沒有自保之法，不失敗還有邏輯嗎？

三、一廂情願：典型代表青苗法，原意是在春荒時由官府為農民貸款、貸糧，然後夏秋兩季在收取一定利息償還，看起來國、民兩利。其實一則百姓依然還不起，還不起就不貸，不貸就主動投靠大地主，大官僚，或賣身為奴，或賣田入佃，等於變相養肥大官僚，大地主，而又影響方田均稅法的實施。或者當年歉收，政府貸出的錢糧無法收回，成為呆賬。

四、動了底線：比如募役法，徭役不再硬逼著農戶出人，可以出錢免除，我沒有分析過宋朝錢、糧的匯率，如果出人自帶糧食費效比還要優於出錢，那誰願意？另外，將官員、有功名的人也納入進來。這件事情雖然做得公平，可士人不納糧稅，那可有上千年的傳統，在那個帝制時代，是要相當的本事，才能扭轉這一習慣的。讀書人會罵娘，官場人要暗算，大地主要怨聲載道。本來是好事，結果可能是連老百姓、士人、權貴一起不高興。

五、 想得天真：比如農田水利法，要求各地基礎水利建設由當地住戶依照貧富等級出錢興修，州縣也可以貸款。我的天，這在那種沒有監督制約體制，又沒有網路媒體威力的時代，權貴與富豪與官府的勾結還能有個好？明明知道官場沒有人監督考核還敢這麼幹！最後本來是好好的一件事，結果遭殃的還是老百姓。

六、食古不化：市易法和均輸法，一看就在學桑弘羊。西漢時期民間商業並不發達，由國家統一運營，獲利肯定大，而且也不擾民，而北宋怕是中國大一統王朝中，民間商業往來相當繁盛的時代，看看清明上河圖，想想為什麼北宋會出現紙幣，就能看出端倪。雖然我們不能苛求古人，能用今人的市場經濟理論來辦事，不過這裡還是有書生意氣，好心辦了壞事的感慨。

七、 心眼狹小：本來這樣一個系統的變法，應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促成此事，結果王介甫卻是處處給自己樹敵。凡是有不同意見的統統打壓，司馬光有意見——抑，蘇東坡有意見——貶，而且是一貶再貶，這樣的做派，主動把自己孤立起來，實在是不智啊。

八、遇人不淑：由於打壓一切反對派，王介甫任用的，都是對他歌功頌德，很多人人品都有問題，就說一個——蔡京，你就知道了。拍馬之人意在騎馬，利用變法狐假虎威，弄虛作假，中飽私囊，打擊異己，幾乎他的助手沒有一個沒幹過壞事的。這樣的班底，怎麼和商鞅當年相比啊。所以，王安石失敗的原因，歸結起來就是兩句話，

弊端盤根錯節，積重難返

新法急功近利，脫離實際

加個橫批：不敗何為

摘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

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眾因得以亂真(85)。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

改革一詞，聽著比較溫和，不像革命這個詞那般讓人熱血沸騰，但其實也是暗藏刀光劍影，血雨腥風。

當真是割肉般的疼痛，因為是生生把既得利益拿走，怎麼能不疼。

並且這一部分人，多數是既得利益者。

故而變法一般發生在王朝的中期，這個時候，制度的一些弊端已經得到顯現，也慢慢養成了一批利用權力尋租的既得利益群體。以至於國家機器的運作出現一些問題，所以不得不改了。

商鞅變法，秦國富強，但是商鞅被車裂而死。

吳起變法，同樣被那群因新法而利益受損群體亂箭射死。

王安石走上變法道路，人生就註定了起起落落，最終悽慘絕後，鬱鬱而終。

張居正還算是比較幸運的，最少在生前一直大權在握，但是如果死後有靈，看張家分崩離析，不知作何感受。

張居正像

筆者想撇開變法本身說說歷代變法之成敗問題。一、是否順應了時代的發展？戰國群雄並起，諸侯朝暮興衰，思想百家爭鳴，有理想有抱負的諸候王為霸業、為自保尋求著治國良方，有志向有策略的有識之士遊列國兜售自己的思想，時代被思想的火花照亮，列國或從土地農耕或從稅收經濟或從華人本身或從軍事攻防或從地理溝渠，嘗試著改造國家命運的變法，秦孝公、商鞅也在這個大時代中成了大功，商君之法不絕，秦終成一統。王安石之變法是封建社會極度完善的中世紀，北宋的經濟發展雖非鼎盛，也達到相當水平，國家要解決的問題是動“小手術”即可完善之，改良是首選，變法是不明智的，張居正則可視為王安石的翻版。二、是否能推動經濟發展提升綜合國力？“黑貓白貓逮住老鼠是好貓”，戰國之變法，大多是把先進的封建制度進行完善，以發展生產富國為前提，以強國為目的，因而成多敗少，很多治國理念影響深遠，而北魏孝文帝改革、曹魏改革、唐初改革是在封建大局下的改良，基礎不動，提升國力，也較成功。當然也有倒退的王莽復古改制，自成笑談。王安石時期的大宋不是阻斷生產力發展的問題，而是制度層面的問題，是如何調整更適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說白一點，老王有點小題大作了。三、是否讓老百姓享受改革福利？成功的改革觸動的是少數人的利益，大多是富人貴族集團或是其中一部分的利益，當然對這部分利益集團同樣可以享受改革的紅利，比如商君的軍功爵制同樣適用於貴族，獎勵耕織同樣把部分奴隸主從落後的生產關係引向封建制生產關係，郡縣制的實施給了貴族子弟以更寬泛的人仕及展示才能的機會等，而王安石變法成害，焉能不敗。四、是否符合思想主流？戰國之動盪，人心之思變，百家爭鳴於列國，百花齊放於天下，無論出於何種目的，無一國不思變，無一君不圖強，儒墨道法兵，粉墨登場，或變於人心或變於錢賦或變於官僚體制或變于軍功征伐，無一不用其極，無一不踐於行， 無一不著於書，不成都難，而王、張處之宋、明時代，儒家盛、理學興，人心復古，眾不謀變，以一人之力而撬天下，獨木難支、孤掌難鳴啊。

諸位看官，這裡是陳大舍道古。以史為鑑，可知興衰。承蒙青眼，不勝榮幸。

我先受累問一下：王安石變法怎麼失敗了？

宋朝遭遇靖康恥，中原疆土損失大半，連兩代趙官家們都讓金國抓去蒙塵的根本原因就是宋朝中後期不斷地加強中央朝廷和君王的權力。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有宋神宗和王安石啟動的那場變法。

現代人談及王安石變法時動輒說“失敗”了——這種普遍而奇葩觀點真不知從何而來——可能是列寧同志或呂思勉的觀點。

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的荊國公大丞相王安石。

宋朝的開國根基本是殘唐五代藩鎮幕府的升級版，所以難免冗兵冗員多，而且開銷巨大。而為了避免成為五代之後的“第六代”，宋朝在確立制度時又對於地方的財權、軍權，進行大幅度的削減，並將天下財貨聚集到京師，把東京汴梁打造成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從而實現中央皇權對地方的絕對優勢。因此，地方分離主義算是壓下去了，但是這種頭重腳輕的社會結構也將各地方的生機、活力惡性的打壓到了一定的程度。一方面京師成了黑洞，但地方上卻發展緩慢。所以有宋一朝，即使是富裕的空前絕後，但是朝廷“缺錢”問題，始終是三百年間老大難。

因此，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就是“為國理財”，也就是加強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正是這個原因，在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拜相，設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開始，直到靖康恥二帝蒙塵，宋朝的新舊黨人的路線鬥爭基本上都是新黨強勢——因為“新法”更方便為朝廷弄錢。尤其是在崇寧元年，宋徽宗認為：

“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

並拜蔡京為右相，宋朝天下至此時就基本上實現了新黨的全面執政。也就是說，直到汴京失守，宋朝一直都是以王安石新政為總路線。

宋徽宗、蔡京君臣。他們二人的悲劇證明了只有好制度，沒有好人也是不行的。

而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富國”，方法無外乎加強中央財政權力、政府參與經濟活動，並且可以從經濟活動中弄錢，以此增加財政收入。

注意啊，這些經濟問題上的觀點基本上都是來自於王安石對歷史經驗，尤其是《史記•貨殖列傳》的總結。

但是，宋朝是有臺諫制度的，臺諫官員就是專門制約宮中(皇帝)和府中(宰相)的，於是宋神宗和王安石要想雷厲風行推行他的變法，就不得不打壓輿論監督，按王安石的原話就是：

“若朝廷人人異論相攪，即治道何由成？”

這句話其實引發了宋朝的“憲法危機”。因為宋朝的制度就是以“千官共治”，以士大夫與天子共天下的方式治理國家。在透過“烏臺詩案”等一系列文字獄之後，臺諫制度基本上被邊緣化。所以此後，趙官家們就開始在威權主義和與民爭利的“邪路”上狂奔。

這種歷史行程，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那種個人品質都十分優秀的政治家操控之下都還會失控變質，何況是宋徽宗和蔡京這兩個本身人品就有缺陷的“狠人”？

於是在“豐、亨、豫、大”的口號指導之下，旨在“富國”的熙寧之法終於淪為一架的抽血機，將民間財富不遺錙銖的聚斂起來以供朝廷無度的揮霍。後來葉適曾經一針見血的指出說：

“宋財賦之入比唐增倍，熙豐以後又增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

所以說，靖康恥的大敗局才是宋神宗和王安石領導的新政徹底破產。

人類歷史上的變法大多是自上而下，也就是來自頂層的變法，不管初衷如何，也不管用心多麼仔細，但似乎都無法逃脫失敗的命運。為什麼？這是因為單考這理論和規劃的變法畢竟無法兼顧大多數人的利益，從而必然會使一次又一次動機良好的改革最終淪為碎鈔機。而歷史上所有成功的改革，則都是不同階層間相互妥協產生的。

分別是位於河南滑縣和福建仙遊的蔡京墓，印證了“熙寧之法”的最後失敗。

原因其實也不復雜，就是因為王安石的變法已經超出了預期，最後變成了禍國殃民“惡法”。

當時的大宋，先是被西夏胖揍一頓，又被大遼敲詐，政府戎官戎軍，國家財政常年赤字，實在是有些過的艱難。關於國庫空虛，王安石認為這是因為國家缺少會理財的官員，只要政府官員善於理財，就可以在不增加百姓賦稅的前提下充盈國庫。這麼棒的主意宋神宗當然是支援了，於是在宋神宗的支援下，王安石開始變法，而支援他變法的理念則是來源於多年的地方官經驗。這麼看起來王安石的變法應該非常合理才多，的確，王安石的變法在文字上看起來非常棒，但是僅限於文字。

王安石的第一項措施是“均輸法”。這個均輸法，就是說如果一個地區受災歉收，那這個地區就不用交物資，給物資摺合後的錢就好，然後政府用這些錢去買其他地方的物資；如果有多個地區物資一樣而且都豐收，那就就近原則。可以說均輸法有效的減少了不法商販官吏從運輸費中苛扣錢餉的行為，確實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於是宋神宗加大了對王安石的支援力度，讓王安石繼續變法，但是再之後的情況，就不那麼樂觀了。

王安石的第二項改革是市易法，即政府向商人借貸，官府從商人手裡收購滯銷產品，然後平價出售。這個看似很好的、可以為官府盈利的政策，其實卻是一個騙人的“把戲”。滯銷產品之所以滯銷，大多是百姓不需要，平時用不到。所以政府只能做到貴買賤賣，這樣一來，政府實際上是虧本的。那為了盈利，政府就必須要動用手中的權力——比如強買強賣，小利抽稅。總而言之，這項改革嚴重的破壞了宋朝的市場秩序。

之後是青苗法，青苗法的意思是在青黃不接之時，貸谷於民，立息以償，青黃不接之時分為夏秋兩季。但是這裡存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夏糧未熟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因為冬糧可能已經耗盡，商賈會藉機給糧食提價；但是秋糧收穫之後的青黃不接就不存在這種問題了，因為夏天的糧食剛剛收穫，百姓生活很充裕，再借貸給百姓，就是等於“放高利貸”了。而且借貸要根據經濟實力來決定，真正需要糧食的五等戶卻只能借1貫500文，而一等戶不需要借貸卻被強迫償還高額的利息，最後民怨沸騰，流民四起，百姓叫苦連天，民變一波接著一波的起來。

當然這還沒完，王安石還有兩個超級坑的改革措施--均田法和免役法。先說均田法，它的目的是遏制土地兼併，保障耕者有田。但是實施起來卻是要在社會總財富不變的情況下，將財富重新分配，這就要強制奪取富人的田地，導致大批的佃農失業失去保障，卻又得不到政府的補貼，只能危害社會（宋政府只補貼自耕農，佃農由地主負責，為了保證佃農的生活，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法律，如果地主不管自己的佃農，就會被制裁）。

再就是免役法，就是透過讓老百姓交錢，來免除部分徭役。但問題是價格是政府開的，中央如果控制力度不夠，地方就開始橫徵暴斂了。本來宋朝的稅賦就很高了，再這麼一折騰，百姓的忍耐到了極點，一時間全國多地發生民亂，雖然都被鎮壓，但是確實給北宋計程車人們敲響了警鐘。免役法最後被保甲法取代，但是交錢免役的做法仍然在繼續。

王安石變法，雖然確實讓國庫充盈了，但也是搞得國家混亂不堪，政府與民爭利，北宋的黨爭達到了最高峰，實際上確實國力衰敗的表現。

最後再提一點，就是王安石動手太狠，基本上顛覆了北宋之前的整個利益團體，使得百官群起而攻之。而趙氏皇帝實在是軟弱無能，意志力不夠堅定，當反對的呼聲太大時，自己就搖擺不定，這個變法就算是真的好也變不下去了。反觀商鞅，他是得到了秦孝公堅定的支援，所以只要孝公活著，變法就能變下去。張居正則是內有太后支援，皇帝是自己學生，司禮監是自己哥們兒，六部多是自己人，李成梁、戚繼光兩大王牌邊軍是自己小弟，如此權勢滔天，自然也能變得下去。而且還有一點，這倆人的變法沒有觸動所有人都利益:商鞅沒觸動軍官，張居正沒惹皇族。而王安石連百姓都惹了。

在中國古代，不管什麼變法都繞不開三個步驟，首先需要保障的是政令暢通，再者就是開拓財源與建立功業；最後是實現改革的全面推進。我著重分析一下歷代改革興衰規律，看完基本就解決了你的困惑。

（王安石變法精神）

改革的第一步需要確立朝廷的權威，進而保障政令暢通，令行禁止，實現地方與中央的一致。

商鞅在變法之前有“移木立信”，其實就是透過這個確定朝廷在民間的公信力；之後的朝堂辯論，也是為了統一高層的思想與觀念，減少變法阻力。更關鍵的是頒佈《法經》與廢除世卿世祿制，在制度上保障政令暢通。

（移木立信）

范仲淹的變法就是從整頓吏治開始，只是這個都沒推行下去，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范仲淹變法）

張居正變法的時候，首先也是整頓吏治。因為當時的社會危機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沒有必要在輿論上造勢，關鍵是提高官僚系統的執行力，所以推行“考成法”，以實現“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如果張居正借高拱案興大獄，會推行更快。

（整頓官僚紀律很重要）

相對而言，王安石在吏治（人事安排）、制度推行上並不完善，改革需要先改官沒做到。

對官僚系統的政治如果沒有功業支撐很容易反彈，進而影響改革推進。所以在人事整頓之後，中央權威確立後，要迅速提高財政能力，軍事上也要改革，並有戰爭成果來驗證。

商鞅變法推行小家庭制度、獎勵耕戰，提高了秦軍的動員力與戰鬥力，在西河之戰中擊敗魏軍，斬殺其主將。

（熙河之役）

王安石在業務上的推行，因為阻礙許多負面作用大，好處在於皇帝還支援，財政收入提高，熙河開疆成功。

張居正在第一輪結束後，扭轉了財政不利的局面，在軍事上，遼東與薊鎮的軍隊牢牢守邊，沒事還可以出塞作戰，扭轉了之前頹勢。朝廷上下對張居正很服氣。

實現了前兩部，改革就可以全面推進，根本上扭轉國家的形勢。

西河之戰後，商鞅開始推行第二次改革，這次改革很徹底，推行土地私有制，推行郡縣制、編制戶口，實現國家對社會的完全控制，建立耕戰一體的國家。

（軍功爵）

張居正也在嘗試全面推進，首先就是全國清丈土地。遺憾的是，張居正身體不好，之後的改革因其死亡而中斷。

王安石的變法根基就不穩，阻力太大，自然難以推進。

（清丈土地）

發現與解釋歷史規律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古代的改革基本逃不出這樣的模式。王安石的變法在於底子沒有打好。要注意的是這三步是可以分開，但又可以同時進行。比如張居正人事調整就和財政同步進行，在財政推進的時候，又在搞清丈試點。歷史很有趣，還要多研究。

這個問題非常簡單，上層，王安石變法造成了政府被分裂成新舊兩黨！下層，老百姓沒有從變法獲得實惠，反而深受其害！對國家也沒有實現富國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