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是個思想涵蓋面非常大的問題，沒有一定的人文社會學和人文歷史學思想深度的人，回答不了。如果比較全面和詳細的回答，應該是寫一本一百萬字的書籍了。這裡就說個概略的縮減版吧。

首先，華夏文明是一種以農耕文明思想為主幹的人類社會文明思想體系。華夏文明思想的思想輪廓成型於商末和周初。也就是《周易》作為一本書的推出，標誌著華夏文明思想的整體輪廓成型了。在《周易》思想形成之前，華夏文明的思想經歷過無數次的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社會的碰撞，更加適應神州大地的農耕文明社會逐步佔據了華夏文明社會的絕對主流。

農耕文明社會是以家庭為基礎單位的社會文明發展的形式。以家族管理宗族血脈系的管理社會方式。比如說，管理社會是以:家庭_家族_保_裡_鄉_縣等；這種管理社會的模式最後有一箇中央集權的皇帝。華夏文明的皇權崇拜是蔓延了幾千年的時間，幾乎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內心都有很深的皇權崇拜的底蘊。

在農耕文明社會里面，農業是解決生存問題的基礎行業，因此，農耕文明社會中，在農田中踏踏實實勞作的人才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士”，這一階層是在農民這個階層中選拔出來的。這個階層是為了維護廣大踏踏實實的農民階層的利益的。“士”這個階層也是農民階層通向“王”的一個過渡階層。

在華夏文明社會思想層面上升的過程中，德，是一種最基本的考核標準。有踏踏實實的思想，老實本分的品德才適合在最基礎的農民階層。農耕文明社會，農民階層是數量最龐大的社會穩定階層。

一些不適合務農的人，也許是身體的原因，或是品德的原因，就不讓這些人務農而是讓這些人在家中做一些手工活，這些人就逐漸成為了“工”這一階層。隨著手工業的人增加，需要流通，這就慢慢又形成了一個“商”這個階層。

再往後還有三教九流和不入流等等的社會等級劃分。

這些等級的劃分表明了一種社會思想的取向，農耕文明社會的主旨思想就是，崇尚節儉，不去擴張，自修品德，以德服人，這樣一步步的向社會高階層發展。

其實無論是大工業化時代還是數字化時代，人類社會的基礎思想也不會變化，比如，大工業時代，踏踏實實的做好工業產品的，注意節儉成本的不搞歪門邪道的，也是屬於“農”這一階層。那些一天到晚搞投機者，其實就是屬於“商”這個階層，如果把華夏文明思想體系顛倒過來，就會導致，踏踏實實的廣大“農”這個基礎思想階層的人們被壓制，導致了社會思想發展趨向於急功近利，就會導致社會發展倒退。

誠邀！說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一下中國古代的階級分類，“士”是第一階級，代表的是讀書人，也是國家的統治階級，“農”代表的是古代封建農耕社會的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為什麼排在第二位，因為古代封建社會是農耕文明，農業生產決定了社會是否穩定，百姓是否豐衣足食，所以古代基本都是鼓勵農桑，因為這是治國根本。“工”指的是手工業從業者，這部分人提供的是人們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資，所以地位不是最低。“商”，地位最低的就是從事商業活動者，古代儒家文化的傳承，認為商人本質就是不勞而獲，專門從事投機取巧，舞弊鑽營的勾當，從社會風氣上來說，有道德敗壞的嫌疑，代表的是慾望和貪婪，所以地位最低。

其實最早提出這個分類的是管仲的政策，就是“四民分業，士農工商”，但是並沒有分階級，說的是四業並舉，但是發展到後面，就形成了嚴格的社會等級劃分，造成了古代百姓“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思想，這也是古代封建統治下形成的劃分原因。

士農工商的區分始於春秋時代的管子，本來是為了便於社會控制劃分的人群，並帶有世襲特徵，即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又稱四民分業。開始時並非階層劃分。後代沿用了這種分類，並由於士地位的提高、農為本丶工次之而商為末，遂變為一種階層劃分。

人類進入文明史，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發展，社會分工並形成階層是一種必然和進步。人人有事幹才是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古代社會士、農、工、商四業的劃分說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都有了發展，士居於首位。士在古代本來是子尊稱，後來升為社會管理者，脫離勞動學文化當官，如士大夫，士君子等；古代以農耕為主，農民居第二位，隨著生產力不斷髮展出現了手工業，有了商品買賣，就有工民和商民。四業成了古代社會重要組成結構。人類社會歷史是不斷髮展的，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分工越細，各階層的矛盾就會日益突出，都想當"士"，不願參加勞動，一心想管理人，奴役人，就是失業也得拼成士。這種階層衝突的過程就是形成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過程。所以分工和鬥爭成了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古代是這樣，現代呢？我想人工智人人能會能用了，分工就簡單了，士不士的也就無所謂了。太理想化了。

人類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發展，社會分工並形成階層是一種必然和進步。人人有事幹才是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古代社會士、農、工、商四業的劃分說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都有了發展，士居於首位。士在古代本來是子尊稱，後來升為社會管理者，脫離勞動學文化當官，如士大夫，士君子等；古代以農耕為主，農民居第二位，隨著生產力不斷髮展出現了手工業，有了商品買賣，就有工民和商民。四業成了古代社會重要組成結構。人類社會歷史是不斷髮展的，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分工越細，各階層的矛盾就會日益突出，都想當"士"，不願參加勞動，一心想管理人，奴役人，就是失業也得拼成士。這種階層衝突的過程就是形成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過程。所以分工和鬥爭成了推動歷史的動力。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當中，四民制度貫穿始終。所謂四民，指的是古代中國的四種公民，即士、農、工、商，除此以外，還存在許多“賤民”，他們比四民階層更低，歸為“賤籍”階層。四民是古代中國政府對於平民職業的基本劃分，同時它亦是國家百姓的總稱，可以說，四民就是國家的基石。不過職業的種類極多，為何中國古代社會階層專門將平民們劃分為士農工商呢？

“四民”一詞最早出現在《管子》，其文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裡說：“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顧炎武認為，齊國丞相管仲最先提出“士農工商”說，所以四民制度起源於管仲，而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說法。管仲在齊國進行變法改革，“四民”制度是變法中的一部分，而這也被認為是四民制度的首次實踐。除管仲以外，春秋戰國時期還有許多人提出士農工商說，比如《春秋穀梁傳·成公元年》載：“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 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荀子·王制篇》裡也有按照士農工商排序的說法。

不過必須要說明的是，管仲所提出的“士農工商四民者”，與後世的“士農工商階層”是完全不同的。首先，管仲所提出的四民當中的“士”，不是讀書人，而是軍士。其次，管仲的這一政策是將國民分為軍士、農民、工匠、商賈，並按照其各自的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這裡的劃分只是職業上的不同，並沒有尊卑之分。管仲認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這是說四民都是國家基石，不可或缺。

早在遠古時期，中國社會並不輕視商人。在殷商時期，人們十分熱衷於從事商業，商人之名由此得來。在商朝滅亡以後，周朝吸取商朝滅亡教訓，認為商人過度熱衷商業，荒廢農業，導致國家不穩，最終滅亡。於是在周朝以後，商人的地位就被不斷打壓，名義上的地位與奴隸等賤籍無異，被其他階層鄙夷，比如《逸周書·程典》載：“士大夫不雜於工商。”

然而管仲在提出“士農工商”說的時候，雖然將商放在最後，但不是抑商。管仲本就是商賈出身，而在他的變法當中，他極度重視商業的作用，還頒佈了許多促進商業發展的國策。所以說管仲是“四民制度”的提出者沒有問題，但若是將導致古代中國商人地位低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實在是冤枉。

在春秋戰國以後，士大夫階層地位不斷上升，官僚階級逐漸發展壯大。秦亡以後，漢朝奉行儒家學說，漢武帝更是聽取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科舉制度產生以後，讀書與做官被緊密聯絡在一起，這使得讀書人的地位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士的概念也在發生改變，軍人被劃分為軍籍，而士則專指士大夫與讀書人。就這樣，有文化的官吏替代了軍士，成為“士農工商”的榜首。《神童詩》中一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更是被無數人奉為金玉良言，直到現在依舊被人傳頌。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把農業當作立國之本，極度重視農業。秦《田律》規定：出現旱澇蝗蟲等災情以後，各地官員須立刻書面報告情況，即使風調雨順，官員也需要統計好各地的降雨狀況以及收成情況。《倉律》專門以律法規定種籽入倉、存貯、檢驗、出倉等程式以及畝播種數量。《戍律》規定一戶不準同時徵調兩個以上勞動力服役，違者罰交兩副鎧甲，就是為了保證不干擾農業生產。《倉律》還規定從事農耕生產官府奴婢，二至九月農忙時節，每人每月可增加半斤口糧，以激勵人們從事農桑，確保農業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在名義上自然要給予農民較高的地位。

從對於經濟的貢獻來看，商人顯然要比工匠高，然而統治者卻有自己的考慮。不是所有的統治者都像管仲一樣出身商賈，大部分計程車大夫打心底裡鄙夷商賈，認為他們是禍國殃民的逐利小人。比如《漢書》中就主張道：“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田，猶賤賣以賈……驅民而歸之家，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商人較強的流動性以及它對於百姓的吸引力是一個極度不穩定的因素，所以即使商業對於繁榮國家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古代的歷朝歷代依舊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

隨著後世對於四民制度的重新構建，士農工商從對於平民的劃分轉變為尊卑排序。在戶籍制度出現並完善以後，四民制度其實已經成為一種概念，不過統治者顯然是需要這種概念的。統治者需要將社會階層劃分為“士、農、工、商”四種階層，且士要在最前面，以體現示人階級的特權和地位，農則緊隨其後，體現出統治者對於農業的高度重視。工匠在古代並不受重視，所以還要排在農後面。而商賈在奉行重農抑商的古代，自然只能排在末位，被歸為“四民”當中的“賤籍”。所以，中國古代社會階層分為士、農、工、商，是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亦是統治者的需要。

參考資料：

《管子》

《荀子》

《逸周書·程典》

《漢書》 班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