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的最大特點，本來就是所有的力量都向內聚合，不像西方式的沙漠文明，一旦有合適的機會就要擴張擴張再擴張。如果墨家當道，那這種向內的力量恐怕會幾何級數式的增長，內部爭鬥會嚴重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如果有外來力量入侵，結果可想而知。陋見，見諒。

在先秦諸子中，沒有一個能像墨子那樣站在民眾的立場發言，並且那樣熱心謀求人民的幸福、那樣注重實踐的效果的。

墨子不但是思想家，更是實行家。他真正做到“言行合一”，不但“坐而言”，更“起而行”，把他的理念上說下教，上自王公大人，下至匹夫徒步之士，“遍從人而說之”。

言行一致，是墨子平日所反覆叮嚀的，他不但“坐而言”，更重“起而行”，是徹頭徹尾的一位實行主義者。他說：

話要能實行的，才值得去說。否則，就是空口說白話，徒費口舌了。（《耕柱》、《貴義》）

上文說過的那位兼學儒墨兩家學術，名叫告子的學生，有一天對墨子自誇說：

“我有治國手段。”

墨子說：

“治國的事，一定要能說能行，那才真懂得‘治’的意義。現在只聽你滿口炫誇，卻不見實行，言行不一。你連自己本身都不能治理，又怎能治理國家？你不要再提治國的事，先想辦法治理本身。”（《公孟》）

墨子是最看不慣這種說而不行的人的。

墨子的學說，最受批評的是“兼愛”。世人反對兼愛，只說是：

“善而不可用。”

墨子說：

“如果真不可用，我也會反對它，但哪有好的東西不能用的呢？”（《兼愛下》）

兼愛之難以實行，並不在理論本身，而是在於人心：世人不願吃自己兼愛的苦，卻情願享別人兼愛的福。

世人儘管反對兼愛，但遇到利害關頭的時候，便要去選擇能夠兼愛的朋友和他共事。其實，世人如能祛除自私自利的心，視人如己，兼愛並不難行。

墨子也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他認為如果知而不行，便連知都算不上了。墨子說：

假定這裡有一個盲人，他說道：

“石灰是白的，煤煙是黑的。”

即使是明眼人也不會說他不對。但是，將顏色白的石灰和顏色黑的煤煙混合在一起，再叫他去分辨，他就無法分辨出來了。

所以說：“盲人不知道黑白。”

這不是說盲人不知道顏色的名稱，而是說他無法作實際的辨別。

盲人只會解說名稱，而不會作實際的辨識，這也等於“不知”。同樣的道理，墨子又說：

當今天下的君子談說仁義，縱使是夏禹、商湯等聖王也不過如此。但是，若將合乎仁義的事與不合乎仁義的事混雜在一起，令天下的君子去辨認，就無法將它分別了。所以我說：“天下的君子不知道‘仁’是什麼。”並不是指那一個名稱，而是實際的辨別。（《貴義》）

空談仁義是沒用的，必定要能實行，對國家百姓才有實際的益處。

口頭幾句仁義道德的話，誰不會說呢？有些人口頭上講得很動聽，而所行所為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墨子最不齒這種人。

墨子自己是個言而能行的人，他審慎地提出一種主義，就要將它實行。他特意創立了“三表法”，作為立論的規準。為什麼要有“三表法”呢？墨子說：

凡是發一番言論、寫一篇文章，都不可以不先立下一個標準來。言論若沒有一個標準來審議，就好比將測量器安放在製陶器的轉輪上面，去定東西的方向，去測早晚的時刻一樣。如此，雖有精巧的工人，也不能將時刻量準。

當今天下人的情實不容易曉得，所以對於言論要設三個標準去考求。

哪三個標準呢？

第一，考求本原：推求天帝鬼神的意思，求證於古代聖王的事蹟。

第二，審察事故：審察百姓耳目的情實，就人民的生活實態加以考察。

第三，應用於實際：將它製為政令，實際應用在行政方面，檢討它對於國家百姓有無利益。（《非命中》）

這“三表法”也是評審議論的標準。

第一表說的是過去的實際應用。過去的經驗、閱歷都可為我們作一面鏡子：古人施行有效的，今人也未嘗不可模仿；古人施行有害的，今人就不必再去上當了。所以墨子說：

凡是言語行動，與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相合的，就去做。

凡是言語行動，與三代暴王桀、紂、幽、厲相合的，就丟掉不做。（《貴義》）

這並不是復古守舊，乃是“溫故而知新”、“彰往以察來”，有一段文字可以說明這道理：

墨子弟子彭輕生子對墨子說：

“過去的事雖然可以知道，但是未來的事是無法知道的。”

對於這個，墨子反問他：

“譬如，現在假定你的父母忽然在離此一百里的地方遭到危難。你能在一天之內趕到那裡，還來得及救他們；若一天不能趕到，他們就會死去。

現在，這裡有兩部馬車，其中一部車子很堅固，馬也很健壯；另一部馬孱弱，車子也是很少人用的多角輪盤的壞車子。試問，這兩部車子，你要選擇哪一部？”

彭輕生子說：

“當然要選馬健壯，車子堅固的那部，可以快些到達。”

墨子說：

“這樣說來，未來的事不是也可以預知嗎？”（《魯問》）

這一條寫過去經驗的效用。由過去的經驗，知道駕好馬好車可以日行千里，所以可以在一天之內趕到而救出他的父母親，這是“彰往以察來”的方法，過去的經驗是可以作為借鑑而預測未來的。這也是“三表法”中第一表的作用。

第二表“審察百姓耳目的情實”。固然百姓耳目所見所聞有限，許多東西是看不見、聽不見，或見聞有錯誤迷亂的流弊，但是，這一表卻也有極大的功用。因為，中國古來哲學不講耳目的經驗，單講心中的理想。例如老子說：

不出大門，就能知道天下大事。不望窗外，就能認識“天道”。走得越遠，知道得越少。因此，聖人不走路，卻有知識；不表現，卻被稱揚；不去做，卻能成功。（《老子》第四十七章）

孔子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 為政》）但是他所說的“學”，不外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方面，而不是“百姓耳目之情”。直到墨子始大書特書道：

要考察一件事情的有無，必須以眾人耳目所聞見，實際的經驗作標準。假使聽見了、看見了，那麼這事必定是有的了；假使不曾聽見，也不曾看見，那麼這事必定是沒有的了。（《明鬼下》）

這種注重耳目的經驗，便是科學的根本。可惜，中國學術沒有往這方面發展，否則近百年來，我們的科學也不會落在西洋人之後。我們實在愧對祖先！

至於第三表的“實際的應用”，墨子最重視這一表了。在墨子心中，“用”與“善”是相關的，“善必可用”，而這個“用”，必能“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學說的最終目的，便是“實用”。

墨子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十論，可以說條條都是在這“三表”的論證下成立的。

墨子相信他的主張可以解決當時政治社會上的一些問題，深信他的主義是可用的。他說：

我的主義，是有實用價值的。如果捨棄我的主義，而採用別的主義，等於是捨棄大量的收穫，而去撿取田間剩下的禾穗一樣，那不是捨本逐末嗎？如果想用別人的主義來攻擊我，就像拿雞蛋打石頭一樣；就是將全世界的雞蛋打在石頭上面，石頭也不會被打破。（《貴義》）

這是何等堅定的信念啊！

墨子相信一種主義，就要去實行；不論前途有多少阻撓，他也要堅持到底。

其實現如今的政黨都有著墨家的基因，也都是在實現著墨家心目中的大同社會，但是區別在於，以前的墨者身體力行，表裡如一。現如今的政黨卻像以前的儒者，只有口號而鮮少有方向明確的。墨者心目中的大同社會，和現如今口號之中的大同社會其實是一樣的。墨家在延續，人民的追求也沒有變。就像前方五里地的梅林那樣誘人，但是幾千年來卻始終達不到。

是有影響。但幾千年，影響也到頭（最大化）。也就是現在這樣子。並不會有再主匯出大的變革（變化）。除非新發現墨家有新理論，新主張。

墨行天下，蝴蝶效應下的“綠巨人”

墨家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代，是個很詭異的存在。他來自手工業者，脫胎並不容於儒道，精於器械製造，來去神秘的遊俠作風。

如果墨行天下，沒有儒法的統治地位，那自下而上的墨家文化一定會帶給我們如下三個方面的不同:

墨家就像《三體》小說描寫的“水滴”，一個光滑無比的水滴會幻化出無數水滴，從而無往不利。

首先，行為上，墨家精於手工業製造，必定大力發展手工業，從而商業和自然科學會有快速的發展。

手工業器械和成果會應用於傳統的農業和其他行業，而這需要商業這種媒介來穿針引線，形成互動，從而持續推進發展。

而商業的發展又需要各諸侯國和城市的緊密協調，形成自由貿易，這也必然順勢要求度量衡、交通和貨幣形式的統一。

這和秦大一統國家自上而下的度量衡等的統一是完全不同的，但殊途同歸，更加有活力而已。

如果墨家的“蝴蝶效應”產生，那幾千年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很有可能被手工業帶動下，自然科學持續發展，自由貿易高度發達的商業所替代。

然後，“非攻”思想的延伸，會發展出高度發達的軍事和軍事工業。

墨家的非攻，並不是不要戰爭，而是透過研製強大的軍事器械，用最小的損失來以戰止戰。

中國周邊，特別是北邊和西邊都是強悍的遊牧民族，這些強悍的民族對中國的侵擾，會使得商業上已經非常統一的諸侯各國，在國家形式上更加要求統一，但區別於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聯盟的形式，更加有利於協調對周邊遊牧民族的對策。

如果按照國家聯盟統一發展的軍事和軍事裝備來看，會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這種軍隊對西北邊的強大滲透和同化，根本就不會出現後面的成吉思汗，中亞地區也會穩定發展，成為我們強大的同盟。 非攻，使得中國不是個喜歡霸權和侵略的國家，而中國強大的經濟和科技會透過中亞傳播到歐洲，從而推動全球科技的發展和經濟增長。

最後，一個統一的國家聯盟，如何穩定的持續發展，墨家“兼愛”，“尚同尚賢”，“節用非樂”等思想的發展，有可能會產生高於國家形式的“宗教”。

這種宗教有可能結合墨家思想，並脫胎於儒道、佛教等，用宗教來規範人的行為，成為國家的穩定器。

　　如果當初我選擇另一條路，結果會不會不一樣？這是當我們面臨困境或是結果不甚如意的時候，常常會做的假設。那麼徜徉在歷史長河中，是否也會有這樣的假設猜想呢？假如當年漢武帝沒有獨尊儒術，而是尊了墨家，該是一番怎樣的景象呢？

漢武帝

問題來了，要想回答這個終極問題，首先應該搞清儒家、墨家是何流派；其次，獨尊儒術造成了怎樣的影響？最後，如果換成了尊墨家，又會有何有趣現象？

儒家又稱儒學、儒家學說，其代表人物是孔子，自春秋時創立後逐步發展為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孔子的思想又分為三大板塊：仁和禮、天命觀和教育的思想與方法。

董仲舒

武帝執政之前，西漢已經經過了“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漢帝國已經進入全盛時期。之所以漢武帝選擇獨尊儒術，政治上是強化專制集權的需要；經濟上是利於國家統制；最重要的一點，董仲舒大力提倡新儒學，提出了大一統主張，並以天人感應、陰陽五行為基礎，論證了“三綱五常”的合理性與永恆性，在這一點上，董仲舒的論述符合了統治者的心理需求。

由此，儒家學說成為了官方統治學說。范文瀾、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一編第四章第九節有說道：“孔子學說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學派總能適合整個封建時代各個時期的統治階級的需要，從孔子學說中演繹出各種應時的儒家學說來。”儒家學說並在此後的數千年裡，經過起起落落，最終發展壯大，獨樹一幟！

孔子

直到今日，孔子學堂已經遍佈海外，學習孔子學說已經成為了一種潮流。那我們再來看看墨家是何方神聖？墨家是諸子百家之一，與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三大哲學體系。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其主要思想是“兼愛非攻”，墨家的發展經過了前後兩個時期。這是一個組織紀律嚴明的學術團體。

鑑於墨家的團體屬性，如果漢武帝選擇了尊墨家，可能就會出現以下情況：歷史上著名的三次反擊戰爭就不復存在，衛青、霍去病的英名就不會名垂千史，人民安居樂業、鄰里和睦、互相友愛、人間太平，這是可能存在的美好一面。

墨子

但與此同時，因為墨家強調非攻，於是邊疆來犯，步步緊逼，本著和平談判的原則，只有招架之功的漢朝是否還會繼續存在都不好說，也許富裕卻備受欺凌的宋朝就是西漢的最好模板。至於還有沒有現在的繁榮盛世，漢武帝又該是何種身份就很難說清了。不過，歷史不會重來，任何存在的另一種可能也無法用現實來考證了。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歷史是經過了幾千年的風風雨雨一步步走過來的，它當初在岔路口選擇的每一條路都自有道理。我們要做的不是假設歷史，因為如今社會就是歷史最好選擇下的狀態。我們要做的是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振興中華，才是當務之急！唐太宗李世民尚且懂得：“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今人豈能落後？

假如墨家盛行，中國文化會怎樣？ 首先這是一個預測方面的問題，不是評論墨家文化好還是不好。 認為墨家文化好，代替墨家文化如果盛行中華文明的發展就會好，偷換概念。 認為墨家文化不好就斷定如果墨家文化盛行，我個人覺得也是以偏概全，需要說明理由。 墨家的“兼愛”思想好不好？好，任何人不用付出而得到了墨家的被“兼愛”，都會說好，只有“墨家”的人會說不好，如果“墨家”的人說“好”，那就繼續“兼愛”呀，我們到今天仍然能夠享受到“墨家”的“無償服務”，這就是“墨家”如果盛行，中國文化會怎麼樣！如果“墨家”一直盛行到今天，除了“墨家”，其他人全部都是“寄生蟲”，這些“寄生蟲”是誰養出來的？墨家！ 墨家的理想和“大同社會”是有根本區別的，為什麼？什麼是愛！愛！父母對孩子的愛是讓孩子思想健康、身體健康的成長，“墨家”的兼愛超出了父母對孩子的這種愛嗎？墨家人能夠去捨命救一個落水的兒童，也許這個兒童的父母都做不到，，並不是這個兒童的父母不懂得“兼愛”，反而正是因為這個兒童的父母懂得“兼愛”，因為這個兒童的父母還有父母需要養活，即使沒有他們要養活的父母也還有很多的社會責任，記住，我不是說“墨家”不好，非常好，我希望全社會的人都是“墨家人”，不過，我知道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做到全社會“兼愛”比“大同社會”都難，為什麼？大同社會是“和而不同”，“同而不和”的那是什麼？我不敢說呀！如果全社會都“兼愛”，希望那不是“同而不和”呀

墨家師承儒家吸收了《道德經》思想，其包容發展性最強，是以人出發但以事物為本的唯物觀。其主張人等同於天，人道依天道，為天立命，為民請命是道之義，講法、術，重農事。墨家為春秋末年影響最大的顯學，其紀律嚴謹組織性強。發展脈絡神秘幾乎不可考。

春秋戰國時人民生活困苦，統治者有強烈危機感。各國對士子持拉攏和寬容的態度。墨傢俱有社會實踐理念和精神，以事物為本，重農事與講法、術的思想學術有豐富的社會土壤。墨家影響力大且組織嚴密，但在戰國時逐漸化於無形是很難理解的。雖然各國很想用墨家思想但對墨家的組織性有所忌，特別是田氏代齊、三公分晉更加重了擔心。墨家有志難申、有才難施，墨家不信鬼神但以鬼神為其立威是術，為改變局面墨家有可能採用其它手段。如是墨家就導演了兩個歷史大騙局：

1、稷下學宮與黃老之學。

田氏代齊後要有所作為，墨家和田齊在稷下學宮創立黃老之學。黃帝血脈為田氏證明代齊的合理性，黃老學術借黃帝老子之威行墨家之實。黃老之學有墨家思想的深刻印跡。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的墨家造就田齊的強盛、繁榮，揮汗成河、接踵摩肩的典故形容臨淄的繁華。墨家思想學術在實踐中得到發展，墨家之法發展為《法經》，墨家之術衍生出術、勢、利、力等。田齊與墨家在稷下學宮合作，所有者是齊國，使用者是墨家。所有者派祭酒（學宮之長）來管理，使用者在實踐中完成理想和發展思想學術。墨家的包容性使稷下學宮道、儒、墨並舉共融，推動思想學術的豐富和繁榮，以黃老之學衍生出法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兵家、輕重家等思想學術，也誕生了集採眾家之長的“後聖”荀子。極大的提高了中華文化的水平和豐富了中華文明的思想。

2、 先秦的神人鬼谷子：

鬼谷子學術廣博，活動近三百年；鬼神之面貌、鬼神之身世；和墨子交往卻神之又神；有為楚相之說卻沒有為楚相之實；弟子都是人中之龍。有太多不合理、違常理之處，所以戲言推測墨家為避免齊國猜忌和擺脫齊國控制向各國發展時，鬼谷子是墨家鉅子為顯世弟子創造方便而杜撰的身份而已。李悝、吳起赴魏國變法使之成為又一霸主，李悝、吳起雖都師承於曾子，但李悝學法、吳起學兵都是儒家曾子所不能。二人都能馬上學以致用且卓有成效，於情於理都不合。李悝以身殉法、吳起殺妻示志是墨家通道重義輕生死的表現。吳起法楚被殺與韓非子被同門李斯所害可能是因兩人著書立說被墨家借刀殺死；孫臏為龐涓傷害但不傷性命，孫臏敗魏國殺龐涓後著書立說，後來也不了了之；申不害變法於南韓因強魏不容致失敗，但死戰之狀與墨家為捨生取義、殺身成仁而死不旋踵的精神無二；商鞅赴秦變法相較於齊國、魏國、楚國、南韓的變法，內容全面、法理清晰且貼合實際、有條理。自商鞅後張儀、蘇秦、範睢、韓非子、李斯等人接棒於秦國。所以法家思想立於墨家，成於黃老之學，發展於魏、楚、韓，定型於秦；稷下學宮、李悝、吳起、申不害、商鞅、李斯實踐於社會，冠名於韓非子。法家主張是以法治國、以術立國。法家以人為本的人之初性本惡的核心觀是荀子所講，荀子也提出禮法兼用的思想。

雖然先秦諸子百家各有所舉，各有所見但同源同宗。在發展過程中互相借鑑與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春秋戰國是中華文明發展最重要階段，探尋它首先要追根溯源，不然分不清理還亂。

中華文明的大一統

一、中華文明的融合

秦國以法強國而統一六國，完成了域、法、文化的統一，但意識形態的統一卻異常艱難。秦始皇失去耐心後對外用兵以國威聚民心但得不償失，歷經二代而亡。劉邦建漢後承繼秦法統的同時也推行儒家的禮制，在國家治理方面實行黃老之學重民生休養生息無為而治，其實是儒、道、墨、法共舉。特別是“文景之治”，社會政通人和，國力得到發展。中華文明進步時也有秦始皇廢人殉，漢文帝廢肉刑等。

二、中華文明的大一統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是以儒家旗幟作包裝，確立儒家的正統地位，綜合各學派思想形成泛儒家思想。中國真正在疆域、法制、文化、社會文明等各層面歸於大一統，中國自漢武帝真正開始了封建禮法和宗法社會。黃老之學在漢武帝之後轉向玄學研究。玄學在上流社會和方士、術士、士子中流行，特別是東漢、兩晉盛行玄學，玄學是中化宗教文明的雛形，玄學為佛學傳入中國漢地創造了有利條件。

中華文明是以人為本，傳統的中華社會文明主要是以人為本的唯心觀。中華宗教文明本是以人為本的唯物觀，但因封建統治被社會文明引導為唯心唯神，造成信仰偏差與模糊。

中華宗教大多不是高深莫測就是裝神弄鬼，主要宗教組織沒有在世界觀與宇宙觀的意識形態領域有所建樹來引導社會與大眾，有些不務正業搞文化產業。

國家倡導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但首先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自信，也就是文明自信、信仰自信。人是組成社會的個體，所有都是物質構成的，因此以人為本的唯物觀文明是正途。中國共產主義是結合中華傳統文明以人為本的唯物主義。

墨子是墨家二號人物 卻是個犯人 被斬斷腳趾 臉上也被烙印下囚字 韓非子法家老大 說他的俠會以武犯禁 就像現在一樣你看見不平事不能管 沒有執法權

墨家文化代表人物世稱墨子，墨學文化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也佔著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後期，墨家後人將墨家的著作彙編成了《墨子》一書，末階段思想講究的是俠肝義膽，它的主要的思想就是書中提到的兼愛。到後期又派生出了節用，非樂等一些主張，至今墨家思想就如同儒家思想仍然有很多的借鑑意義和價值。比如我們現在提出的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也有與墨家思想相似相同的地方，墨家思想要求人民平等互愛互助，墨家的尚賢思想也是我們當今社會值得去借鑑的，這是我們現代人道德修養修身的價值借鑑取向，還有墨家的節用思想更是值得我們當今提倡的，所以說我們有博大的文化精髓及國學經典，我們要將其傳承並將其發揚光大，從孩子抓起，定會對我們現在社會發展，文化價值取向，道德修養取向起到更好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