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趙開美 刻仲景全書序（節錄）

歲乙未，吾邑疫癘大作，予家臧獲率六七就枕蓆。吾吳和緩明卿沈君南昉在海虞，藉其力而起死亡殆彳扁，予家得大造於沈君矣。不知沈君操何術而若斯之神，因詢之。君曰:‘‘予豈探龍藏秘典，剖青囊奧旨而神斯也哉?特於仲景之《傷寒論》窺一斑兩斑耳！’’

譯文：

乙未年，我家鄉瘟疫大流行，家裡的僕人六七成病倒了。這時我郡明醫沈南昉（明卿）在海虞，借他的治療，幾乎所有的病人都死裡逃生，我家幸蒙得先生之恩惠實在太大了。我不知道沈先生使用的是什麼醫術如此神效，於是向他請教，沈先生說：我哪裡是獲得了什麼神龍秘藏或華佗的青囊秘籍呢，我只是對張仲景的《傷寒論》知道一點半點而已。

張仲景所處年代，據專家考證，當時是一個小冰河時期，氣溫極低，現在長城以北草木不生，北方民族的牲畜被凍死餓死，人沒有飯吃，就南下搶掠，老鼠也有南遷趨勢，給中原帶來了鼠疫和出血熱，中原人因為對鼠疫和出血熱沒有抗體，也沒有治療經驗，而且中原氣溫也低很多，中風傷寒（不是西醫的中風和傷寒）很多，造成大量死亡，張仲景的宗族也死了三分之二，他感傷天下蒼生，所以才立志學醫，他讀了很多書，請教了很多人，終於能治癒大部分了，才總結經驗，寫成《傷寒論》傳於後人。張仲景是中華民族的大功臣。

比中國張仲景年代晚1300多年的十四世紀的歐洲，因鼠疫死三分之二。而中國自張仲景之後沒有因鼠疫死過這麼多人。

中國歷史上爆發過多次鼠疫，堪比歐洲的有二次，史書上均有記載。一次是東漢末年（公元204-219年），全國很多地方的人口死亡率達到50%甚至更高。醫聖張仲景在《傷寒卒病論》中描述“餘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還有一次是明末清初，明末鼠疫發生於1633年的山西，並於1641年蔓延到北京周邊地區。1643年底，更恐怖的事情發生了，傳播力和殺傷力更強的肺鼠疫逐漸取代了腺鼠疫。1644年春，鼠疫在北京達到流行高峰，累計已造成北京20-30%的人口死亡，出現了“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的人間地獄景象。

鼠疫造成的災難為什麼沒有在華人中留下像歐洲那樣深刻的歷史記憶。原因一是中華民族5000年的歷史中，經歷了太多的大災大難，戰爭、瘟疫，天災、人禍不斷，鼠疫造成的災難記憶就淡化了。例如，秦末到西漢初年，因連年征戰，人口銳減70%，以至史記上都記載“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的現象。還有，蒙元滅宋，導致全華人口從9000多萬人減少到800多萬人，銳減90%多，更甚於鼠疫等瘟疫造成的災難。

二是民族性格使然，中華民族不太願意回憶災難的慘痛，更願意拋棄傷痛，重新出發。中華民族歷經5000年而不衰，民族性格特徵也是重要因素。中國傳統的思想大體上是在儒、墨、道三家的基礎上變化發展起來的。形成以孔盂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共同成為中國古代思想的核心內容，共同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性格。也正由於儒道二家文化思想，一陰一陽，一柔一剛，對立互補，因此使的中華民族的性格具有多重特徵。其中堅韌不拔、愈銼愈奮，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等等，使中華民族在多次幾近於亡國滅種的邊緣頑強的重新站立起來，一次次烈火焚燒，一次次鳳凰涅槃，中華民族至今仍然雄踞世界的東方。

三是華人的歷史記憶總是偏好於歷史上的高光時刻，一說起歷史，總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什麼衛青、霍去病漠北痛擊匈奴，還有光武興漢，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都是光彩奪目的美好時光。大都不願意提這些大災大難，時過境遷，自然也就淡化了。

這就是中國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和財富了，每次大疫，中醫中藥都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效果十分明顯，中國文化中容匯貫通，將西方抗疫經驗應用到國情中古巳有之，鼠疫就是學習西方進行隔離焚戶加中藥治療而控制住的，這在西方自由化中是難以實現的，每遇大疫則更顯中華文明和制度的優越。

中國有兩大優勢西方並不具有。

一，戶籍制度，人口並不太流動。(大饑荒除外)傳染病來時把一些地區封閉起來就可以控制傳播範圍。

二，中國有中醫。中醫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和醫藥體系，歷代名醫輩出，徒弟遍天下，懸壺濟世，醫德高尚，治病救人，遇大疫時，名醫紛紛挺身而出，開鍋煮藥，救助一方，為中華民族立下千古不世之功德！世代傳揚。

西方有個屁，黑死病根本無人可擋！可悲！人間悲劇耳。

中國的醫藥學，起源於神農、黃帝，經歷了數不清的時病和流行病，已經建立起一套體系，解釋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解釋了人體抵禦疼病的機理。

到漢張仲景時，更是建立起對付疾病和流行瘟疫的治療方案，擬出一整套組合的藥物方劑，這就是他的著述〈傷寒論及金匱雜病論〉，比西方早一千多年。

所以，不管是鼠疫還是霍亂，在中國都會遇到中醫藥有效抵禦，不至於達到失控的地步。

而國外沒有中醫藥，更不懂中醫理論，所以，他們對各種流行性的瘟疫束手無策，以致於瘟疫橫行，完全失控，只靠自身免疫而存活。因此，它在倖存者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可怕記憶！

時至今日依然如此，看目前的新冠病毒，全世界橫行肆虐，以醫學最先進的美國、歐州，都愴惶失措，惶惶不可終日，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中醫中藥，他們也不相信中醫中藥，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的醫學才是最科學最先進的，如果科學都解決不了，那只有聽天由命了！

讓他們聽天由命吧！許多年以後，這又是他們的又一個惡夢！

天災人禍太多太大，我們早已到了，‘見怪不怪’的境界了。倖免者只能無奈‘向前看’，既只能滿足於倖免，又不堪哀痛的重負。因為一波災禍暫止，另一波‘災禍’已在路途中等待了。因而除了‘暫幸’以外，只能將不幸與哀痛‘抺掉’或‘遺忘’或‘沉廂於心底’，以便再奔命於下一個‘天人’災禍路途中。且最為可怕的是，我們的‘人禍’一向是更甚於‘天災’的。我們的歷史，就是‘天災人禍’突出的歷史。且至今無甚，甚或‘無暇’適當予以‘總究其根源’，總結其‘教訓’。我們的眼睛一向是僅向前看的，我們的心思一向是朝向‘幸運之果的，我們的腳步總是在‘幸果’的路途中。因而我們的命運，大致就是，僅能接受‘既定之果’，而不知，也不能改變其‘前定之因’。所以我們的之所生，大致是:‘幸而生’，不是‘應而生’。總而簡之‘來路’不明，則‘去路’非明……

但隨著中國近代化程序的加速，在滿清末年也出現了一次可能危及全國的鼠疫大爆發，這就是發生在1910年的東北大鼠疫事件。這次疫情是清末至民國這個動盪時代，由華人唯一一次領導並遏制的特大性突發公共事件，並且在這次遏制行動中，在醫學界也出現了一款沿用至今的產品“伍連德口罩”。（伍連德：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中學就讀於檳城大英義塾，後考取劍橋伊曼紐爾學院，畢業後返回檳城從醫；1907年回國任教，1910年指揮遏制東北鼠疫，是華人世界第一位諾貝爾獎候選人；中華醫學會首任會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北京協和醫院的主要籌辦者，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任校長；1937年舉家重新回到馬來西亞，最終去世於怡保）

1910年東北鼠疫始末：（引用百度百科資料）

清末，1910年10月，中國東北發生鼠疫。首先在海拉爾出現，漸次向齊齊哈爾、哈爾濱等處蔓延，僅哈爾濱(人口不足2萬)一帶即死亡5272人。1911年1至2月間蔓延到吉林省敦化、額木、延吉一帶，僅延吉縣境內死亡者就達323名之多。疫病越過吉林，很快傳播至遼寧省，席捲了該省數十州縣。患病較重者，往往全家斃命，當時採取的辦法是將其房屋估價焚燒，去執行任務的員役兵警也死亡相繼，數月間就死亡了六七千人。據東三省督撫錫良奏陳疫情電文所述，此次鼠疫蔓延所及達66處，死亡人口四萬餘人。另據資料說，這次東北鼠疫大流行死亡總人數約為6萬人。

曹廷傑《防疫芻言及例言序》中記：“宣統二年，歲次庚戌九月下旬，黑龍江省西北滿州里地方發現疫症，病斃人口。旋由鐵道線及哈爾濱、長春、奉天等處，侵入直隸、山東各界，旁及江省之呼蘭、海倫、綏化，吉省之新城、農安、雙城、賓州、阿城、長春、五常、榆樹、磐石、吉林各府廳州縣。報章所登東三省疫斃人數，自去歲九月至今年二月底止，約計報知及隱匿者已達五六萬口之譜。”

鼠疫出現後，清政府下令各處嚴防，毋令傳染關內。數月間在東北三省內鼠疫蔓延得到了控制。

東北鼠疫大流行期間，其流行區域並非侷限在關外，曾有逐漸向關內各地蔓延之勢。涉及直隸、熱河、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之地。京師地區於宣統二年(1910年)12月開始發現鼠疫。在外城三星客棧有奉天來京旅客王桂林及由天津來京學生於文蔚染疫，陸續傳疫京師各地。清政府曾於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各海口也同時進行檢疫，以圖遏制鼠疫南下之勢。京師地區雖然病死了一些人，但還沒有發生大的疫情。至宣統三年(1911年)正月，京師已無傳疫之人，疫氣已經消滅淨盡。

疫情遏制手段：

由於日俄戰爭的原因，清末的東北雖已設定總督，但其實日本和俄國的勢力相對較大，疫情前期，因為日、俄的原因，在疫情防止上出現各種失誤，最終導致日俄兩國專家束手無策，如果疫情延續至春季，全國大爆發就無可避免。在此情況之下，日俄為了自身僑民和駐軍的安全，只能要求清庭出面遏制疫情；陌路的清庭為了自身的面子，啟用閒置了三年的伍連德入東北指揮防疫，伍連德進入東北以後，主要採取了三項措施：

1、集中隔離措施。

2、創新口罩，隔絕空氣傳播。

3、嚴控傳播源頭，集中銷燬。（這點特別說明一下，主要是針對感染者使用的物品，死者的遺體進行集中銷燬）

正是如此，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伍連德於12月到任到來年的4月，即完全控制了此次疫情。也正因為他的傑出貢獻，1935年被提名為諾貝爾獎候選人。

這次事件，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鼠疫事件，並且是由中國專家親自指揮遏制的事件。只不過由於這一時期出現的各類重大事件所掩蓋。

那個年代已漸行漸遠、兒時的聽聞、親歷卻揮之難氓、大約四、五歲時、我村一張姓人得老鼠拴(可能是鼠疫吧)、說是傳人、鄰居都嚇的不得了、張姓人從二郎廟請來一歐姓老者、開藥扎針、竟治癒、由此看來、鼠疫雖發未成大禍、是中醫在起關鍵作用、

看看我說的有沒有道理，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政權性質不一樣，導致對鼠疫的控制程度不一樣

中國古代都是中央集權控制，當面對鼠疫的時候發出的是一種聲音，一種力量，所以相對來說對鼠疫的控制要做的比其他國家要好的多。

就類似於今年的疫情來說，我們國家可謂是團結一心眾志成城的擰成一股繩來抗擊疫情，那麼現在看來，我們疫情防控工作做的不可謂是不成功，反觀大洋彼岸，面對疫情氾濫手足無措，所以即便是到現在，很多國家的疫情還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第二：名族劣根性的結果

從古至今我們的名族都是一個善於遺忘痛苦而歌頌偉大的一個名族。

這不是一個人的錯，是方方面面的原因造成的，我們的孩子大部分都不會知道歷史上中國發生過多麼讓人無法想象的鼠疫，更不會知道我們的古人是用什麼樣的方法來面對鼠疫來控制鼠疫的傳播的。這是誰的錯？我相信這不是孩子們的錯。

當我們普天歡慶的時候，當我們歌頌偉大的時候，當我們擁有這美好的生活後，有些東西會被我們選擇性的給遺忘掉。

一直是這樣，沒有什麼不能說的。

黑死病在歐洲被當做上帝的懲罰，醫療條件又相對落後，在中國有中醫體系土方法，現在看不先進，但在中世紀這就代表著先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