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的。

中國古代成文法律的稱呼在春秋以前一般稱為“刑”，到了春秋時期一般稱為“法”，到了商鞅在秦國主持變法時，“改法為律”（見《唐律疏議》卷首），即將朝廷制定的成文法典的名稱從“法”改稱為“律”。

“律”字的右半部分“聿”原為右手持豎笛的象形，由於豎笛很可能是人類最早製造的樂器（目前國內年代最早的豎笛為湖北出土的約9000年前的骨笛），很早以前就用於為其他樂器確定音調，“聿”字的原義即表示定音。以後加上表示規範、遵循的部首“彳”，引申為“音律”（聲音的規律）。由於確定音律以及樂器需要精準的度量，從而又引申出“恆定標準”的字義，以後又擴大指不為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現象，比如天文星象、曆法等。以“律”稱呼國家頒佈的正式的成文法典，就是表示法律的穩定性，不以人的因素轉變。這影響到以後歷代朝廷正式法典都以“律”為名。

如果在皇帝死後，他曾經發布的某某“令”依舊被認為有效時，該“令”就會被改稱某某“律”，或者獨立成為律的某一篇章，或者被歸併到相關的篇章中，具有了正式的、永久的、普遍的效力。而所有原來立法過程的內容會從法條裡消除，僅僅剩下單純的法律規範。

因此律、令並稱，有同樣的法律效力。

這個問題咱家來答一答。

先看圖：

我們以宋代為例：

宋代的法律，不是隻有《宋刑統》一部的，《宋刑統》也並不僅僅是刑法！

不是隻看到宋刑統這三個字，就腦補為只有刑法了！

包括宋刑統在內的各種律、令、格、式、敕、例等法條，全部綜合到一起所形成的一個法律條文的綜合，這才叫宋代的法律體系。

其中，君主的命令，即“敕”，是理所當然的法律條文的組成部分之一，但不是全部。

法律除了刑法，其實主要是約束人和人的關係，這裡的核心是民法。

民法的核心，是財產和人身權利的糾紛。對於這一塊的司法條文，中國是非常豐富，而且非常成熟的。是完全適應我們的社會發展現狀的。關於這個問題，咱家建議有興趣的同志去看張曉宇的先生《奩中物：宋代在室女“財產權”之形態與意義》這本書。這本書從女權、財產權、人身權幾個層面進行綜合分析和論述，問題是講得比較透徹的。

咱家舉一個案例。

清明集中有這麼一個案例：

繼母將養老田遺囑與親生女案

涉案人員：

A：B之養子

B：已去世的家長

C：B之繼室

D：C之兄長

E：C母姊之子

F：B\C之親女，與E有婚姻關係

案情：B去世後，留下田穀290碩。C與D合謀，把田穀分為三份。A得170，F得31，C得57。後C將其所得57的所有權轉讓給E（F之夫）。由此A不服，將C告上官府，要求官司裁斷。

在這個案子中，法官翁浩堂引用了《戶令》（遺囑法）的條文，即“寡婦在無子孫年十六歲以下的，並不許典賣田宅。”法官認為，A是B的合法承分人，繼承權與親子相同（養子和親子同）。C作為寡婦，又沒有法條允許的特殊情況，不得將其夫的財產進行典賣或者另行分配。因此，D與C利用自己是在世的家長的身份，將B的遺產另外拋賣給E，已經違法！

小結：

君主的命令，固然是法律條文中的組成部分之一。但涉及到整個國家及其繁瑣的各種事務，如果每一件事都需要君主來做出裁決，這是極度沒有效率的。

所以，一個國家的法律條文，有其自身的法律體系組成，君主的命令，也只是這些條文中的一部分而已。

古代君王命令，一般叫做詔敕、詔令，俗稱“聖旨”。詔敕、詔令不能等同於法律，不過它們確實構成了法律的淵源之一。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先澄清：詔敕、詔令不等於皇帝的私旨。由於詔敕、詔令是以君主的名義發出，但是，在明代之前，詔敕作為國家的命令，不是皇帝想怎麼寫就怎麼寫的，雖然敕令以君主的名義書寫，實則，從起草到成文都有嚴格的程式，在詔敕發出之前，中書舍人與給事中可以封駁，宰相可以拒絕副署，而宰相若不副署，詔敕則無法生效。所以，所以正式的詔敕，按道理都必須由宰相機構頒佈；非經宰相機構釋出的敕令，不具法律效力。說明敕令非並君主之私旨，而是政府之公文。

我說的是宋朝的情況。用宋人的話來說，“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為敕”；“不由鳳閣鸞臺，蓋不謂之詔令”；“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鳳閣鸞臺指宰相機構。

經由一系列程式而頒發的敕令，就成為國家的法令。但這些法令還不能稱之為正式的國家法律，它們要成為正式法律，還需要經過立法的程式。在宋朝，立法程式是這樣的：朝廷成立編修敕令所，任命立法官刪定，釋出公告曉示諸色人等暢言，編修成法律草案向法律專業人士徵求意見，實施試點。最後才作為正式的國家法典頒行於天下。

因此，我們認為，敕令是傳統法律的淵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