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安慶起義失敗殃及大通學堂。紹興大通學堂系徐錫麟等所創辦，這在當時社會上包括官府都知道，1907年7月6日徐錫麟在安慶起義失敗後，勢必殃及紹興大通學堂，並牽涉到主持大通學堂的秋瑾。

　　其二是金華武義洩密。清政府破獲金華武義革命黨人後，其案又牽涉到了紹興的大通學堂。

　　其三是紹興紳士胡道南的告密。2008年7月11日，齊齊哈爾龍沙區的網站上發表了《百年之後讀秋瑾》的紀念文章，其中寫道：“……貴福在殺秋瑾前一天給巡撫的電文中說，是胡道南告訴他：秋瑾要和竺紹康等人密謀起事，竺是平陽黨首領，有黨羽上萬人。這就讓胡道南的告密身份被確認下來了。當年秋瑾和胡道南都在日本留學，因為談革命和男女平等等問題，兩人意見不同，率直無忌的秋瑾當面罵胡是‘死人’”。

　　其實秋瑾劫難儘管有上述三方面原因，但直至秋瑾被極刑，清政府還是沒有掌握秋瑾是革命黨的直接證據。由於清政府害怕革命黨人，在浙江巡撫張曾揚、紹興知府貴福的相互作用下，僅三天時間，就將秋瑾殺害。以致輿論四起。

　　紹興知府貴福在輿論壓力下，也深以沒有確鑿證據為憂。因對被捕的六名大通學堂學生及教員嚴刑逼供，"跪火練、火磚，慘狀不忍睹"，企圖從他們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證據，但終無所得。《時報》也認為是浙江官場授意模仿秋瑾筆跡偽造的。

　　綜上所述，秋瑾劫難既有“三方面”的綜合因素，也有清政府各級官吏害怕革命黨，為了確保自已烏沙帽，寧可錯殺也在所不惜的這種心理狀況下造成的。

說秋瑾是烈士，大約比較準確；說她是烈女，她可能會從墳立跳出來抗議吧。

烈女，雖然也曾有過“剛正有節操的女子”的意義。

但是，隨著歷史的變遷，詞義的縮小，烈女一般就成了“拼死保全貞節的女子“的意涵。當烈女的意涵限縮如此時，再用這一詞彙來定義這位女權和女學思想的倡導者，恰卜恰當呢？

所以，提問時，措詞要嚴謹。

秋瑾（1875～1907年），初名閨瑾，乳名玉姑，字璇卿，號旦吾，東渡後改名瑾，字競雄，自號“鑑湖女俠”，筆名鞦韆，曾用筆名白萍 ，祖籍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生於福建閩縣（今福建福州） ，中國女權和女學思想的倡導者 ，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第一批為推翻滿清政權和數千年封建統治而犧牲的革命先驅，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提倡女權女學，為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

1907年1月14日，《中國女報》創刊， 以“開通風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併為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為宗旨”；秋瑾為該報寫了《發刊詞》，號召女界為“醒獅之前驅”，“文明之先導”。後來，她便以此為陣地，撰文提倡女權，宣傳革命。

因母喪，秋瑾回到紹興，又先後到諸暨、義烏、金華、蘭溪等地聯絡會黨。此時，大通學堂無人負責。秋瑾應邀，以董事名義主持校務。她遂以學堂為據點，繼續派人到浙省各處聯絡會黨，自己則往來杭、滬間，運動軍學兩界，準備起義。她還秘密編制了光復軍制，並起草了檄文、告示，商定先由金華起義，處州響應，誘清軍離杭州出攻，然後由紹興渡江襲擊杭州，如不克，則回紹興，再經金華、處州入江西、安徽，同徐錫麟呼應。

原定1907年7月6日起義，後改為19日。

7月6日，徐錫麟在安慶起義失敗。

徐錫麟舉事失敗，7月7日，清政府從武義得悉大通學堂有革命黨人。

同一天，紹興紳士胡道南向紹興知府貴福告密，說是大通學堂秋瑾、王金髮等人在農曆六月初十起事。當晚，貴福速赴杭州向浙江巡撫張曾敭稟報。張曾敭要求貴福立即對大通學堂採取措施。後因紹興縣令李鍾嶽對秋瑾有好感而故意拖延。

7月10日，秋瑾已知徐錫麟失敗的訊息，但拒絕了要她離開紹興的一切勸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她遣散眾人，毅然留守大通學堂。

到了7月11日，張曾敭從杭州發兵圍剿大通學堂。

7月12日，徐仲蓀（即徐偉，徐錫麟之弟）在江西九江碼頭被清政府逮捕。入獄後，徐仲蓀慘遭酷刑。雖然，徐仲蓀知道眾多革命黨人的情況，但在審訊中，卻始終未暴露自已革命者的身份。為了確保革命黨人有時間撤離，他盡力拖延時間與清吏周旋（根據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徐錫麟史料》徐偉供詞、次日訊徐偉之情形）。

7月14日下午，清軍包圍大通學堂，秋瑾被捕。她堅不吐供，僅書“秋風秋雨愁煞人”以對。

7月15日凌晨，秋瑾從容就義於紹興軒亭口，時年僅32歲。

秋瑾遇害之後，徐仲蓀又以滯後資訊作敷衍（根據《徐錫麟槍殺恩撫全案》）。

徐仲蓀的鬥爭策略使清政府沒有因其供詞而抓到任何革命黨人，無奈之下，判他10年監禁。

辛亥革命勝利後，徐仲蓀得以出獄。

社會對徐仲蓀的鬥爭表現給予認可，並贏得社會尊重。

孫中山到紹興時，肯定了“徐家”的功績。

https://www.toutiao.com/c/user/6134662558/#mid=6134493673

綜合有如下幾個原因：

其一是安慶起義失敗殃及大通學堂。紹興大通學堂系徐錫麟等所創辦，這在當時社會上包括官府都知道，1907年7月6日徐錫麟在安慶起義失敗後，勢必殃及紹興大通學堂，並牽涉到主持大通學堂的秋瑾。

其二是金華武義洩密。秋瑾的弟弟秋宗章在《大通學堂黨案》中寫道（族魂網發表）：“五月二十九日，浙撫張曾揚致紹興府知府貴福電雲：據金華嵩電：‘武義獲匪聶李唐等供出黨羽趙洪富’，又前準南洋大臣電：‘查拿匪黨許道亨即振鵬’。足下辦理此案務當慎重。（按：洪富，字卓齋，縉雲人，竺紹康之妻弟，任大通學堂會計。振鵬，字雲祥，別號道亨，嵊縣西鄉人）”。因此，清政府破獲金華武義革命黨人後，其案又牽涉到了紹興的大通學堂。

其三是紹興紳士胡道南的告密。2008年7月11日，齊齊哈爾龍沙區的網站上發表了《百年之後讀秋瑾》的紀念文章，其中寫道：“……貴福在殺秋瑾前一天給巡撫的電文中說，是胡道南告訴他：秋瑾要和竺紹康等人密謀起事，竺是平陽黨首領，有黨羽上萬人。這就讓胡道南的告密身份被確認下來了。當年秋瑾和胡道南都在日本留學，因為談革命和男女平等等問題，兩人意見不同，率直無忌的秋瑾當面罵胡是‘死人’”。

如今網上還流傳“徐錫麟二弟徐偉供詞中牽連到秋瑾”的言論，而且越傳越多，越傳越真，實際上這是誤傳，所有的正史上根本沒有這種說法。當時徐偉在供詞時相當機智，一直與敵人周旋，始終沒透露革命黨的實質性內容，也沒有暴露自已光復會成員的身份。具體可參閱《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徐錫麟史料（徐偉供詞、訊徐偉之形情）》。

其實秋瑾劫難儘管有上述三方面原因，但直至秋瑾被極刑，清政府還是沒有掌握秋瑾是革命黨的直接證據。由於清政府害怕革命黨人，在浙江巡撫張曾揚、紹興知府貴福的相互作用下，僅三天時間，就將秋瑾殺害。以致輿論四起，普遍稱之為“秋案冤獄”。如《述浙省官吏之罪狀》有：妄殺秋女士，無口供、無見證、無實據。《浙江之危機》有：殺學生，殺女士，無口供，無確證，僅謂"有通匪筆據"、"有紹紳告密"。《神州女報•秋瑾有死法乎》有：浙吏之罪秋瑾也，實為不軌、為叛逆。試問其所謂口供者何若？所謂證據者何若？則不過一自衛之手槍也，一抒寫情性之文字也。《駁浙撫和紹興知府致電軍機處電文》有：紹府蒙上，浙撫欺君，秋瑾無供無證，處以極刑，無法可據。彼所根據者，是彼心腹中野蠻之法律。

紹興知府貴福在輿論壓力下，也深以沒有確鑿證據為憂。因對被捕的六名大通學堂學生及教員嚴刑逼供，"跪火練、火磚，慘狀不忍睹"，企圖從他們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證據，但終無所得。浙江巡撫張曾揚很頭痛，最後在近一個月後的8月13日，在上海《申報》公佈一份口供。但當時《申報》有個“編者按”，公開對這個“供詞”的真實性表示懷疑。《時報》也認為是浙江官場授意模仿秋瑾筆跡偽造的。

綜上所述，秋瑾劫難既有“三方面”的綜合因素，也有清政府各級官吏害怕革命黨，為了確保自已烏沙帽，寧可錯殺也在所不惜的這種心理狀況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