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認為：中國古代很早就建立家天下的政治制度，皇帝即是國家的中心，同時使得帝國的繼承人只會是少數幾個皇親。羅馬帝國雖然也有皇帝但一直無法完成家天下制度的建立，後果就是有實力的人成為繼承人。且古代中國文官制度日趨完善與武官權力的壓縮，還有就是數量巨大的人口，解決百姓的生存才是後期皇帝的重心。

中國皇帝在一個朝代都是一脈相承，除了頭幾個皇帝，此後大部分皇帝都在深宮大院裡嬌生慣養。再加上中國重文輕武，皇帝大多比較柔弱。再者作為君王，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國不可一日與無君，再加上君主專制，君王更擔心自己突然死了，自家對王朝權利的控制很可能被人奪了。總之，君主專制、文化、中央集權都要求君主不能出征。

羅馬就不一樣了，羅馬皇帝有兒子、也有將軍繼承的。尤其是後期政治不穩定，禁衛軍爭辯頻發，將軍上位很多。和中國許多開朝皇帝很像，再加上自己權利不夠集中，需要出征打勝仗來維持威望。

其實有一點問題是錯的。羅馬是一個國家，羅馬也有不同王朝，有的王朝君主也不出徵啊。而題目對應的卻是中國的各個王朝，應該對應中國古代時期。如果這樣，就會發現羅馬皇帝有兒子繼承的、有將軍繼承的，中國也一樣啊，中國皇帝大多給兒子的，也有將軍上位的、農民皇帝的都有。這麼你再看，羅馬後期皇帝會出徵，中國封建王朝後期也有皇帝御駕親征的，比如皇太極、朱元璋、朱棣，朱厚照。中國奴隸分封制時期，周天子、商天子一個職責就是帥軍出征。

一言以蔽之：我大羅自有國情在此。

羅馬帝國是經過前三頭與後三頭內戰，在羅馬共和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作為有著古典共和傳統的、擴張性極強的帝國，羅馬帝國相對於中華帝國存在著這樣幾個獨特的特徵：一是存在著微弱的寡頭貴族政治而非帝王專制統治傳統，這一寡頭政治主要體現在權力在騎士/元老階層及幾個主要的政治家族中傳承而非某一姓某一族“家天下”，如凱撒所在的朱利烏斯家族，西庇阿所在的科爾涅利烏斯家族等等；二是存在著軍人干政的傾向，羅馬共和國早期的執政官同時也是羅馬軍團與輔助軍團的統帥，而有開邊之功的軍團長往往回到羅馬後即可被選為下一年度執政官，在羅馬帝國之前的前三巨頭（凱撒、龐培、克拉蘇）與後三巨頭（屋大維、安東尼、雷必達）更是普遍軍功傍身，以此作為政治資本；三是存在著嚴重的職業軍與蠻族軍傾向，大批羅馬軍團長期駐防在萊茵河、潘諾尼亞、色雷斯等地防禦蠻族入侵，統帥這些職業化軍人的是擁有近似於節度使權力的軍團長，後期羅馬軍團大量招募蠻族戰士充實軍隊，部分蠻族甚至爬到了軍團長的位置上，加劇了這些人攫取權力的野心。

羅馬帝國首位奧古斯都屋大維晚年時，最初屬意自己的侄子尼祿.克勞狄烏斯.德魯蘇斯.日爾曼尼庫斯繼承皇帝，但後來決心由自己的養子，當時鎮守日耳曼邊境的克勞狄烏斯.提比略即位稱皇帝。自此開啟了羅馬皇帝普遍由鎮守邊境軍功卓著的軍人擔任的序幕，後來更是基本形成了新任皇帝將自己的養子被派到邊境地區加以鍛鍊以撈取軍功更好即位的“一條龍服務程式”。總的來看，羅馬帝國曆任皇帝有很大的機率，不是軍隊擁立，就是擁有軍功，諸如四帝之亂的獲勝者韋斯帕薌，著名的五賢帝之一圖拉真，及著名的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勒留，如此種種，堪稱不一而足。

但是，羅馬帝國的帝位傳承也並不總是傳到能打的將領手中，除了邊境地區的軍團，羅馬帝國的中央禁衛軍也往往喜歡擁立皇帝。諸如提比略死後禁衛軍擁戴的卡里古拉、克勞狄烏斯、尼祿，就並非將領出身，克勞狄烏斯甚至是溫文爾雅的哲學家。至於尼祿這種腦子不太正常的藝術家，就更是一分軍功沒有了。

羅馬帝國後斯幾代皇帝本身出身于禁衛軍或是軍隊統帥。中國皇帝則是按宗族血統來選擇出來的。

本質上兩者就不同，一個是篡位奪權而來的，一個是宗族血統推選。羅馬帝國篡位者沒有軍隊支援很難，所以皇帝必須要掌控住軍隊。上陣殺敵是羅馬皇帝本職工作。

中國朝代後期則是相反，血統推選出來的，本身力量不足，掌控軍隊更是無從下手。典例是東漢後期皇帝，都是兒皇帝出身，大權旁落外戚之手。唐，南宋，明則是後期皇帝幾成空架子，被宦官，百官綁架。皇權嚴重弱化，掌控軍隊假於他人之手，而非實際軍事統帥，明武宗正德親自上陣，則被說成昏君。全國最高領導人親自上陣殺敵並取勝，被罵成昏庸之輩。在世界文明史中也夠奇葩的。所以中國皇帝到了朝代中後期，實際掌控權利有限。加上從西漢以後，皇家教育嚴重點錯了方向。純文治，而武統被既得利益集團弱化並分化竊取。這也是中國曆朝歷代統治不過三百多年。由早期皇權獨大到後期皇權旁落。加上皇家教育重文治教育，弱化並詆譭武功教育有關。皇帝自身無法統率軍隊而很大關係。文治出來的文明成果全便宜了野蠻武力的異族。錦繡的文章抵不過刀劍。

這是羅馬的本質。

自從羅馬進入共和制起，每年選的兩個執政官就各自統轄軍隊的半數，如果戰爭需要，兩個執政官會一起上戰場。當國家地域擴大後，卸任的執政官會以前執政官的身份帶兵，甚至成為地方總督。也就是說，羅馬從共和建國那天起就是個軍政體制，軍隊最高首領的執政官透過戰爭奠定威望，經濟透過擴張來滿足需求。

軍政體制的最大弱點是軍閥割據。這個在布匿戰爭後出現，將軍長期帶兵造成擁兵自重，干涉元老執政，最後釀成多次內戰，和血洗羅馬城，馬略就是其中最殘暴的。這場內戰直到凱撒剿滅共和殘餘並擊敗對手龐貝後才告一段落，此時羅馬共和已經喪失機能，元老院在軍權至上的壓力上，不斷匯入皇權因素，比如第一公民，終身第一公民等，羅馬進入帝國時代，軍政體制達到最高點，但也從此失去了體制進化改良的能力。

軍政體制的羅馬皇帝都是軍營出身的，帶兵打仗就像中國皇帝的讀書一樣，是絕對必須的培養條件。

中國早在戰國時代就建構了文官治國體制，秦朝消除廢分封，使擁兵自重的軍閥割據不能成為正統。建立郡縣制，使軍閥失去統治地方的財政來源，自此奠定了軍政分離和文官高於武官的體制，說實話，這是早於世界2000年的體制創新。也就是說，中國皇帝的首要職責是治理國家，不是帶兵打仗。

打仗建功是王朝開創時的短期需求，其它時代都交給低一級的武將處理，大規模作戰時的統帥甚至是文官。

在中國歷史上，戰爭都是短期行為，而羅馬是每年的行為。兩者在體制上的優劣顯而易見

什麼前期後期的，羅馬的皇帝跟中國的皇帝根本就不是同一種皇帝，連這一點都不知道，問問題荒腔走板，答問題的也大有不懂裝懂之人。

中國的皇帝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予一人”，甚至已經不想當人了，秦始皇統一天下，商量給自己叫個什麼拉風的名稱比較好，李斯等一班大臣說古代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貴重，您叫泰皇吧。秦始皇不要泰字，要一個皇字，加一個上古的帝字，就叫皇帝。這是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這段話什麼意思？皇是傳說中的人類首領，帝是天上的主神。這就是中國的皇帝，天下是他家的，他愛咋整咋整，他只有索取，沒有給予。

羅馬的皇帝是“奧古斯都”，奧古斯都是誰？凱撒的甥外孫、養子，屋大維。屋大維是幹什麼的？羅馬的執政官、保民官、首席祭司。看出來了嗎？羅馬共和國軍政民神各項最高職務集於一身，這些職務怎麼來的？民選的。老百姓選你，你要記得老百姓的好，所以羅馬的奧古斯都們，當選了要散財給全體公民，死了也要把遺產分給全體公民。

這樣的羅馬皇帝，能跟中國皇帝放到一起去比較嗎？

這主要是比較羅馬帝國皇帝和中國帝國皇帝的不同。

羅馬帝國皇帝的特點

羅馬帝國皇帝的來源是非世襲的選舉制。即便是在羅馬神話中，羅馬也是羅穆盧斯和瑞摩斯兄弟共同執政的羅馬，並非單一的羅馬。從考古證據來看，羅馬是不同遊牧民族融合而發展起來的。因此，在具有多部落、多種族來源的情況下，推舉領導人才是最適合各個群體的方式。這也是羅馬王國、羅馬共和國，甚至羅馬帝國的執政基石——充分平衡各族、各階層的利益。

羅馬王國是非世襲（就意味著有推舉）的君主制，但隨著羅馬疆域的擴大，羅馬必須照顧被征服地區的民族和利益，這就慢慢形成了共和制——文明爭奪利益的渠道和平臺。在羅馬共和國疆域達到高峰後，就出現了貴族佔有大量的土地但平民手中無地的情況。出於化解貴族和平民關於土地分配的矛盾，格拉古兄弟先後進行了兩次改革，提出了限制土地面積，將公有土地分散給平民，讓平民手中有土地。雖然格拉古兄弟改革最後是失敗了，但也讓羅馬平民共享了帝國擴大疆域所帶來的好處。

經過凱撒和屋大維兩代人的努力，公元前27年屋大維終結羅馬共和國，開創羅馬帝國。

屋大維作為羅馬帝國第一個皇帝：“奧古都斯”。但屋大維的皇帝權力，和同時代的西漢皇帝權力並不相同：

屋大維成為皇帝，是在羅馬各個行省已經成為事實上的獨立自治地區，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個王國。這就要求羅馬必須有一個地位高於各個行省且有足夠軍事實力支援的高權威職位，去制約和控制羅馬各個行省。這和現代的聯邦共和國的總統架構是一樣的。

原有羅馬共和國的元老院、保民官等共和制度依然得到保障和執行。

保證中央權威，這就是羅馬帝國皇帝所起到的核心作用。要達到這一點，加上要震懾有軍民自治權力的行省，就需要羅馬皇帝必須有支援他的軍隊。

也就是說，沒有軍隊的支援，羅馬皇帝就無法發揮自己的作用。因此羅馬皇帝必須要有自己的軍隊，或者常年領軍，更因此率軍作戰也是常事。

如果套用中國歷史，羅馬皇帝率軍打仗，和周天子率諸侯打仗是一樣的。

那麼來看同時期的西漢皇帝。除了早期同姓諸侯王的軍隊不是西漢皇帝掌控之外，西漢所有的軍隊都是屬於西漢皇帝的。所有大臣和郡縣都聽從皇帝的命令。

即：羅馬帝國是間接治理，西漢是直接治理。

從屋大維自稱是第一公民來看，羅馬帝國皇帝的本質就是加強中央的權威、打壓地方行省。一直訓練有素的精良軍隊，就成為羅馬帝國皇帝的基礎。

中國歷史上皇帝（國君）率軍作戰的傳統

一般來說，在唐朝以前，中國歷史上皇帝率軍作戰的傳統還是比較深厚的，但是在唐朝之後，皇帝率軍作戰就成為了一件非常謹慎的大事。有時候，別說皇帝御駕親征，就是太子出戰都是慎之又慎。

商朝和周朝，由於有分封的諸侯和方國，因此只要是大規模的戰爭，都是由商帝和周天子親自率軍匯合諸侯進行作戰。商湯滅夏、武王伐紂等都能說明這一點。

改變的出現，是在西周中後期。西周早期的征伐，周天子是要親自率軍出戰的。周公旦、周成王、周穆王等。中後期時周天子親自率軍出戰還是有的，如周宣王、周幽王等，但開始有所減少。

東周之後的春秋、戰國時期，很多諸侯、國君開始不再親自率軍，只是派遣大將出戰。如齊桓公、秦穆公、晉文公等就沒有親自出戰，但如楚莊王、宋襄公、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等還是有出戰記錄的。

到了戰國七雄，除了、秦國的秦獻公、楚國的楚懷王、趙國的趙武靈王三人之外，似乎再也沒有率軍出戰的國君了，當然戰國早期可能也有一些率軍出戰的國君。秦國在商鞅變法後、趙國在胡服騎射後、齊國在崛起後、楚國開始衰落後、魏國衰落後等就真的沒有看見過國家率軍出戰的記錄。

就連大名鼎鼎滅六國建立一統的秦始皇，也從來沒有率軍出戰的記錄。即是說，從戰國各個強盛、爭鬥時，國君作為統治者的角色就被確立了下來，軍事職能基本降低為零。

到了西漢，劉邦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率軍作戰的皇帝。劉邦和別的開國皇帝不同的是，大部分開國皇帝在自己即位後就很少率軍出征了，但劉邦並沒有減少自己御駕親征的次數：

攻打異姓王，基本上都是劉邦親自執行；

和匈奴作戰，雖然正面作戰並不是很多；

最能說明的是劉邦攻打英布時，本來劉邦是想讓兒子漢惠帝率軍出戰的，結果在西漢一班大臣為了不讓漢惠帝出錯以免被廢，迫使劉邦不得不帶病出戰。

但劉邦帶兵的作風，並沒有遺留給他的兒子們。西漢所有的皇帝，除了劉邦之外，無一曾經率軍爭戰，即便是嗜武的漢武帝、強盛的漢宣帝。

東漢的劉秀，在即位後，似乎也不再出戰，也沒有繼承劉邦的作風。劉秀之後的東漢皇帝，都是和西漢皇帝一樣，一本正經的承擔治理角色，對軍事職能毫無興趣。

最後，繼承劉邦作風的是不成器的子孫劉備。《三國演義》中給我們的劉備印象是溫文爾雅。但真實的劉備是三天不騎馬就渾身癢，率兵作戰是劉備的嗜好。不給劉備帶兵就如同要了他的命。

同樣，即位後的劉備也繼續帶兵作戰，但劉備的衝動和固執就讓他比起他的祖先劉邦遜色很多——東吳提出歸還荊州的和議，就是劉備的蜀漢最大的利益。而劉備最重要的不是找東吳復仇，而是奪取隴西作為進攻關中的基地。

劉備之後，在即位後依然帶兵出戰的皇帝，似乎只有北齊的高洋。北魏早期的皇帝也許也有即位後帶兵出戰的記錄，但沒有查詢資料就不好說。

高洋是史書中明確記錄的唯一親自上陣殺敵的皇帝。劉邦和劉備，即便是帶兵，估計上陣殺敵的次數也不多。但高洋不同，只要是他率軍出征，他必定親自上陣殺敵。

皇帝親自作為先鋒上陣殺敵，你讓他手下的那些士兵如何敢不奮勇殺敵！

另外就是高洋的軍法非常嚴格。只要你瞭解他對不救上司而自己走的將軍的處理，你就知道在高洋手下當兵，被敵人殺死是最舒服的死法：

高洋把不援助上司的將軍殺了，然後讓將軍計程車兵把將軍的肉給吃了。

對此，你還有想做逃兵的想法嗎？

之後是隋煬帝、唐太宗二人都是以軍事起家，又在即位後御駕親征的皇帝。但竟然結局大不同：都是攻打高句麗，隋煬帝就被稱呼為暴君，而唐太宗就被稱呼為賢君。唐朝在唐太宗之後到滅亡，好像就沒有率軍出征的皇帝了。似乎唐高宗想要御駕親征，但被阻止了。

五代時的皇帝，因為經常發生戰爭的關係，即位前基本上都上過戰場，但即位後還上戰場的，恐怕只有柴榮一個人了。

到了遼宋金夏時代，遼朝皇帝由於是遊牧民族契丹出身，率軍作戰是常事。騎射是遼朝皇帝基本功夫，即便是在遼朝後期。耶律阿保機、耶律德光、蕭太后等前期遼朝國君都喜歡率軍出征，遼朝後期的國君，由於受到漢化的影響，對御駕親征的興趣不大。

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在即位後，似乎就沒有率兵出征過。宋太宗趙光義親自率軍攻打遼朝，算是宋朝中為數不多的榜樣。除了宋真宗在寇準的堅持下御駕親征和宋高宗趙構前後兩次御駕親征（主要是防禦）之外，宋朝皇帝再無率軍出戰的記錄。

金朝和遼朝基本一樣，前期皇帝西漢率軍出戰，後期皇帝受漢化影響，不再率軍出征。完顏阿骨打、海陵王完顏亮、金世宗完顏雍三人之外，金國皇帝基本上也沒有率軍出戰的記錄。

西夏的記錄不是很完整，也不說了。

到了元朝，除了開國的忽必烈之外，其他的皇帝似乎也沒有率軍出戰的記錄，當然也許在即位前有率軍的記錄。

明清兩朝，在即位前和即位後都有出戰記錄的就只有朱元璋、朱棣、皇太極三位了。當然明英宗即位後御駕親征也是，只是即位前他沒有也沒有機會率軍。清朝時，入關的順治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等都沒有率軍出征的記錄。他們即位都沒有親自率軍的記錄，他們之後的皇帝自然就更沒有了。

總結：中國歷史上皇帝率軍出征的時期主要是兩個時期：分封時期和鮮卑文化盛行時期（即北朝、隋、初唐）。劉邦和劉備是兩個特異的案例。其他時間的皇帝基本上都是擔任治理者的責任。

最後總結：為什麼羅馬皇帝帶兵作戰而中國大部分皇帝不帶兵？原因就是：羅馬皇帝作用只是保證中央的權威，並不承擔具體的國家治理責任。中國的皇帝有專制和郡縣制來保障中央權威，因此無需用軍隊來保證，更多的是承擔國家治理者的責任。

這和東西方不同的社會背景有關。

羅馬所處的時代，雖說其國力強盛，但始終沒有像漢朝那樣最終建立起對周邊民族的強大優勢，而更重要的是，其文化的滲透力沒有漢文化的滲透力強，漢族人口對匈奴等遊牧民族的優勢要遠遠大於羅馬之於蠻族。用呂思勉先生的原文來說就是這樣——“羅馬與蠻族，中國與五胡，人口之數，皆難確知……兩民族相遇，孰能同化人，孰則被人同化，雖其道多端，而人口之多寡，殆為其第一義。”

在羅馬帝國初期，他開始吞併一些貧困的地區，然而這些地區所帶來的實際收益卻還抵消不了征服成本。羅馬最終在兩種主要物質文化的過度地區停止擴張，拉坦諾文化和亞斯多夫文化。拉坦諾文化相對更接近定居的羅馬文明，在羅馬征服之前就形成了較大的定居地。而更強調的畜牧業的亞斯多夫文化則大部分被排除在帝國體制之外。這導致最後一個結果。

從羅馬的角度而言，日耳曼尼亞始終是沒有羅馬化的蠻族人的家園，黑暗中世紀的開端，他們不僅征服了羅馬當初的領土，還摒棄了其文明。

漢朝這樣一個穩定統一的帝國，對周邊民族確定了文化體系的優勢，那麼內政的發展需求很多時候並不比軍事的需求少。對於中國皇帝來說，職能可以分化，管理政府的能力比統軍作戰的能力更加重要，因為其皇位的傳承是血親的世襲，競爭團體非常有限。而羅馬的皇位就不一樣了，就是比誰能在將官和行政官員中獲得更多的支援。

正是基於此，晚期羅馬帝國的生存形勢是要比古代中國惡劣一些的。

不僅有安息以及後來的波斯這樣強勁的對手，在東方還有大量的難以順服的遊牧民族諸如阿蘭人和匈人，而北方更是有哥特人為主的日耳曼蠻族。

這種嚴峻的挑戰使得羅馬皇帝對軍權的依賴不得不日益嚴重，在公元235年亞歷山大塞維魯皇帝被暗殺後，帝國陷入了被稱作“軍事無政府狀態”的50年間，羅馬帝國的控制權幾經易手，先後有不少於20位所謂各法皇帝和一群篡位者掌權，人均執政時間都不到兩年半。

公元259年瓦勒良被波斯人俘虜後，萊茵河邊境的文職官員和軍官更是集結在一起建立了自己的政權，統治高盧將近30年。

誰能打贏波斯人，打跑哥特人，誰在軍隊和民眾心中的威望就高，而這種威望無疑是登上皇位最好的鑰匙。同時帝國統治區域內文化和經濟體系的分裂加劇，地方軍政集團在古代不便利交通的條件下穩固自身勢力的成長，這些因素也讓皇帝不得不依賴自己的軍事才能來穩固統治，沒有軍事才能，根本就坐不穩皇位。

雖然羅馬皇帝和中國皇帝都是皇帝，可是同帝不同命。自皇帝誕生的那一刻起，就產生了皇權與相權的爭鬥。在中國，皇帝可能要與三公之類的爭奪大權；在羅馬，皇帝要和元老院、近衛軍、羅馬兵團爭奪大權。

在羅馬帝國建立之初，皇權一度穩坐皇座，元老院等勢力雖然也試圖篡權，奈何皇帝更甚一籌。尼祿之死，是羅馬帝國皇權旁落的開始，羅馬軍團永遠效忠的尤里烏斯家族絕後了，使得皇帝少了一大臂膀。

原本傳承好好的世襲制度，因為羅馬皇帝的一夫一妻制，使得他們非常容易絕嗣。絕嗣，就意味著沒有直系後人繼承皇位，那就得選舉出一位新的皇位繼承人。

從這一點看來，羅馬帝國的皇帝更迭更像是中國的禪讓制。有元老院等單位推薦賢者，然後大家一起投票，選出適合的人繼承皇位。但是如此一來，很容易被人為操縱選舉，使得勢力集團選出自己的傀儡。

不管怎麼說吧，羅馬皇帝的誕生，本就是一種悲劇。他們沒有完全掌握兵權，也無法消除身邊的隱患。說白了就是，皇帝可以見天換，必須服務元老院。

說清楚了這些，我們再來審視一下皇帝帶兵打仗的情況。

就如同剛剛說的那樣，皇帝的存在，只是為了服務一個或者多個勢力集團，如果他沒有掌握兵權的話，永遠就只是個傀儡。

傀儡嘛，就要有當傀儡的覺悟！國內一派歌舞昇平的時候，你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一旦發生戰爭，就必須身先士卒，趕赴前線殺敵報國！

中國的皇帝就不一樣了。自秦始皇統一全國開始，皇權就穩壓相權；但凡有敢冒尖兒的，統統拉到菜市場砍了賣肉。比如說中國的第一位丞相、李斯同志，他就是被腰斬了。

到了清朝以後，所有的權利都集中到了皇帝手中。此時，整個天下都是皇帝一個人的，那還不可勁兒為他賣命？

既然剛剛說了羅馬的皇帝更迭更像中國的禪讓，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看三皇五帝時期的戰爭。不管是涿鹿之戰還是阪泉之戰，作為雙方部落領袖，炎帝和黃帝都是身先士卒。

難道他們不曉得在後方更安全？他們當然知道了！不僅他們知道，夏商周的天子也知道這點，但是他們的權利並沒有集中在手裡，地方的部落首領隨時可以反水。因此，我們常常可以在各種史書中，看到天子遠征。

所以嘛，能帶兵打仗的羅馬皇帝，都不是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