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經歷了一系列王朝政權的更迭，都城如何進行選擇的問題可以說是歷代統治者都要重點考慮的一個問題，而我們透過對歷史上的一些記述進行觀察，卻也不難看到，歷代都城狀況其實處在一個不斷動態變遷的過程中，所以就其城址來講，也在持續的波動中選擇一個更加適宜的地點。

而就目前所觀察的結果來講歷代統治者進行都城遷移也往往有一些動因，首先比較被經常提及的就是氣候原因，從寒冷區域遷徙前往較為溫暖的區域可以說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了。再則中國古代諸王朝基本都是農牧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所以對於農牧業產業的基礎以及水源的要求還是比較高的，這些都是影響整個都城遷徙的極其重要的因素。

另外一個方面而言，都城的遷移也與基本的經濟區域的變動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而就總體趨勢而言，中國主要的經濟重心一直在向東部遷移，後期較為明顯的就是佈局在大運河周邊地區，有利於經濟的發展，而到了近代以來這一問題基本被很好的解決了。

第三個方面來講還有來自外部環境因素的作用，比如北方遊牧民族的不斷南下東移也對整體的都城定都思路有影響，一則在一定時期，都城有普遍南遷的現象，另外一點，在一段時期內，為了防禦來自北方的進攻，並且方便進行相關的資源調配，在一定時間之內也有將都城確定在北方地區的傾向。

漢文化的核心地帶長期處於黃河中、下游，漢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動以黃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為軸線，呈東西向，中國的幾個著名古都長安、洛陽乃至後來的開封等，皆分佈在這一軸線上。

然而，自東漢末年以來，中國北方多次遭到遊牧民族的衝擊，而相對安定的長江流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優越的自然條件日益凸顯，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逐漸由黃河流域南移至長江流域。

01 兵燹逼迫下的南遷

導致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客觀因素很多，諸如自然環境的變化（包括氣候、水文、植被和土壤等）以及歷次兵燹的逼迫所帶來的移民浪潮，後者無疑是直接、主要的外因。今日分佈於廣東、廣西、福建、江西、四川、湖南、臺灣等省以及東南亞各國的4529萬“客家人”，便是由秦漢以降從中原南遷的漢人組成的民系。目前，被中國及海外廣泛研究的“客家史”，生動展現了中華文化由北向南移動的歷史。

第一個迫使中國經濟文化南向轉移的大波瀾是永嘉之亂以及接踵而至的諸胡入主中原。公元3世紀末至4世紀初，西晉政治腐敗導致八王之亂，匈奴貴族劉淵建立分裂政權“漢”，開胡人入主中原之先河。至晉懷帝永嘉五年（311年），劉漢武裝攻陷洛陽，俘晉懷帝，大肆殺戮，史稱“永嘉之亂”，給黃河流域的經濟、文化帶來沉重打擊。“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隨之而來的諸“胡”爭奪，更“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黃河流域受到深重的損傷。

永嘉之亂後政治局面的混亂以及外族入侵的巨大壓力，迫使漢族士民大規模南移，《晉書·王導傳》稱：“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據譚其驤估計“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約共有90萬”，約佔南朝人口之1/6。北人南遷線路有三：西路自關中取金牛道入川，中路自關東循漢水抵荊襄，東路自青徐循邗溝或淮河東南支流南下江都等地，目的地皆在長江流域。“此次移民浪潮的邊緣大致在今四川盆地的中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和浙江中部，在此線以南就只有很少量分散的移民了”。因東晉南朝定都建康（今南京市），故東路移民尤多，建康至梁代時已擁有戶口28萬、人口140萬，如此都市規模，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上都前所未見。

漢族士人將北方文化傳播至南方，大大促進了南方衣冠文明的發展。大量勞動力的投入，使南方的經濟開發呈現出全新局面。雖然從總體格局上來看，北方的經濟實力仍然遠遠超過南方（北魏統一北方後，北方經濟的復甦顯示了北方的實力），北方的文化實力也依然佔有優勢，但是，此時的南方已不再是《史記·貨殖列傳》中所描述的那樣“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而是“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稽）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的繁榮景象。

長江流域一經開發，便借氣候與江河舟楫之利，經濟迅速發展，至唐初，南北均勢局面已被打破，南方經濟開始超越北方。《新唐書·食貨志》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此語便顯示了這一態勢。但就文化重心而論，北方仍有優勢。

第二個迫使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向東南推進的大波瀾是“安史之亂”，大唐帝國從此衰落，黃河中下游地區經過浩劫，殘破不堪，繼之而來的藩鎮割據與政局動盪使士民再次大規模向南遷移。李白晚年曾目睹北方人民南逃的慘況，有詩云“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此次北人南遷亦分東、中、西三路。東路自華北進入淮南、江南，中路自關中及華北平原西部進入南陽、襄陽一帶，西路自關中進入漢中及巴蜀。其中，東、中兩路的相當一部分移民仍會繼續向南遷徙，“長達一個半世紀遍及南方各地區的北人南遷，規模十分可觀，其分佈地域遠比永嘉後的南遷為廣”。

唐代“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南方州郡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經濟也逐漸超越北方。《全唐書》卷630《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雲：“天寶之後，中原釋耒，輦越而衣，漕吳而食。”當時北方藩鎮林立，唐中央政府的財政完全仰給江南，誠如唐憲宗所言：“軍國費用，取資江淮。”江南已成為唐朝的“國命”之所在。又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年），宰相李吉甫在《元和國計簿》中指出，朝廷“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

到北宋時期，長江流域的經濟已遠超黃河流域。北宋中期史學家範祖禹直截了當地指出：“國家根本，仰給東南。”《文獻通考》卷23《國用》記載了宣和元年（1119年）17路上供京師的財賦數字，在前8位中，除京東路（今山東、河北一帶）外，其餘皆屬江南。其中兩浙路第一，江南東路、江南西路、淮南路、福建路、荊湖北路、荊湖南路分列第二、四、五、六、七、八位。

然而，中國經濟重心雖已在唐末完成由北向南的轉移，但全國文化的重心還滯留在長安—開封—洛陽的東西軸線上，這種情形至北宋依然不變。仁宗末年，洛陽乃文化重鎮。“二程”畢生從事講學，其活動中心便在洛陽。重臣退休、半退休，或因政見不合辭官後，多被安置到洛陽。“洛下多水竹奇花”，牡丹更聞名天下，每逢花會，“士庶競為遊遨”，斯文流曳。故《墨莊漫錄》言：“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

但至北宋時期，文化重心南趨的態勢已十分明顯。“二程”在洛陽講學，弟子卻以南人居多。故程顥送他的大弟子楊時南歸時，就有“吾道南矣”之語。詞是宋代文學的主體，就地域性而論，其風格、題材、情調均具有“南方文學”品性。北宋的詞家，前期的晏殊、歐陽修、張先、柳永等，全都是南人，後期的蘇軾、黃庭堅、秦觀、周邦彥、李清照等，也多數生長於江南或其周邊。

宋代書法與繪畫盛極一時，誠如楊維楨的《圖繪寶鑑序》所云：“書盛於晉，畫盛於唐、宋，書與畫一耳。”而當時畫家與書法家中亦南人頗盛。印刷業是播揚文化的中心，宋代書籍大多刊印於杭州，從流傳後世的宋版典籍來看，也以出於江南地區者獨多。江南地區的文化氛圍十分濃烈。北宋嘉祐年間（1056—1063年），曾有吳孝宗作《餘干縣學記》，文中雲：“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

“靖康之難”給予了文化重心南遷最後的推動。1126年，金人攻破汴京，隨之統治北方100多年。宋室如同當年晉室，只得南渡長江。與之相先後，“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萬人”。此次南遷路線與安史之亂後的南遷路線大致相同，但移民人口更多、更深入，僅1141年紹興和議前的南遷北人數量已達500萬之巨。

當時，山東籍文化名人李清照、趙明誠夫婦和辛棄疾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南下的，以此為契機，中國文化重心徹底由黃河流域轉移到了長江流域。正所謂“秦漢以前，西北壯而東南稚也。魏晉而下，壯者之齒益衰，稚者之年方長。至於宋朝，而壯者已老，稚者已壯矣”。

02 都城軸線的東西、南北之變

殷商以來，黃河中下游，即中原一帶，是全國最富饒的區域，又接近王朝版圖的中心，是兵家必爭之地，佔據中原就意味著把握天下，因此，從殷周至隋唐，國都始終在中原徘徊。今安陽、西安、洛陽一帶被多次選為國都，原因蓋出於此。不過，從隋煬帝開鑿通濟渠，遷都洛陽，唐代武則天也從長安遷都洛陽，到北宋進一步將京師東移開封以靠近運河干道等跡象來看：唐宋之際，中國古都在東西軸線上有一種自西向東遷移的明顯態勢。

都城長安丨電影《妖貓傳》劇照

從北宋開始，東北契丹、女真等半農半牧民族興起，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衝突的重點區段已由長城西段轉至長城東段。再加之運河淤廢，黃河氾濫，無論政治、經濟還是軍事、交通，關中、河洛已喪失控扼天下的地位。自宋室南渡以後，長安、洛陽、開封等古都已不具備昔日製內御外的功能，以至元、明、清三朝，國都與黃河中下游無緣。長安更名西安，形象地表明它已由一國雄都變為一方重鎮。

南宋朝廷偏安臨安，即杭州。杭州早在北宋中葉，就有“東南第一州”之稱。柳永曾有《望海潮•東南形勝》一詞讚頌杭州的富麗：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喊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南宋杭州的發展更為迅速，至南宋末年，臨安戶籍已有39萬，人口有124萬。當時有俗諺雲：“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頭。”其意指城內30萬戶，每十戶日磨損米槌一分，一天耗費三十丈材木。杭州又擁有天下絕美的西湖：斷橋殘雪、平湖秋月、麴院荷風、雙峰插雲、蘇堤春曉、花港觀魚、南屏晚鐘、雷峰夕照、三潭印月、柳浪聞鶯。綽約多姿的自然山水經文人點化，更令人心醉神迷。

蘇州在當時也頗為繁盛，在北宋末年已擁有戶籍40萬,被視為百事繁庶的地上天宮。南宋范成大流連蘇杭，不禁在《吳郡志》中發出“天上天堂，地下蘇杭”的由衷讚歎。而此時北方的汴京，“荊棘遺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餘家”。“北地稱真定府最為繁華富庶。有南人北遊，歸而言曰："曾不及吳城十之一二。他州城郭，更荒涼不足取。”

蘇杭二州不僅自身富庶繁華，而且具有文化重心的功能。明人章潢曾從蘇州立論，對蘇杭的文化重心意義進行闡述：

夫吳者，四方之所觀赴也。吳有服而華，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則以為弗文也；吳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則以為弗珍也。服之用彌博，而吳益工於服，器之用彌廣，而吳益精於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吳侈，而天下之財，皆以吳富也。

章氏所論是明代情形，也是南宋以來一脈貫通的態勢。

以宋代為界，此前中國都城主要在東西軸線上移動，此後則主要在南北軸線上移動。南宋立都臨安，金朝立都燕京，起於北方草原的元朝以大都為京師，成帝業於東南的朱元璋又建都南京。燕王朱棣從侄兒建文帝手中奪權，是為明成祖，他把首都遷到自己的根據地北平，升北平為北京,借天子之威，震懾北方遊牧民族，自此，北京成為明清兩代國都。而興兵南方的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又相繼定都南京。

不過就整體而言，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並不意味著政治軍事重心的隨之南移，因為後者的確立除經濟因素外，還受其他因素影響，比如，地理位置居中以馭四方，擇都的習慣性標準，抗禦北方胡人的戰略考慮等，這使得經濟文化重心已經逐漸南移的諸王朝仍將首都設於北方。

不過，位於黃河流域的軍政重心，需要依靠東南財賦。為調適這種“政北經南”的格局，隋唐至宋元南北運河的開掘便啟動了，以富庶的長江經濟支撐北方的政治軍事重心。比如，元代立都於燕，“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又如早年間老北京諺語“紫禁城是大運河上漂來的”所云，元明清時期的北京物資供應十分依賴透過大運河漕運而來的東南財賦。“西北甲兵”與“東南財賦”共同構成唐、宋、元、明、清各朝賴以立國的兩大支柱，而長江流域無疑是東南財賦的主要輸出地。

在經濟文化重心完成由西北向東南的轉移之後，長江流域的開發也經歷了由下游向中游擴充套件的過程，這從南宋諺語“蘇湖熟，天下足”轉變為明清諺語“湖廣熟，天下足”即可見一斑，全國最重要的糧食基地，在南宋至明清時期，從長江三角洲逐漸轉移至擁有更廣沃土地和水熱資源的長江中游地區。

本文節選自《長江文明》馮天瑜、馬志亮、丁援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