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列如下:冠軍李斯，亞軍商鞅，季軍管仲。在長達數千年的封建集權歷史中，李斯倡導的郡縣制，無疑是影響與傳承最大的。這是鑄牢封建社會體制的重要基石之一，非常功效與宏大。而管仲與商鞅，注重於一國的變革發展，於律法軍事民生商業農耕經濟升遷賞罰等諸多方面大有作為或煥然一新，均使得國家成為霸主，但並非都有所傳承沿襲。唯有李斯對古代經濟體制的形成與影響最大。因為社會的發展，歷史的程序，需要統一後的各項主要國家標準，如度量衡，中央集權制，郡縣制等。而管仲，商鞅的主要貢獻源於法家，在儒家文化一家獨大的歷朝歷代的封建王朝中，法家是無法長久佔據主流與一脈傳承能比商鞅做得更好的。因為皇族，官宦，士族把控者社會上層，是既得利益集團，是不能依靠個人英雄主義或小集團就能打破的巨大冰山。

管仲改革 齊桓公任用管仲為相進行改革，注重發展經濟，改革內政，使齊桓公成為春秋首霸。 商鞅變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使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鬥力不斷加強，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富強的國家。依照李斯《諫逐客》的說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李斯也繼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提出“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士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士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

個人認為李斯的影響更大，分析如下：

首先：管仲是法制、德治相結合，以富國強兵為總體思想，影響力相對侷限在國家法制方面。

其次：商鞅變法刺激農業，打壓商業，重刑罰，重獎勵，重戰尚武，也有他的片面性。

李斯變法統一文字、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統一車軌、廢除分封制，建立郡縣制等等，他的政治主張的實施，對中國和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管仲、李斯和商鞅都可以稱作是名相，都是幫助君主建立霸業的關鍵人物，但是單純論及三人對後世經濟體制的影響，很明顯管仲的影響更大。

商鞅在經濟上是倡導重農抑商，具體就是在國內建立計劃經濟體制，消滅商業，把農民完全固定在土地上，依靠爵位制度鼓勵農民發展生產，這一套經濟制度在秦朝滅亡之後就被人拋棄了，因為太過嚴酷，很容易引起民間的反彈。

李斯在經濟制度上的貢獻不多，他更多貢獻是在政治方面，輔佐秦始皇統一了六國，並搭建出一個大一統國家的政治制度雛形。

管仲是輔佐齊桓公成就春秋霸業的關鍵人物，先要成就霸業就要有強大的武力，而武力需要經濟的支撐。管仲為了強加齊國的經濟，就提出了“官山海”這個經濟理論。

“官山海”的意思就是有國家來控制關鍵的民生產品生產，從中提取利潤來保證國家的執行，這比直接去收稅要簡單有效的多。在管仲時代，國家可以控制的關鍵產業就是鹽和鐵器生產。

管仲的官山海思想到了漢代發展成鹽鐵論，由國家控制鹽鐵生產的這套經濟制度體系一直運轉了兩千多年，這些控制鹽鐵的企業也可以看作是早期的國有企業。

管仲還有一個貢獻是把老百姓分類，提出了四民分業的主張，就是把老百姓分成士農工商四個類別，分別加以管理。這個對於老百姓計程車農工商的分類也是在後世一直實行。

“官山海”和“四民分業”都是影響中國歷史兩千年的舉措，所以從經濟制度的建設角度來看，管仲對於歷史的貢獻明顯是大於商鞅和李斯的。

商鞅變法對古代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影響最大。

1、土地私有，可自由買賣。這個制度幾乎貫穿了整個封建社會。

秦之前，土地是屬於各個領主的，各領主就是土皇帝，他們這些土地是分封而來，並且可以世襲罔替，但不能相互買賣。

秦滅了六國之後，秦始皇沒有采用之前周朝的制度，而是在全國設立郡縣，由郡縣制代替周朝的分封制。這樣的話，那些王公貴族的爵位就不能世襲，能夠世襲的只有皇位。像以前那種真正的土皇帝就不存在了。

國家的政治體制不同了，土地政策也就不能像以前一樣了。商鞅變法時，就提出了土地私有，把全國的土地變成商品，有錢就可以買，沒錢就去開墾荒地，開墾出來就是你的。這就激活了全華人民對土地的無限熱情，不遺餘力開拓土地，國家的稅收自然越來越多。

這個制度的生命力異常頑強，幾百年後，從北魏開始，國家想要改變這種制度，因為經過幾百年的土地兼併，富人越來越福，窮人越來越窮，貧富差距太大，容易引發社會問題，所以國家想要改變這種制度，就是實行了均田制。

均田制就是土地是國家的，男丁到了二十歲就給你分地，到了六十歲就把地收回來。有地的時候你給國家交稅服役就可以了。但是這種制度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施行的時間並不長，唐朝中期就破壞了。土地私有制就又開始了旺盛的生命力，一直貫穿了整個封建時代，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土地歸國家所有。

2、統一度量衡

秦以前，關於重量、錢幣、尺寸等等沒有統一的標準，這對商業活動十分不利。統一度量衡就是讓大家在進行商業活動的時候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種制度的意義一直到現在，整個世界都在不斷制定統一的標準，像前段時間鬧的熱火朝天的5G行業標準，西方國家為什麼排擠華為，說白了，能夠制定標準的企業就是行業領袖，西方之前當領袖習慣了，一下子華為出來了，他們怎麼能不害怕。

古代中國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傳承，這個說法不是很準確。

古代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確是不斷繼承和發展的。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華文明從河流定居時代向大陸擴張時代邁進的歷史時期，也就是歷史教科書上說的奴隸社會崩潰、封建社會形成的時期。

管仲、商鞅、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在改革國家經濟制度上發揮了很大的歷史作用，從秦朝到清朝漫長的兩千年，不管如何變遷，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框架從來就沒有變過。而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的框架就是他們奠定的。除了管仲、商鞅、李斯，還有吳起、李悝、申不害等人。

誰的影響最大？

春秋戰國是分封制崩潰、中央集權制確立的過渡時期，也是土地國有的井田制逐漸被土地私有制所替代的歷史時期。土地私有制作為封建社會的經濟制度的核心貫穿了古代中國兩千年。

誰的影響最大，換言之，就是誰的改革更有利於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先看一看他們的變法措施。

管仲變法，在經濟方面提出了“相地而衰”的土地稅收政策，就是根據土地的好壞不同，來徵收數額不等的賦稅。又設立了“輕重九府”主管糧食和物品的收散。又規定國家鑄造錢幣，發展漁業、鹽業、鼓勵境外貿易。

商鞅變法，在經濟方面推行“開阡陌封疆”政策，廢除貴族的井田制，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又頒佈了度量衡的標準器具，統一度量衡，利於商業貿易的開展。

李斯變法，在秦始皇一統六國之時，提出了大一統的主張，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全面統一。在經濟方面，從法律以及具體措施上強化了度量衡的標準化。又將鑄幣權收為國有，又在全國範圍內統一貨幣以及規範結算制度。

司馬遷在《史記》中也曾稱讚李斯的功績可以與周公、召公媲美。

功在當代的名相重臣，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比比皆是。唯有李斯，在輔佐秦始皇建立秦朝的過程中，與秦始皇一起影響中國兩千年。

管仲、商鞅、李斯三人都是王佐之才。他們在自己的國家，都是僅次於國君的國相一類的人物。也都曾在他們的時代有所作為。但要說三人誰對古代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傳承的影響更大，我認為這個人是商鞅。

管仲是春秋齊國，齊桓公時的國相。不僅如此，管仲還助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

管仲為相時，對齊國進行了系列的改革。但他的改革很有限，因為這次改革是為齊桓公稱霸所為。

他只需要改到比別的諸候國，在組織、聚集實力方面，有些優勢即可。這點從後面出現的，幾個霸主就可看出。

雖比別的諸侯國有優勢，但不是絕對優勢，否則也不會有後來的幾霸出現。

商鞅是古代幾千年歷史之中，主持變法強兵富國，最成功的一個。

他是生活在戰國初期的人。當時商鞅在秦國由國君支援，在秦國主持變法。秦國這次變法，是一次徹底的變法。

因為這次變法的出發點，是要在戰國七雄中，變成最有優勢的那一個。是為統一六國所為，且最後秦國也做到了這點。

李斯是秦始皇時的丞相，他為秦國統一六國，作出了很多貢獻。

但李斯在秦時，對秦國改革主要是，對當時的秦法有些增補而己。因此他在這方面影響很小。

綜上所述在管仲、商鞅、李斯之中，我認為商鞅對中國古代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傳承影響更大。因為他主持的商鞅變法，改革的力度是最大的。

商鞅的影響最大！

管仲屬於先秦時期最早一批探索經濟制度變革的人，是在齊國國家統一，政權安定，在鐵製工具、牛耕、水利事業有了初步發展，前期普遍通行的經濟制度已經不適應新興生產力的情況下，對現行制度做的小修小補，達到使齊國強國強軍的目的，像調整稅收、鼓勵開墾、鼓勵以鹽業為主的工商業發展等，這其實都是臨時性政策，是一波短平快的操作，要的是快速見效，在制度性或思想性的創設是很小的。

李斯是從秦掃滅六國建立統一帝國時期的丞相，這時期秦的經濟制度主要是對商鞅變法以來的制度的延用和演化，增補型的，不是創設型的。李斯雖然是丞相，但更多的是制度的執行者和監督者，而不是制度的建立者。

商鞅在中國經濟制度的傳承中，可以說是整個封建社會時期，經濟思想和經濟制度的奠基者，也就是說，在中國從周的封國時代轉變到秦的大一統帝國時代，經濟制度必然需要隨之而發生顛覆性的變化，先後有管仲、李悝、吳起等做了一系列的實踐，但真正建立起系統的思想和制度的，只有商鞅。並且後續傳承兩千多年的制度，也是在這個基礎上的增補演化。實踐也證明，只有商鞅的制度才是真正能憑藉制度本身，充分激發社會活力，幫助秦國富國強兵實現大一統。商鞅是整個中國封建時代，封建經濟制度的集大成者，也是從協和萬邦的周時期到天下一統的帝國時期，經濟制度和思想的創設者。其後兩千多年，“商君雖死，其法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