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隆中對並無錯。只是當時蜀國力量不足難以守住荊州。蜀國最不該過早喪失的人是龐統。龐統不失諸葛亮據守荊州是最可靠選項。諸葛亮謹慎善守可能不會給東吳偷襲之機會。至於之後的出師表只能說明諸葛亮有罰魏之心並無罰魏之力。其實都是徒勞無功空耗國力。

從隆中頭來看，諸葛亮未出而草廬，就謀劃了三分天的佈局，可是具有戰略家的眼光。蜀漢初創，諸葛的戰略實施得非非常順利，結果被劉備徵吳，幾乎把家當敗光，如果劉備不徵吳失敗，雖然設有曹魏強大，對付吳國還是要稍勝-等。蜀漢被東吳打敗了後，實力就出現了變化，蜀漢就成了面積最小，實力最弱的國家。諸葛亮在三國中實力最弱的情況下，還多次出示伐魏，這是有兩方面的老慮，一是不負劉備的知遇之恩堅持北伐，象諸葛亮這麼聰明的戰略家，選擇明知不可能而而為之。這個就可能是笫二個原因，以攻代守。讓曹魏不能小覷蜀漢。從《出師表》來看，就可以看出，諸葛亮己知內憂外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為了報大劉備的知遇之恩，在極其艱難的惰況的情況下，也要伐魏，不得不採取以攻為守飯方法。後伏地大罵，證明實不可能取勝。如取勝有把握，應慷慨成詞大，大義凜然，出伐之日，伏地大罵，非吉兆也！

《隆中對》裡，諸葛亮未出茅廬而知天下三分，提出了劉備軍事集團爭雄天下的戰略謀劃，《出師表》中，諸葛亮努力“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兩篇傳世文章，一則意氣風發，一則任重道遠，其中戰略轉變你看出來了？

東漢末年，皇室衰頹，地方豪強趁勢而起，相互混戰，最終演變成魏蜀吳三國分立割據的局面。這一重大歷史轉變過程，也是戰略家輩出、戰略思想興盛的時期，諸葛亮的《隆中對》和《出師表》就代表了當時戰略思想的新發展。

《隆中對》是劉備與諸葛亮君臣初會時，諸葛亮基於戰略分析進行的戰略“謀局”，體現了其對當時天下形勢的深刻洞察和卓越判斷。而後，諸葛亮輔助劉備將隆中制定的戰略計劃付諸實踐，特別是在蜀吳決裂、劉備病故的不利情況下，以《出師表》向後主劉禪表明矢志北伐、統一中原的決心和準備，是在戰略局勢不利的背景下的“挽局”之舉，打下了諸葛亮“人謀”思想的深刻烙印。

諸葛亮(18l一234)，字孔明，琅琊陽都(今山東臨沂沂南縣)人。據《三國志》記載，諸葛亮是

漢朝司隸校尉諸葛豐的後人。父親諸葛璉在東漢末年任太山郡丞，在諸葛亮幼年就逝世了。當時，諸葛亮叔父諸葛玄被袁術任命為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諸葛亮和弟弟諸葛均跟隨叔父來到了豫章。後因東漢朝廷選派朱皓代替諸葛玄之職，諸葛玄就投奔舊交荊州牧劉表。諸葛玄死後，諸葛亮在隆中(今湖北襄陽西)隱居十年，“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長期的隱居生活使得諸葛亮能夠專注於治國用兵之道，透過觀察時局變化和各軍事集團的力量消長情況，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戰略思想，並以素懷大志和富有遠見卓識而享盛名，這可以從時人的評價得到印證。

1、劉備屯兵新野時，徐庶向劉備推薦了諸葛亮：“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可枉駕顧之。”

2、名士司馬徽(字德操)亦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日：‘儒生俗士，豈識時務?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日：‘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按照中國文化中龍鳳圖騰的內涵，時人對諸葛亮的評價，證明其才能是明顯高於其他人的。

官渡之戰後的時局轉換和發展趨勢，是諸葛亮提出《隆中對》的大背景。

東漢建安五年(200)的官渡之戰，奠定了中國北方軍政大局。曹操以弱勝強，擊敗袁紹，基本統一了北方。隨後，曹操乘官渡之戰餘威，集結水路大軍，浩浩蕩蕩向南進發，圖謀突破長江險要實現全國統一。此時，能夠對曹操構成威脅的勢力已然不多，比較重要的是雄踞江東的孫權、長期佔據荊州的劉表和盤踞益州的劉璋，後兩人都是漢室宗親。劉備從漢靈帝末年討伐黃巾軍起家，也加入到諸強爭霸的行列中，只是苦於力量弱小，寄人籬下。先是投奔徐州牧陶謙，屯駐小沛，兵力不過萬人。因受到呂布的攻擊，劉備又投奔了曹操。

“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

這一期間，劉備顛沛流離，就連妻子也是先後兩次被呂布所虜。後因參與反曹，建安五年(200)在曹操的打擊下再遭敗績，這回連妻子和大將關羽都做了俘虜，劉備本人投奔了曹操的死對頭袁紹。此後不久，發生了官渡之戰，劉備再次逃亡，投奔荊州劉表，屯兵新野，後為劉表所猜忌。

就是在這個時候，困頓狼狽中的劉備到隆中求見隱居待出的諸葛亮。

建安十二年(207)，在徐庶的推薦下，劉備前去拜訪諸葛亮，“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第三次拜訪始得相見，諸葛亮在隆中草堂提出了對時局的觀察和應對之策，此即《隆中對》。憑此，諸葛亮取得了劉備的絕對信服。在《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整個戰略形勢，認為曹操軍事上擁有百萬之眾，政治上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以與其爭鋒；孫權在江東的統治已經營三代，國險民附，只可爭取為外援而不能試圖消滅他。除去曹、孫兩家，荊州的劉表和益州的劉璋都是位置險要而治理不善，劉備可取而代之，一方面可自立一方，即“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另一方面，可順時應變，在時機成熟時完成統一大業。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其戰略要點是首先以荊州、益州為根據地站穩腳跟，外結東吳孫權集團、內部加強政治經濟建設，抗衡北方曹操集團的強大威脅，再徐圖霸業統一中國。也正是因為劉備集團執行了諸葛亮在隆中形成的軍事戰略方針，推動了曹劉孫三國鼎立局面的最終形成。然由於劉備集團自身實力與環境變化等多重原因，打敗曹操統一中國的最終目標沒有實現。由隆中會面始，諸葛亮一生都在積極創造機會和條件實現他所提出的戰略目標，這種“人謀”實踐對於理解諸葛亮的軍事思想和軍事作為至關重要。赤壁破曹後，諸葛亮輔助劉備佔據荊州，進圖益州，攻取成都以為基業。

建安二十六年(221)劉備在成都稱帝，“亮以丞相錄尚書事”，負責軍政事務。由此，三國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蜀漢章武三年(223)，劉備病亡，臨終“託孤諸葛亮”。此後諸葛亮輔助蜀後主劉禪，上《出師表》北伐曹魏，繼續謀劃踐行其在隆中制定的戰略目標。

①奪取荊州以為根基。

建安十二年(207)，劉備正值新敗，遭受曹操集團的軍事打擊倉皇南逃，依附劉表屯兵新野，處於寄人籬下、朝不保夕的困難境地，因此首要任務是謀劃建立一個穩固的根據地。

初次見面，劉備就道出了在“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的危局下自己的打算和苦悶：“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針對劉備的苦悶，諸葛亮先是用曹操打敗袁紹的例子給他打了一劑強心針，強調要實現以弱勝強、後來居上，更重要的是人的戰略謀劃和積極作為。這種“人謀”思想的提出和實踐，是理解諸葛亮的整個政治軍事生涯和後期蜀國戰略取向的一把鑰匙。接著，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當時的戰略局面和各方力量對比，以此為據來尋找徐圖發展的空間，並提出了具體的戰略實施計劃：第一步要先佔據荊州這個長江咽喉、東連西通之地，解決根據地和落腳點的問題，缺乏穩固的根據地也正是處於顛沛流離之際的劉備的一大心病；第二步是要西取益州，與荊州互為依託，成鼎立之局；第三步則是要在內修政理、外結孫吳的基礎上，待形勢有利時從荊州、益州兩路出擊，統一全國。恰逢此時劉表集團內部產生了矛盾，給了劉備集團實

現第一步計劃的機會。劉表因“後妻之言”喜愛小兒子劉琮而不悅長子劉琦，劉琦在諸葛亮的建議下外出避禍，去江夏做了太守。建安十三(208)年劉表卒，局勢就變得混亂起來。先是劉琮在曹操大軍進逼下“遣使請降”，曹操佔據了荊州。劉備不得不在曹操大軍追逼下率眾南行。危局面前，諸葛亮請使東吳，勸說孫權聯合劉備抗曹。正是在諸葛亮和魯肅、周瑜等人的努力下，孫劉聯盟在困局的壓力下終於建立起來，隨後赤壁大敗曹操，劉備也獲得了荊州這個重要的立足之地，實現了戰略目標的第一步。

②赤壁之戰後謀劃鼎立之局。

赤壁大戰後，曹操引軍回到了鄴城，劉備趁機佔據荊州。

“備乘吳軍正與曹仁相持於江陵之際，即迅速掠略取江南之地，以為立足。旋又利用孫權之弱點而盡收荊州諸郡，手段之迅捷，誠不失為梟雄之儔也。”

劉備集團佔據了荊州及江南四郡，可謂是赤壁之戰的最大贏家。但荊州地理位置雖然重要，卻是處於長江中游的四戰之地，水路、陸路皆易受到攻擊，所轄地域又有限，要作為徐圖霸業的基地有很大的侷限性。正如王仲犖先生所指出的，“劉備取得江陵之後，荊州的地盤還是太小了，北有強敵曹操，東受孫權威脅，這是一個四戰之地，不可能長久這樣存在下去，只有向割據勢力較弱的一環——益州去發展”。因此《隆中對》提出的西進戰略，即佔據益州、荊益相倚的戰略計劃就是勢所必然了。從地理位置上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而從當時的可能條件來看，劉璋在益州統治不力，又有北面的張魯相威脅，這就為劉備從外部介入提供了機會。而一旦奪取了益州，也就能夠利用其物產豐饒、地形險峻的優勢，保持赤壁之戰後孫劉之間的聯盟關係，安撫周邊的少數民族，以此來牽制和抗衡北方的曹操。有了穩定的局勢作保障，就可以加強內外建設，增強國力和軍事實力，為統一戰爭做準備。

此時，劉備集團是清醒的：一方面要在荊州站穩腳跟後圖謀西進取蜀，另一方面還要提防其他集團覬覦蜀地，此時曹操新敗，各爭霸諸侯也都兼併的差不多了，最有可能與己競爭蜀地的也就只有東吳孫權了。

此時孫權對於大戰後劉備集團擴軍佔地起了防範之心，採取了兩個措施，一是“進妹固好”，將妹妹嫁給劉備鞏固聯盟關係，另一方面既然不能“越荊有蜀”，那麼就遣使與劉備相約共擊劉璋，製造佔據蜀地的機會。於是，孫權派遣使者對劉備進行遊說：

“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

如果讓孫權以討賊拒曹為由出兵染指益州，那就動搖了蜀國的根基，誠如荊州主簿殷觀所說：

“若為吳先驅，進不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

劉備和諸葛亮對東吳的要求委婉地予以拒絕：

“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白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

孫權見商量不成，就派遣孫瑜率水軍駐夏口。劉備集團也做了相應部署，在孱陵(治今湖北公安縣西南)、江陵(治今湖北江陵縣)、秭歸(治今湖北秭歸縣)等地重兵佈防，雙方形成了軍事對峙局面，孫權知道要是硬來勢必引起戰爭破壞聯盟體系，給隨時可能南下的曹操以可乘之機，於是不得不放棄了。

在抵制了外來的競爭後，劉備要攻取四川就易如反掌了，只需等待時機和藉口即可。建安

十六年(211)，益州牧劉璋因為受到張魯的軍事威脅，特意派遣法正來迎接劉備人川。趁此機會，劉備進人益州，攻佔成都。

中國地理走向呈西高東低、歸流人海之勢。四川和關中地區據有黃河、長江上游，攻時可東出南下北進、守時可依託險要地形，自秦漢始歷來是兵家要地。但這一地區受地形和物產的侷限，要長期維持偏安政權，卻是很困難的。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

四川江河水系密佈，土地肥沃，物產豐饒，被稱為“天府之國”。特別是秦漢以後，北人南遷促進了當地經濟的開發，政治軍事上的重要性也隨之上升。諸葛亮知道，赤壁之戰後雖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無論是所處戰略位置還是整體實力劉備集團都處於下風，需要向長江上游的四川地區擴充套件勢力，而一旦據有了四川就可以憑險據守伺機東出，加之荊州的水上便利，可保攻守行動自由。一旦天下有變，則可從荊州和秦川兩個方向出擊，進取中原，統一中國。這裡可以看出，要想最終實現兩路齊出統一中國的目標，還是要有外部局勢大的變化才可能的，這就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了。

以諸葛亮的睿智，他不可能不知道荊州、益州兩地的優勢和侷限性，因此才要跨有荊益，互為支撐，控制長江中上游。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分析說，以蜀國所處的戰略位置和實力而言，僅能維持三國鼎立的局面，難有徐圖天下的發展。但諸葛亮的志不在建立和維持一個割據政權，而是一定要“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因此才極力鞏固與長江下游孫權的聯盟，以此作為對抗北方政權的關鍵，這也就能夠解釋後來多次北伐中原的原因。

最讓諸葛亮沒有想到的是，他制定的三步走戰略前兩步是比較成功的，但第三步在實施中出了大問題。一是關羽在鎮守荊州這一要地的過程中出現紕漏，不但沒有奪取襄陽和樊城，反而使脆弱的孫劉聯盟歸於解體，孫權奪取了荊州。二是關羽被殺後劉備急於為其報仇舉兵伐吳，結果在獍亭(在今湖北宜都市枝城鎮北)為吳軍所大敗，元氣大傷，此後僅能自保。此後的諸葛亮不得不以攻為守，連年北伐。

夷陵之戰後，劉備敗退白帝城，病故託孤。根據劉備臨終遺言，劉禪繼位，諸葛亮以丞相之職全權輔政。先主託孤，使得諸葛亮的責任更加重大，更加處心積慮地要鞏固蜀國政權，實現“興復漢室”的目標。而要鞏固蜀國政權，當務之急有兩點：一是恢復吳蜀聯盟併力抗曹，二是安定南中鞏固後方，併為以後的北伐做準備。蜀國本就地狹民弱，孫劉聯盟出現裂痕，又逢劉備死後幼主登基，形勢的危急使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隨後，派遣鄧芝修好於吳，孫權的一番話更印證了諸葛亮的憂慮：“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倡，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

鄧芝的進勸之詞反映出吳蜀併力抗曹的基礎還是存在的：“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併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在穩定與東吳盟友關係的同時，西南諸少數民族的叛亂襲擾也是一個很大的不穩定因素。劉備死後，南中諸郡並皆叛亂。建興三年(225)春，諸葛亮率眾南征，至秋天平定了叛亂，採取以夷治夷的手段穩固了後方。“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此後，經過三年的努力，蜀國內外安定，國力軍力得到了恢復，於是諸葛亮治戎講武，準備北伐中原。

建興五年(227)，諸葛亮駐軍漢中，臨行前上書劉禪，此即《出師表》。在《出師表》開篇，諸葛亮就直截了當地表達了對時局的清醒認識：“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在回憶了輔佐劉備攻取天下的二十一年軍事生涯後，諸葛亮表明了其戰略目標：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此後，諸葛亮離開成都，屯兵沔陽(治今陝西勉縣東舊州鋪)，開始實施其在《隆中對》裡提出的第三部戰略：北定中原，統一中國。

建興六年(228)春，諸葛亮宣稱要從斜谷道(在今陝西眉縣西南)進攻鄙縣(治今陝西眉縣東渭河北岸)，令趙雲、鄧芝實施佯攻，而自己親率主力攻岐山，南安(治源道，今甘肅隴西縣東南)、天水(治冀縣，今甘肅谷縣東)、安定(治臨涇，今甘肅鎮原縣東南)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震動。但由於先鋒馬謖在街亭(今甘肅秦安東北)的失敗，導致北伐無功而返。此後，諸葛亮分別在建興六年冬、七年、九年、十二年數次北伐，但多由實力有限、糧草不濟等多種原因無功而返。諸葛亮曾在建興九年出祁山時以木牛運糧，建興十二年率大軍出斜谷時，以流馬運糧，並分兵屯田，以為久駐之基。這也反映出了益州地理上的侷限性，即地勢險要，道路難通，對大軍逐鹿中原的後勤補給形成非常大的制約。建興十二年八月，諸葛亮病死軍中，時年五十四歲。

從《隆中對》到《出師表》，反映了諸葛亮兩次臨危受命，輔助劉備父子二十八年，在困難的環境下制定、調整和踐行其戰略目標的全部努力。即使在劉備死後後主孱弱、蜀國總體勢危的情況下，諸葛亮還是堅信扭轉局勢是可能的，併為此夙夜憂嘆，鞠躬盡瘁，最後操勞成疾，病死軍中。

後世對諸葛亮《隆中對》的戰略分析及《出師表》後的北伐作為也多有批評之詞，如認為荊州地處長江中游，跨有荊、益，既是蜀國的東門戶，也是東吳的西門戶，佔據荊州本身就註定了孫劉聯盟不會太鞏固和長久，“《隆中對》戰略目標和戰略措施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兩者之間是永遠無法接軌的敗筆，那麼它就是一個無法用具體行動來證實的怪圈，是一座沒有實際使用價值的空中樓閣”。

這些分析不無道理，但結合《隆中對》時諸葛亮只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並沒有人世的經驗和磨礪這一事實，聯絡當時複雜混亂的割據局面，諸葛亮能夠將戰略態勢分析的縝密透徹，為被動弱小的劉備尋找到鼎立一方的途徑，已經是非常卓越高明的了。而到了後期上《出師表》北伐中原，則是諸葛亮在失去荊州門戶後為擺脫被動局面所做的最後努力。就劉備集團所擁有的力量和掌握的資源來看，能夠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並保留“興復漢室”實現大一統的可能性，諸葛亮的戰略思想水平就已經非常人所及了。

從《隆中對》到出師表，可以看岀諸葛亮戰略的轉變嗎？要回答此提問，要從“隆中對策”和《出師表》的內容來分析回答。“隆中對策”，是在公元207年冬季，劉備與諸葛亮首次會面中

，諸葛亮為劉備構畫的“建國”的戰略藍圖。這個戰略，簡單的講，首先要佔有荊益兩州。然後

，則是諸葛亮在闡述，自己北伐“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目的，是為了報答先帝（劉備），以及做為劉禪的忠臣應該去做的。雖然，因為荊州已丟，蜀漢的疲弊，諸葛亮已將隴右地區定為了進攻的目標，並且改變了要一舉“興復漢室”的戰略，而採用積小勝為大勝的戰略。先蠶食、經營隴右地區（大致為今甘肅省），再取關中地區，進而奪取中原，統一天下。但是，從《岀師表》中，是看不到諸葛亮戰略轉變的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