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起魯迅與沈從文的過節，那可真是一個誤會了。沈從文的字型很細很小，有點蚊蟲的感覺，在當時有個名叫胡也頻的作家字型也和他的很像，二人的稿件編輯們很難區分。更巧的是，寫小說的丁玲的字型和書寫方式也和他們的一樣，當時葉聖陶看了都認為是沈從文的。

一直收不到回信，在北京生活也非常困難，無奈之下丁玲只好離開，後來他才知道原來真的有丁玲這個人，而在此間沈從文已經知道了魯迅嘲諷自己的事情，氣的也是厲害。但是二人都是那種犟脾氣，愛面子，所以矛盾就一直沒有解開。

魯迅與沈從文同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大師，:魯迅與沈從文同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大師，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兩位曾經生活在同一時代的文學大師卻有著深深的隔閡。

魯迅與沈從文同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兩位曾經生活在同一時代的文學大師卻有著深深的隔閡，他們從來沒有會過一次面，甚至連一次直接的通訊都不曾有過。有人說造成他們之間隔閡的原因是兩人政治觀、文學觀的不同，也有人認為是由於性格上的差異，這些說法當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當年魯迅與沈從文交惡的直接起因卻是緣於一場非常偶然的誤會。

1922年沈從文從湘西“漂”到了北京，成為中國最早的“北漂”一族。這是沈從文一生中最困難的一段時光，讀書無路投親無門，最後只好以“休芸芸”為筆名，將寫成的文章向各處投去，賺些零星稿費餬口。此間沈從文認識了文學青年胡也頻和丁玲，三個人非常要好，沈從文和丁玲又都是湖南同鄉，他們之間便有了許多共同的話題。

1925年春夏之交，丁玲因上學無望處境困窘，準備離京回鄉，臨行前給魯迅寫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說一個弱女子在社會上怎樣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經在北京碰過許多釘子，但還是沒有出路，想請求魯迅代她設法找個吃飯的地方，哪怕就是報館或書店的印刷工人職位都可以。

當時魯迅在文壇已是赫赫有名，有著非常高的知名度和社會地位，因此也常常有些無聊的人寫信騷擾，此前不久就有人冒用“歐陽蘭”這個女性的名字給魯迅寫信求助。魯迅收到丁玲的信時正好剛剛發生了“歐陽蘭事件”，魯迅見狀起了疑心，就託幾個熟人幫忙打聽一下，當時正編報紙副刊的孫伏園覺得丁玲的信字跡面熟：“這個字型好像是休芸芸的字，不過休芸芸是男的，不是女的。”第二天晚上，孫伏園又跑來向魯迅報告說，豈明先生(周作人)那裡也有同樣的一封信，而且筆跡很像休芸芸。

原來沈從文、胡也頻和丁玲三人都喜歡用硬筆在窄行稿紙上寫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間的疏密及塗抹勾勒方式非常相像，兼之他們的字又都是有點女性的那種特點，特別秀氣，所以在外人眼裡幾乎沒有區別。他們三人的這種字型曾鬧了許多誤會，以至於後來丁玲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文章時，編輯葉聖陶還以為是沈從文或胡也頻的手筆呢。

魯迅聽了孫伏園的話後誤以為真，認為沈從文冒充女人拿他開涮，因此發了脾氣，無巧不成書，恰恰在這個節骨眼上胡也頻又來拜訪魯迅。當時胡也頻正在編一個文學副刊，一位熟識魯迅的朋友就帶他來向魯迅取經，到了魯迅寓所，胡也頻便先將名片投了進去，誰知魯迅一見卻勃然大怒。原來胡也頻正在追求丁玲，為討戀人的歡心，便將名片印上“丁玲的弟弟”字樣，所以魯迅一下子更生氣了，前面丁玲的信是假的，現在又來個“丁玲的弟弟”，這是什麼意思?後來丁玲在《魯迅先生於我》一文中回憶說：“這一天，他(胡也頻)只去看魯迅，遞進去一張“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門口等候。只聽魯迅在室內對拿名片進去的傭工大聲說道： 說我不在家! 他只得沒趣的離開，以後就沒有去他家了。”

魯迅對此事極為憤慨，把賬都算在了沈從文身上，他在日記和給朋友的信中裡都用了一些尖刻的語言對沈從文進行挖苦、諷刺。1925年7月12日，他在給錢玄同的信中這樣寫道：“這一期《國語週刊》上的沈從文，就是休芸芸，他現在用了各種名字，玩各種玩意兒。歐陽蘭也常如此。”魯迅文中所提的“歐陽蘭”是北大學生，曾以女人名字發表文章，也曾給魯迅寫信求助，孫伏園還誤認他是“一個新起來的女作家”。

對此一無所知的沈從文事後得知這一訊息同樣也生了氣，幾年後沈從文在《記胡也頻》中這樣寫道：“丁玲女士給人的信，被另一個自命聰明的人看來，還以為是我的造作。”後來，與魯迅有聯絡的一位編輯荊有麟從胡也頻那裡證實了確有丁玲其人，而且在北京無以為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便將這情況告訴了魯迅。魯迅心中的疑團和誤會這才渙然冰釋，對此魯迅還覺得對不住丁玲：“那麼，我又失敗了。

在過去的一百年裡，中國作家中我最推崇魯迅和沈從文，我認為他們是兩位偉大的中國作家。偉大的作家，不僅要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而且要作為時代的先行者自覺與歷史對話;不僅要表現深刻的文化自覺，而且還要將自身的文化投放於世界多元文化中作反觀;不僅要是一個熱情的文字表達者，而且要作為一個真正的語言的詩學的創造和守衛者。偉大的作家，必須是一個純粹的文學生命實體，但不是因為抽象、孤立或自戀，而是因為博大、強健和摯誠。是的，偉大的作家，無論對於時代和自我，都是一個超越的堅守者。

魯迅與沈從文是不相同的，他們對社會和文化的態度不同，對文學本身的意識也不同，他們相互之間的批評和反對，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要素。我以為，以小說為例，魯迅的代表作是《阿Q正傳》，沈從文的代表作是《邊城》。讀過這兩部小說的讀者，無疑會感受到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冰炭兩極”般的態度，看到一面是魯迅對在這個傳統中生長出來的“國民劣根性”的憤激鞭笞，另一面是沈從文在這個傳統中發掘出了純美堅毅的鄉土生機。

然而，撰寫《七論“文人相輕”——兩傷》等文批判沈從文的魯迅，在他去世前三年(1933年)對美國作家斯諾如是說：“自從新文學運動以來，茅盾、丁玲女士、張天翼、郁達夫、沈從文和田軍是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此時，年僅31歲的沈從文還沒有寫出自己的代表作《邊城》。而沈從文則在一文中指責“魯迅的作品，便充滿與人與社會敵對現象，大部分是罵世文章”(《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在另一文中又稱讚魯迅：“一支筆鋒利如刀，用在雜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虛偽，自大，空疏，墮落，依賴，因循種種弱點的要害。”“於鄉土文學的發軔，作為領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筆，從教條觀念拘束中脫出，貼近土地，挹取滋養。”(《學魯迅》)

他們能在爭執中看出對方的卓越不凡，並且坦率地表達給公眾，是因為他們共同具有一個時代最偉大作家的胸襟和見識，因此能夠超越自我的界限去發現對方。進一步講，我們應當認識到，魯迅與沈從文的偉大在於他們對時代精神的獨特領悟和堅定執著的歷史擔當。他們的文字，是用心靈的真火焙煉的，是真我、真心、真言的結晶。然而，恰是這真我的真文學，成為時代精神的偉大表現，成為中國文化在20世紀最燦爛的張揚和最熾烈的理想呈現。正因為如此，魯迅和沈從文的意義，不僅要在中國文學內部，而且要在世界文學整體中才能得到認識。

在魯迅與沈從文的鏡照下，我們很難在當代文學中找到當稱“偉大”的作家和作品。在當代寫作中，似乎一切文學應有的元素都存在，甚至我們可以用這些元素來組裝“魯迅”和“沈從文”，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數以萬計的當代中國作家中，對於中國文化，我們既找不到魯迅式的“擊中要害”的偉大評判者，也找不到沈從文式的“理性明瑩”的偉大讚美者。

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趕著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願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見是抱著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沒有回她，倒覺得不舒服。”魯迅雖然知道自己也冤枉了沈從文，但不知是疏忽還是出於其他什麼原因，竟一句也沒有提到對沈從文表示歉意的話。這就更加深了沈從文的不滿，以至於在魯迅生前沈從文始終不願與其見面，按理說他們應該是有不少見面機會的。

有傳言是因為丁玲和胡也頻。

當時同在北漂的丁玲、胡也頻是沈從文的朋友。當時正好趕上丁玲工作無著落，寫信求魯迅幫忙找工作。魯迅因為丁玲字跡與休芸芸字跡相同而誤會，以為被戲弄，因此對幫了丁玲玲的沈從文，包括丁玲、胡也頻三人言語不善。

且後來發現誤會以後，仍舊未向沈從文道歉，所以沈從文從此與魯迅不相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