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革最大的敵對阻力，就是那些佔著茅坑不拉屎，不思進取的保守派。那些人早朝報個到，回家喝茶看報的日子過慣了，怎麼能容忍王安石“異想天開”的變法？阻攔，妨礙，恐嚇，打擊報復就“理所當然”了……自變法失敗後，王安石能全身而退實則是上上之策，不然性命都難保。

提問中的說法其實是不準確的，宋朝官員的任職有固定的磨勘制度，官員在一個職位上到達一定年限，就會根據他的政績考核情況調任其他官職。王安石離開舒州通判的崗位是正常的轉任，而不是辭職不幹，只是這裡面有一些插曲，給人感覺是王安石主動不想幹了。

王安石是個性格獨立的人，他在進士考試中名列第四，起授的官位是淮南節度判官，任滿後以他的成績，本可以申請考試進入館閣任職。到館閣任職是升官的高速通道，很多人求之不得，王安石卻想在地方作出實際成績，放棄了這個機會。後來他到鄞縣擔任知縣，三年任滿後又放棄了就試館職的機會，朝廷為嘉勉他這種不計名利的作風，也因為他政績突出，就把他提任舒州通判。通判雖然官比知縣大，但並不是一把手，州的最高長官是知州，通判只是二號人物（若州里還有“同知”通判則是三把手），沒了決策權。

失去決策權後，王安石的很多施政想法就沒法推行。比如，他看到百姓在新糧未熟，而舊糧已經吃光的時候，會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此時他們只能向大戶借高利貸。他就考慮由政府出面低息借貸給百姓，然後允許百姓在一定期限內歸還。這種做法（青苗法的雛形），在鄞縣曾經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他向知州建議在舒州推行，卻遭到了拒絕。客觀而言，知州也不能算絕對的庸官，也曾採取過一些措施，比如發文告限制高利貸盤剝等等，只是效果不甚理想。知州等其他官員顯然不像王安石那樣的理想，既無法理解他超前的觀點，也缺乏一種破舊立新的擔當，顯然不能和王安石合拍，這當然讓王安石很鬱悶。

其實，在舒州通判期間，他曾有多次機會到京城擔任館職，但都拒絕了。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的舒州通判任期屆滿，他又回京聽候新安排，最後根據歐陽修的建議，擔任了群牧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