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中國是“早熟型文明”，在神權政治尚未到來之前，世俗政權就已經建立。

和世界上許多文明一樣，中國最早期的文明，實際上也帶有巫術性質，比如說夏商時代，我們今天挖掘到的青銅器上面的文字，很多就是祭祀用的。夏商時期一直也有祭司階層，主要是解釋上天的意志，搞占卜。

一直到商朝後期，神權才逐漸消失，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人物：武乙。

武乙是商朝第28代國君，根據《史記》記載，武乙曾經制作過一個人偶，稱其為“天神”，然後與其賭博，然後“天神”輸了，武乙就想辦法去侮辱它，後來武乙又製作一個裝滿血的皮袋，朝天射它，稱之為射天。

“射天”這種事情在現代人看起來很可笑，但是其中是有很重的反神權的含義的，因此在中國歷史上一般稱其為從神權到王權轉變的表率。

但是實際上一直到春秋戰國的時候，迷信之氣還是很風行，比如說著名的西門豹治鄴的故事

這個故事我們小學時候都學過，說西門豹在鄴這個地方出任，問當地老百姓有什麼痛苦的地方，當地老百姓說，由於河伯要娶媳婦，所以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往河裡面扔一個女兒，如果不扔，河伯就會大水氾濫，然後西門豹把那些巫婆什麼的都扔到河裡去了，當地人才醒悟。西門豹在當地開挖渠道，引漳河水來灌溉農田，恩德流傳後世。

神權對於政治的掌控其實沒什麼特別稀奇的，說到底就是兩個字：文化。

秦始皇統一文字，大大降低了民眾學習知識的門檻，識字讀書從來不是宗教勢力所管轄的，孔子時期都是“有教無類”。

而西歐剛好相反，很多國王都是文盲，不得不聽從於某些教士以“上帝”的名義來驅使，所以才有了什麼“贖罪券”之類的勾當。

而真等到西歐普遍性教育，比如說古騰堡活字印刷術出來，大面積的人知道了聖經是怎麼回事，就出現了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直接讓教會退出了統治階級。

古代的中國，為什麼要發展成為一個神權國家呢？難道讓神，這個看不見摸不著，來無蹤去無影虛無縹緲的東西，統治華夏，統治人們的思想意識，去頂禮膜拜？如果是這樣所謂的神就會支配人們大腦和一切，那個神主就能統治一切受他奴役受他驅使，人民只有唯唯諾諾聽他擺佈，善良人的心理就會被他摧殘殆盡。中華民族的祖先是聰明的，他們自有他們的治國之道，神解決不了的事，統治者自有解決法則，他們也不想讓神來取而代之。

神權國家的宗教一般為一元論的宗教，所謂一元論，基本核心是，神只有一個，如基督教，伊斯蘭教，或是日本的神道教，上帝、真主都只有一個，一元論的宗教天然地排斥異教，這是一元論宗教能與政權結合的天然條件。中國古代的宗教儒釋道，儒家算不上正宗的宗教，教主、教規、教義不是很成型。釋也就是佛教，為外來宗教，東漢傳入中國，道教是中國本土宗教，這兩個宗教都不是一元論的宗教，佛教人人皆可成佛，道教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兩個宗教排他性不強，不能迎合政治的需要，這是這樣的原因，古中國沒有政教合一，自然也就沒有成為神權國家。

與歷史上形成的道統模式有關。

簡單闡述了。

第一、西周之前世界都是薩滿文化，就是以日月和生殖崇拜為主發展起來的一種多神、萬物有靈的崇拜和祭祀模式和巫術。

時間來到西周前夕，薩滿走到了它的末法時代。因為薩滿從人類探索、思考世界之初的樸素科學意識經過幾千年的發展疊加演變已經成為一種過度的神本位、巫風盛行的模式。而且由於各個支系道統和代表物的差異，分歧和矛盾之處很大。例如苗蠻的項圈是迷信上為了防止被割頭，而割自己頭的又是兄弟族群沿海支大鯀族。西周是闡截兩派和解的時期，雙方共建了西周。所以綜合原因導致了社會急需走向新的方向。西周採用的是破巫風，透過《周禮》規定等級尊卑和規定了各級別的禮儀。這樣就使得思維上從神本位思維轉化為人本位思維，按《周禮》行事，不再凡事卜卦問神了，說白了就是開始走向世俗。這就使得大方向上走向了有人文色彩的哲學思路。

第二、雖然大方向上是走向人文色彩的哲學思路，可是由於闡截兩派的道統主張差異，新的矛盾來了。闡教裡羌系沙朗主張的是完全世俗化，要達到的就是孔子那句話「敬鬼神而遠之」，就是說不讓鬼神成為社會主流道統，變成一種基於自然與人的意識形態。而截教體系主張的是新宗教明鬼，就是人文化的宗教哲學道路。

這個分歧就導致了西周滅亡，中國在春秋後進入世俗哲學道路。春秋百家爭鳴主流都是世俗哲學思維。墨子雖然主張明鬼，但其思維模式還是世俗哲學體系的。墨家文化明顯就是截教體系的，也就是夏文化遺留。墨家弟子的高度組織化和明鬼這些與猶太教、歐洲組織化社會很像。與日本社會內部成立各種各樣組織的模式也很像。因為日本的基礎是大鯀族帶著D系矮黑後裔建立的，日本雖然經歷了箕子族流入和秦人漢族流入，但道統主線還是沿海支大鯀體系的。大和民族名稱也源自顓頊「和九黎」制度。

第三、由於西周滅亡，闡截兩派在全世界又開始爭鬥。留在中東的猶大支系和印度河文明體系都出現了宗教哲學路線的新宗教模式。因為他們就是隸屬於截教鬼方體系的道統。

猶大支系建立的猶太教不僅走了宗教哲學道路，而且汙衊了走世俗哲學道路的羌系沙朗，也就是撒旦。可見雙方在確立新的意識形態之後是劍拔弩張、水火不容的。春秋後中國透過百家爭鳴進一步形成了世俗哲學體系通道。而且這一模式形象了與羌繫有關的古希臘和古羅馬。

有意思的是秦體系崛起過程中派人打入中東去建立基督教反猶太教。基督教打出的正是黃種聖嬰耶穌的旗號，然而後來基督教被同化了。唯一不同的是基督教把汙衊沙朗的猶大說成了撒旦。

第四、由於西周和春秋確立的道統是世俗哲學道路，孔子的敬鬼神而遠之也是共識。所以在中國就不會去發展宗教。哪怕道家文化是主線早期也沒有合併成宗教。而是到了很後來才搞了一個宗教性不是很強的道教。

就是一方面道統分歧決定了走世俗哲學道路，墨家突然式微其實就是與道統選擇有關。這也是雙方意識形態之爭在東方的一個縮影。另一方面世俗力量的強大和人們信仰宗教的不著迷就使得佛教進入也最終屈從於世俗社會。第三方面是黃種人似乎天生就不是很著迷於鬼神，在現世和死後歸宿之間，人們更重視現世。所以哪怕周初就由楚地南遷的泰族等在沒有經歷西周世俗化洗禮的情況下，最終也沒有變成極端的神權社會。

馬來西亞和印尼屬於大鯀族體系，他們皈依伊斯蘭後確實也出現更濃厚的神權意識。但是程度上又不能與中東和西方相比。我們看到的宗教氛圍加大實際上都是二戰後資金、人為推動的。

綜合來說，黃種人在天地人三者中就是人道宿命，古文化裡體現的很明確。玄學看是如此。歷史上羌系沙朗的世俗哲學道路則決定了我們的道統和人們的敬鬼神而遠之注重世間生活的思維不可能完全著迷於宗教，也就不會發展成神權國家。事實也證明，世俗道路是正確的。西方也是透過文藝復興世俗化才崛起的。

華夏是勤勞善良聰慧的農耕民族，土地就是我們先人的上帝與命脈，而且，先人還知道，要讓土地長出禾苗，祈禱任何神靈都毫無作用。看看許多雄偉的灌溉工程，說明我們的先人從來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再看看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是任何神權下的社會都無可比擬的。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

以及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

使封建專制成為歷史傳統。

使宗教不會成為統治力量。

使政教分離而不政教合一。

因此古中國不是神權國家！

這是儒家思想統治中國數千年的結果，孔子是個現實主義者。

在《論語·先進篇》裡有一段他與門生季路的對話：季路問孔子怎樣去敬鬼神？孔子回答說，活著的人都沒能做到該敬的敬，敬鬼神又從何談起呢？季路又問孔子人死了以後的世界是怎樣的？孔子回答更精闢：“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活在世上很多事都沒弄清楚，怎麼可能知道死後的事情呢？所以，儒家文化裡基本不宣揚神力，而是側重於解決人類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問題。在這樣的文化薰陶下，中國不可能成為神權國家……

這是因為，中國缺乏神權統治的土壤。

其實在三國時期，張魯割據的漢中地區，事實的就是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

張魯和父親、祖父，都是五斗米道系的宗教領袖。

藉助三國時期全國大亂，漢中政權崩潰，張魯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特殊道教政權。

據史料記載，張魯在漢中，不置長吏，以祭酒管理地方政務。繼承其祖的教法，教民誠信不欺詐，令病人自首其過；對犯法者寬宥三次，如果再犯，然後才加懲處；若為小過，則當修道路百步以贖罪。又依照《月令》，春夏兩季萬物生長之時禁止屠殺，又禁酗酒。他還創立義舍，置義米肉於內，免費供行路人量腹取食，並宣稱，取得過多，將得罪鬼神而患病。

也就是說，張魯是用神職人員和宗教法規，來管理漢中。

但是，隨著張魯投降曹操以後，這個政權也就消失了。

為什麼會這樣？

只能說在三國特殊時期，全國都已經陷入混亂，漢中獨特地形，讓這裡成為世外桃源。

而來這裡的民眾幾乎都是逃命而來，任你這裡是什麼統治都認了。

由此，張魯的政權才能夠生存。

另外，張魯政權之所以維持這麼久，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管理得很好，老百姓對此很滿意。

如果張魯政權也是很混亂的，倒行逆施，濫殺無辜，也很快會被民眾推翻。

其實，我們研究世界古代各國的政教合一政權，都有一個類似的過程。

宗教往往是先出現的，總是在對生活無能為力的底層民眾首先開始信仰，並且大量傳播。

一旦宗教形成了一定的勢力，就會同實際統治者發生關係。

統治者認為這種宗教威脅統治，無非是兩種處理辦法，第一打擊，第二收為己用。

歐洲古代基督教同世俗政權，存在長期的競爭關係。

教皇強大時期，可以廢除歐洲的國王。而國王強大時候，比如英國，可以建立自己的宗教，不受教皇干涉。

常見的是統治者將宗教收為己用，但又涉及到一個誰佔主導權的問題。

在世界其他國家，有的統治者對於宗教控制有限，最終導致宗教領袖反而超越世俗政權。歐洲的教皇，甚至有自己的國家和軍隊。

但就中國來說，古代的宗教都是被統治者利用而已，沒有大的威脅。

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中國世俗政權有著完整的一套。

從春秋戰國開始，在宗教還比較弱化的時代，中國世俗政權已經有了無數統治經驗。

到了秦漢以後，中國的世俗統治制度逐步定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在當時相對公平合理的制度。

中國古代社會在絕大部分時代，底層平民雖較為困難，基本生活還是可以維持。

這就抑制了宗教的擴充套件，尤其老百姓相對認可世俗政權的合理性。

只有在活不下去的亂世，老百姓才會投身摩尼教、白蓮教這些反政府組織，進行武裝叛亂。

第二，中國世俗政權對於宗教的打壓和利用。

三大教在中國都有相當的變化。

道教和佛教在中國古代演變很久，逐步形成個人修行的手段，對國家政權沒有什麼威脅。

像日本戰國時期那種僧兵、寺廟武裝力量，在中國歷史上是幾乎沒有的。

偶爾出現就會被定為邪教，政府迅Superb兵剿滅。

比如清末的天理教，能夠強大到攻打紫禁城，然後隨後就被徹底澆滅了。

利用方面，很多皇帝自稱自己是道教神仙轉世或者佛教什麼佛轉世，給自己的世俗統治鍍金。

但是，皇帝是不允許宗教人士干涉他的權力的，歷史上也沒有先例，只是單純地利用罷了。

第三，中國老百姓相對務實。

其實古代中國老百姓，很多人是不信教的，或者只是表面上信教。

以紅樓夢為例，賈府信教的主子很多，賈母、王夫人甚至王熙鳳都有不同程度信教。

而賈府同佛教和道教人士也比較親密，來往密切。

然而他們幾個顯然都是表面上信教，王夫人天天練佛經，實際上心狠手辣，我們知道的就害死了晴雯、金釧兒兩條人命。

實際上，中國古人很聰明，真正遇到了宗教理論和實際利益衝突時，他們多選擇保護實際利益。

由於民間宗教氛圍其實頗為有限，想要形成政教合一的國家，缺乏足夠的群眾基礎。

記得小時候，太姥姥在家裡拜神。

因為那幾尊神像，看起來陰森森的。尤其是到了晚上，越看越瘮人。所以我和表弟、表妹就總覺得家裡能看見鬼。

後來，我們說的話被太姥姥聽到了，她就很嚴肅的說：“世界上沒有鬼，別亂說！”

我們仨的腦回路，當時就宕機了。愣是搞不懂這是啥操作。

既然不相信有鬼，那幹嘛要拜神呢？

神和鬼不是同一個體系內的玩意嗎？

直到多年後，我們才明白，自古以來，咱們華人都是“敬神”而不“信神”。

遇事不決，去廟裡求籤。

抽到好籤——感嘆菩薩真靈，菩薩保佑。

抽到兇籤——什麼破廟？下次再不來了。

人在路上走，眼皮子跳。

左眼皮跳——左眼跳財，這是好徵兆呀！

右眼皮跳——什麼右眼跳災？都是迷信！

大多數人都是如此。習慣於“功能性拜神”。

沒需求的時候，絕對不去拜神。

有需求了，一定要去廟堂拜拜。

進去之後，不管什麼神，先拜了再說。信不信不重要，關鍵是神要保佑自己。不能保佑自己的神，那是假神仙，下次不拜了。

一言以概括之，大家雖然拜神，但拜神的前提是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

對自己有利的才相信。不利的，不信。不是神說啥就是啥。這就是咱們華人普遍信仰的神明觀。

回到這個提問來說：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發展成一個神權國家？

因為我們國家很早就缺乏神權統治的土壤。

現在的華人，汽車後視鏡上綁紅繩，檔把上掛佛珠，反光鏡上掛毛爺爺像，副駕駛收納箱裡還放著幾本佛經。然後開口就是“上帝說什麼什麼”。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什麼都信。很虔誠。

然而其實，這種人骨子裡是什麼都不信。

古人也一樣，感覺廟太大了，只供一尊神太浪費地兒了，就多供幾尊。把儒釋道的大神全擱在一起供。拜一次就全拜了。

明朝時，朱棣曾下旨“禁祀孔子於釋老宮”。

嚴禁將孔子、佛氏、老氏並祀於一堂。

但老百姓不理會朝廷禁令，一切如故。

像這種“敬神”，卻從不“信神”的社會。神權又怎麼可能凌駕於皇權之上，繼而發展成神權國家呢？

說到這裡，又有個新疑問：難道華夏文明從誕生之時起，就是如此嗎？

實際上，也不是。

夏朝尚神，商朝尚鬼。夏商時代，祭祀非常活躍。幾乎就是“遇事不決就拜神”。

當時的中國與埃及、兩河、印度、歐洲、美洲原住民文明一樣，掌握祭祀的人，享有很高的話語權。可以說，神權和王權並立，甚至可以說，神權有時候還大於王權。

只不過，由於從周代開始，華夏文明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世俗化理論體系，所以才導致我們對神明的態度變成了“功能性拜神”。

這個轉變的過程，大致如下：

商代以前——神最大，一切靠老天保佑！王也不例外。

西周時期——德行要好，老天才會保佑！王只是天子。

春秋時期——天子算個屁，德行好就行，沒老天啥事。

戰國時期——只有德還不夠，還得有刑。沒老天啥事。

秦朝以後——用刑管制，用德教化。天子掌管祭祀權。

這方面的變化，看典籍就知道了。

比如《尚書》。

天不可信，我道惟文王德延——《尚書》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

《尚書》創作於西周。從以上摘取的內容就不難看出，西周時期的人就意識到了，神明不可信。

不是說你祭天，你就是天子，天就一定會保你政權的延續。

你除了祭神，還必須要有德行，要對老百姓施仁政，你才配得上天子之名。

如果你對老百姓不好，老百姓想推翻你，天也會聽從老百姓的呼聲滅亡你。

還比如《左傳》。

（曹劌）問：“何以戰？”（魯莊）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齊國打魯國，曹劌問魯莊公，你憑什麼與強大的齊國作對？魯莊公說，自己平時對鬼神祖先很敬重，自己有神靈保佑。曹劌直接表示神靈是不會保佑您的。你只有對魯國老百姓好，你才有一戰之力。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舊有的社會理論遭到了全面的顛覆。周朝的“天最大”，以及周天子代天施政的觀念受到了挑戰。

當“天”這個概念被諸侯捅破了個窟窿後，統治者再想補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從這時候開始，德行的重要性就超過了祭祀。統治者只要有德就行了。沒天啥事。

再比如《孟子》。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

孟子說的話，就很直白了。老百姓才是政權穩定的關鍵。壓根都不提神明。

又比如《禮記》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禮記·大學》

西漢的戴聖認為，當政治國的人必須要有“絜矩之道”。要得民心，要有德行，要知道德本財末的道理。

神，當然是要敬的。但不能搞錯了本末。

你是因為有德，有民心，你才是天子。所以你才掌握了祭天權。

不要小看了這些先秦典籍的重要性。

因為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後，這些典籍都是儒生必讀的。特別是從隋唐開始，當科舉制度興起之後，像《尚書》這樣的書籍，都是考科舉的人必須讀透徹的書籍。

這就跟基督教，伊斯蘭教的經學院一樣。許多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從小就學經典。

只不過，他們學的是上帝或者真主是如何創造世界的，要如何敬神。

而在中國，讀書人學的是天不可信，單靠祭祀打不了勝仗。統治者只有保民，只有依靠老百姓，才能延續其政權。

總的來說。神權是在周朝之前比較明顯，商朝人就特別迷行，小大之事悉皆卜之。

但從周朝開始，神權就逐漸不重要了。皇帝雖然名為天子，掌握代民祭天權力。但統治者也明白，那都是扯蛋玩意。單靠神權唬不住老百姓。自己真正維持統治的法門，是用刑法管制老百姓，用德行教化老百姓。

誰敢用神權來挑戰自己，自己就滅了他。

比如三武一宗滅佛運動。

連皇帝都如此現實，老百姓就更現實了。神權社會自然不會出現。

“嘖嘖，這社會真是瘋了，要我說啊，咱這地方就是因為沒信仰，所以才有這麼多沒底線的事。” 傍晚學校食堂，小夥子一邊用筷子挑面一邊用手機刷著社會新聞感慨，“要是一個人有宗教約束著，就不會做那麼多壞事。”

對面教授看了小夥子一眼，沒說話，低頭吃飯。

小夥子捕捉到了教授一閃而過的神情，放下手機笑問：“怎麼？您不同意？現在這社會這麼墮落，您還一天天地在課堂上告訴我們要熱愛這裡，我問您，您自己熱愛這嗎？”

教授聽出小夥子語氣中的挑戰，抬起頭看向他，平靜地說：“我熱愛啊。”

“噗，煽情永遠是廉價的，您不妨具體說說，這片土地您到底熱愛哪？”

教授放下筷子，扶了扶眼鏡：“好，就從你剛才提到的宗教來說吧，我熱愛這裡的一個原因就在於這是一片世俗的土地。”

“哦？” 年輕人插起腰發出質疑和不遜的聲音。

教授：“年輕人，你知道什麼狀態下的人會更傾向於擁抱宗教嗎？”

小夥子搖了搖頭。

“生活中充滿不確定性的人會擁抱宗教，當一個人被各種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左右時，人就會去宗教裡尋找庇護，從神仙那裡去尋找一個篤定的答案。你就好比說，咱國家某個沿海城市，經濟發達，思想開放，曾經引領潮流之先，但求神拜佛的風氣很盛，知道為什麼嗎？” 教授說到這，探過身子壓低嗓音。

“不知道…”

“因為這個城市沒什麼實業，立足之本是金融，而金融很容易被不確定性因素左右，很多當地金融精英掙了大錢，但卻沒有安全感，因此他們格外在意宗教，這些佔據大量資源和話語權的精英一旦熱衷於求神拜佛，整個社會的風氣也就被影響了。” 教授說這些的時候始終盯著小夥子看。

小夥子抬手做了一個請繼續的手勢。

“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除此之外，一個人對宗教的態度會受到遺傳的影響。”

小夥子一愣：“什麼？這也能遺傳？！”

教授點了點頭：“是的，有研究表明，遺傳對於一個人看待宗教的態度有很大影響，有時甚至是最主要的因素。”

“這……”

見小夥子氣勢已經弱下來，教授繼續跟進：“你知道為什麼中國是個世俗國家嗎？”

小夥子也探過身去：“不知道…”

教授低沉道：“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給你一個我的猜測，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們有著悠久的農耕傳統。”

“您又來了，講個道理先繞出八百里去，行，您講吧，我聽著。” 小夥子無奈地咧開嘴。

“在遙遠的古代，世界上有三種生產方式比較常見，分別是農耕、遊牧、漁獵，雖然我們總說過去的傳統農業靠天吃飯，但就對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來說，農耕是最強的，最弱的是漁獵。” 教授用筷子指著自己碗裡的米飯說，“如果生活中的不確定越多人就越傾向於擁抱宗教的話，那生產方式最穩定的農耕就是最世俗的，當然，這是相對而言。”

小夥子看著教授不說話。

教授：“剛才我提到說人對宗教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由遺傳決定，那麼我們就可以繼續推論，一個民族長久以來的生產方式會通過歷史的篩選效應影響這個民族的宗教取向。對於華夏民族來說，農耕是最主要的生產方式，民間雖然有各種信仰，但世俗力量依然佔據著絕對優勢，這是因為在相對穩定的農耕文明中，勞動力的時間和精力已經被內卷化的精耕細作瓜分乾淨，在這種情況下，把精力和資源過度投入到宗教裡是得不償失的一件事，這與農耕這一生產方式的內在邏輯是相悖的。”

小夥子眯起眼：“我咋覺得您說的這麼玄乎呢？”

教授：“你看過《齊民要術》嗎？你要是看過就會發現賈思勰那農書裡記載著大量農業精耕技術，當時的農民在仔細摸索各種輪作方式，還有播種密度和產量之間的函式關係，南北朝時期是中國的精耕技術逐漸成熟的階段，但你別忘了，《齊民要術》的時代也正是中國世俗力量和宗教勢力殊死搏鬥的一個時代。”

小夥子猛然一驚：“對啊！三武滅佛…”

教授更低沉了：“所謂的滅佛戰爭，其實從邏輯的底層來看，根本就是世俗政權和宗教團體對勞動力和生產資源的爭奪，年輕人，你要慶幸中國的世俗力量取得了勝利，否則，在那個生產力落後的時代，中國是否會變成一個超大號的復活節島也猶未可知。”

聽到這，小夥子冷汗都下來了：“我看過戴蒙德教授的《崩潰》，波利尼西亞人因為宗教狂熱，最後把自己的家園變成了……”

教授的語氣低沉得彷彿是在講恐怖故事：“是的，變成了一個食人樂園。”

小夥子沉默了。

教授緩緩吐出一口氣：“華夏之所以是個世俗民族，正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建立在歷史悠久的農耕傳統之上，勤勞務實的基因在這裡傳承擴散，崇奉鬼神的血脈則處於邊緣，這就是為什麼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的儒家會被歷代中央帝國推崇備至。”

小夥子：“可是很多華人都拜鬼神啊，比如說……”

教授舉手打斷：“當然是有的，但那只是主流世俗之外的雜音，中國歷史中真正完全陷於宗教的中央政權只有一個，就是上古時代的殷商。” 說到這，教授拿出手機給小夥子看一張照片。

小夥子嚇一跳：“這是…？！” 照片裡，一個青銅器裡裝著一顆人頭。

“這是一種叫甗的炊具，殷墟出土…這個殘暴的王朝必須毀滅，否則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將長久地被宗教所束縛，顫抖著匍匐在鬼神的腳下。” 教授舉著手機意味深長地說：“牧野之戰後，華人逐漸擺脫了對鬼神的瘋狂崇拜，轉而用禮制去構建一個世俗社會，在之後3000多年的時間裡，世俗力量一直死死地壓制著宗教勢力，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政教合一的全國性政權，這給這片土地帶來了深厚的世俗傳統，在封建王朝倒臺後大大掃清了科學傳播的阻力，賽先生也沒有辜負我們這個民族的信任，生產力的爆發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極大提高便是賽先生給這片世俗土地的回報。”

小夥子不再說話。

教授收拾起碗筷，一邊起身一邊說：“至於你之前說的道德和宗教的話題，我覺得兩者之間未必有什麼直接關係，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不在於是否信仰宗教，更多地在於其自身的選擇。年輕人，你知道在我看來什麼是最大的道德嗎？”

小夥子搖頭：“不知道。”

“讓這片土地上的人民豐衣足食，生活幸福，就是最大的道德。” 說到這教授指著小夥子的碗：“我看你就是吃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