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這場疫情，讓很多公司經營困難，隨便問一下身邊的企業，都會得到一些統一的回答：賬單逾期，資金週轉困難，現金流太慘等等。

而此時此刻、我們正在見證的還有：

1.一場可以說史上最嚴峻的傳染性疾病。

2.美股道瓊斯指數四次熔斷，載入史冊。

3.近20年來，中國經濟最大的一次斷崖。

... ...

從上到下，宏觀微觀，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2020，真的太難了。

對於我們個人來說，當然也不能從中倖免。除了開學復工延遲，呆家無聊焦慮之外，畢業生和上班族，分別面對著的，可能是近10年來最嚴峻的形勢。

1.

有兩組資料：

2020年，全國高校的應屆畢業生數量將達847萬。

考研人數341萬，相比去年多出103萬。

公務員報考數是錄取數的80倍。

所以，即使不談疫情，今年也是最難就業季，再加上當前形勢，企業紛紛縮減開支，裁員節流。在業面臨失業風險，待業面臨無業風險。

不用想都知道，上班族財務壓力空前巨大，就算極力控制開支，疫情的收入也恐怕難抵城市生活成本。

不過除了目前我們能看到的困難，可能更需要重視的是，大家對未來越來越多的迷茫。

在之前，年輕人的迷茫往往來自於：不確定在做的這份工作到底有沒有前景？適不適合自己？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所以頻繁跳槽、辭職、換工作，但是沒有基於有目的試錯，到最後其實發現，真正面對的問題其實並沒有得到解決。

我在之前的文章裡面提到過（傳送門：我們這一代人的學習｜2019年終盤點和總結｜如何找到奮鬥一生的事業），要想成就一番事業，總是要結合自身的能力和時代的需求。

2.

復工之後，我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傳統行業開始瘋狂的佈局內容電商，以前和內容不搭邊的行業，都紛紛研究起來內容創作。

另外還有一個數據：2020年3月3日，人保局新發布了16個社會新職業。*

其中包含了全媒體運營師在內的眾多新職業，已經被國家和時代所承認，給我們個人帶來了很多新機遇。

這其實完全在我意料之中，我很早以前就意識到了內容的市場將會進一步擴大，因為這是移動網際網路化的必經過程。

這是我之前做的一張圖，從14年我剛讀大學的時候，人人都在說網際網路+，我就在筆記本記過：

一切商業都將網際網路化。

一切品牌都將人格化。

一切消費都將娛樂化。

一切流行都將城鄉一體化。

在這次疫情中，傳統行業哀嚎遍野，苦不堪言，而有的行業則借勢起飛，盆滿缽滿。

我看到的是什麼，疫情更像一劑催化劑，把傳統行業未來5年的轉型壓力一下子釋放到了3個月而已。同時讓本來需要長期時間去積累使用者的一些網際網路企業，比如線上辦公和線上產業等等，一下子加速成長了好幾歲。

說白了，危機和機會時時都在，只是疫情一下子讓我們重視了而已。

再說回個人，我們到底應該選擇哪些行業呢？疫情結束之後，我們新的職業機會又在哪裡呢？

3.

先說我的結論吧：

1.資訊產業會繼續增長，線上數字化會越來越明顯。

2.隨著5G基礎建設，人工智慧、智慧家居等等會更快普及。

3.內容產業還大有可為。

... ...

工作形式上，最大的趨勢：

自由職業人數會增多，個人會從以往的僱傭形式變成外包工作。

在我經歷了上班和自己創業後，深刻的感覺到一點，大型公司的結構所面臨的侷限其實非常多。

一是，人員過多導致了工作效率十分低下，部門內外的管理和配合，會造成很多無用的內耗，每天最多的時間，不是在開會，就是在開會的路上。

二是，工業文明已經逐漸沒落，未來的企業很多會向創意和文化方面發展，而聚集起來很多創意員工是不科學的，三個編導坐在一個房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最後的結果就只是單純吵架，什麼事也做不了。

在集體注意向個人主義轉變的歷史時期，以後企業的形式除了行業巨頭之外，就只會有小而美的公司，甚至是一個人就是一支隊伍。

所以我們的方向其實很清晰了：

1.選擇一些佈局未來的大型數字化公司，像AI、5G、SaaS、線上生活服務的企業加入。

2.和一些行動迅速、轉型夠快、具有創新理念的團隊一起做事。

3.發掘自己的個人優勢、建立個人品牌，然後結合市場開拓變現的渠道。

正如人們常說的，網際網路會放大個人能力，其實是，時代在放大個人能力。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一樣，人才對社會的重要性超過了龐大的社會機器和機構。

4.

那關於個人提升方面，我比較贊同的是：T字型人才。

具體點說就是：有所專長，又廣泛涉獵。

因為在當前的時代框架下，單純的專業類精英，其實難以變現。傳統的學校模式，用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在培養專業人才，但是後來往往發現，學校的那些東西在實際應用中，實在是太有限了。

用我自己舉個例子，我大學讀的是自動化，校區最大的兩個學院是電氣和機械，這些都是工業文明的產物。但是現在，中中中國產業早都已經步入了第三產業為核心的經濟結構，學院派，真的太老了，而我，去年才剛剛畢業。

而最新的科技和理念，往往又無法很快形成系統的學科，進入學院被教授，就算能做到，四年時間，出來後，世界也變了。所以一方面也可以說，這是時代的要求。

順應時代的需求，展現自身能力，這可能是我們每個個人面對的最重要的事。

關於T型人才，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廣泛涉獵，原因是：

1.專有所長，這件事情，我們都練習的太多了，是每個人都會的事。

2.未來的機會太多了，接觸的面越多，越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3.雖然這種人也不少，但是最終的大家都會做自己涉及領域的交集，俗稱跨界整合，是一些細分領域，在這些地方，其實競爭人數並沒有那麼多。

那怎麼樣能做到呢？可能需要兩個能力：

1.高效學習能力。

2.快速適應新領域的研究能力。

此輪新冠疫情是又一次涉及全球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對當前公共衛生人才培養提出了全新要求。“到2025年，上海將成為全球公共衛生最安全城市之一”，而其中就明確要建設公共衛生人才隊伍。當下，在人才培養上，上海應有怎樣的思考，又有哪些準備和抓手？記者就此專訪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上海預防醫學會會長吳凡教授。

此輪新冠疫情是又一次涉及全球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對當前公共衛生人才培養提出了全新要求。“到2025年，上海將成為全球公共衛生最安全城市之一”，而其中就明確要建設公共衛生人才隊伍。當下，在人才培養上，上海應有怎樣的思考，又有哪些準備和抓手？記者就此專訪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上海預防醫學會會長吳凡教授。

人才培養不能僅著眼於滿足醫療衛生體系需要

上海釋出的《關於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若干意見》要求對標國際先進水平推進疾控機構硬體設施升級，但光有硬體還不行，還要有軟體，軟體中人就是關鍵。

“下一步要‘兩條腿走路’”，吳凡指出，一方面要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充分利用上海優質衛生和教育資源，培養既有臨床技能又有公共衛生視野的醫防融合的複合型人才；另一方面要培養更多有學科融合的人才培養，醫工、醫理、醫文等多學科交叉融合，培養適應全領域、具備多種崗位勝任力的公共衛生精英。

無論是基礎醫學、臨床醫學還是預防醫學，復旦上醫在全國來說都是數一數二的。歷史久、底子厚，教學質量得到國際上普遍認同，這是吳凡的評價。因此，第一種型別的人才，在吳凡看來，復旦上醫透過課程體系的完善，就能培養。

至於培養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或者說大醫學、大健康、大公共衛生概念裡的複合型精英人才，吳凡認為，無論是我們國家現代化的疾控體系，還是具體的應急管理、衛生法學、大資料應用、健康城市建設等等，都需要綜合性的人才，包括法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危機管理專家、大資料和人工智慧專家、規劃師、氣象學家、媒體從業者等等。

“我們現在談公共衛生人才的培養，不能僅僅著眼於滿足醫療衛生體系內部需求，更應放置於整個大的社會管理架構和國家治理體系之中考慮。”吳凡這樣強調。

從疫情暴發之初的風險評估、決策響應、風險溝通等一系列關鍵環節的表現來看，就曾暴露出諸多不足，引人詬病。“試想，如果相關專業人員、政府官員有公共衛生的基本理念，具備應急管理的基本技能，在應對中就能得心應手。”吳凡說道。因此，從這些角度來考慮，其實並不是個人意願的問題，而是知識體系構建和崗位勝任能力的問題。

籌備建立“復旦大學公共衛生應急管理中心”

吳凡介紹，目前正在醞釀籌建“復旦大學公共衛生應急管理中心”，定義為“應急管理”，實質就是為培養人才而設的。

該擬建的中心將發揮綜合性大學學科門類齊全、研究涉足領域廣泛的優勢，以上海醫學院為依託，包括公共衛生學院、管理學院、社會學院、法學院、新聞學院、哲學學院、大資料研究院等，多學科領域交叉融合開展理論研究和教育實踐探索。

“為了將更多領域的專家納入進來，有更多跨學科的交叉、融合和研究，讓醫文、醫理、醫工充分結合，我們已經和相關學院開了碰頭會。”吳凡舉例說，疫情防控中的流行病學調查是一個很經典的方法，如何利用現在的大資料探勘、通訊技術等新型技術，更好服務傳統的流調，提高流調的效率，這亦是一個很新的課題。諸如此類，理應是未來的方向。

同時，還將以上海市衛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疾控中心和復旦大學浦東衛生髮展研究院等為實踐基地，進行理論驗證和應用研究。中心還可與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城市合作中心、復旦大學全球健康研究所等開展國際間比較研究，同步對接國際平臺，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分享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的中國故事，發揮國際智庫作用，提供中國解決方案。

據透露，“復旦大學公共衛生應急管理中心”將納入“十四五”發展規劃建設，目標是逐步建成上海（2021年）、長三角（2022年）和世界衛生組織公共衛生應急管理中心（2024年）。

公共衛生專業今年碩博招生計劃翻番

今年2月25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擴大今年碩士研究生招生和專升本規模。三天之後，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釋出會上，教育部副部長翁鐵慧透露，今年研究生招生規模同比去年增加18.9萬。

目前，上海也明確，鼓勵上海醫學院校加強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傳染病相關專業學科建設，擴大招生和培養規模。重點開展病原微生物與生物安全、大資料與人工智慧應用、衛生應急管理、消毒與病媒控制、寄生蟲病、食品與環境衛生、心理與精神衛生等學科建設，支援醫院感（傳）染、呼吸、急危重症學科發展。

落實到復旦上醫今年的招生，也確有擴招計劃。“在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碩博研究生的培養上，以流行病學專業為例，招生計劃是翻番，近80人，在MPH（公共衛生專業碩士）就更多，有近200人。”吳凡指出，除了研究生的培養，還有一類就是要強化各類人才的培訓。例如，在醫學畢業生的規培方面，就要考慮在臨床醫學基礎上加強公共衛生管理的知識。在同等學力申請碩博學位上，隨著各地需求量的增加，這方面的培訓也將增強。

經此一疫，公共衛生安全已經放置於國家安全的框架之內。因此，吳凡相信，人才的重視是必須的，人才的需求也是極大的。“我們既要有專業的人員，更要有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更多跨學科研究、新型防疫的專家。”吳凡說，公共衛生面向的不是個體，從英語“Public Health”就可以看到，一種譯成“公共衛生”，一種是“公眾健康”，但核心是一個意思——這是圍繞公眾健康展開的，管理的是人群的健康。

“透過多學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養模式，能夠造就適應全領域、具備多種崗位勝任力的精英，希望這些有著不同學科背景的人，經過我們的培養，能夠具有公共衛生視野，樹立起健康為上、健康第一的理念，有了這樣的理念後，再結合原來的學科背景和專業領域，這樣的人就會幹成一件更重要的事——真正將‘健康融入萬策’。”吳凡說道。

疫情給了公眾對公共衛生最直觀的感知

“疫情一來，我們這些從事傳染病研究的人似乎了不起，但疫情一走，可能又是屬於被冷落的。現在上海要建世界一流的公共衛生體系，我們覺得可以揚眉吐氣了，為了這座城市的安全，我們準備堅決地幹下去。”“華山張爸”張文宏曾這樣說道。在上週的市政府專題新聞釋出會上，張文宏在覆盤上海疫情防控時也專門提及上海有幾千名疾控人員和醫師對病人進行追蹤，追蹤之後對所有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這使得我們避免了社群的傳播。

吳凡笑言，她和張文宏開玩笑說，這句話真正說到心坎兒裡去了。的確，從過往的經驗來看，醫學院招生，臨床醫學專業吸引力更大一些，因為大家能看到治病救人的成就感，是更“紅”一些，但學預防醫學的，從這次疫情中，得以直觀地讓公眾感知其背後的“崇高”。

“如果比喻醫生是在下游打撈，把落水的人撈上來，公共衛生醫師則是從根源上預防，要在上游築壩，不讓洪水氾濫。”吳凡覺得，此次疫情，上海幾千萬人口，只有幾百個病例，公共衛生醫師最大貢獻就是控制了病人的增量。

“疫情過後，我相信，學醫的人會更多一些。不僅是在一線臨床醫生，公眾也更理解了公共衛生專業的崇高。”吳凡坦言，她一直講，就像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公共衛生這個領域的人關注的不是個體層面的“病”和“治病”的技術，而是聚焦群體層面的“疫”和“成疫”的根源。

孩子們在成長中會十分崇尚英雄。在和平年代，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疫”中，太多英雄的身影讓人銘記。“不僅是臨床，還有對公共衛生的認知，社會本身就是一個直觀的課堂。如何像公安一樣去破案，怎麼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我相信，孩子們會有更多自己的體驗和思考。我也期待，今年的高考招生也因此有新的氣象。”

　

　

疫情之後，學校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才？

學校應該重視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品德培養，具備家國情懷，心中有把祖國和人民利益。學有所成後既能做貢獻，也能實現自己人生價值。對於人才，品德應該放在首位，要不然能力越強，危害越大，培養出來不是促進發展，反而是破壞了。比如國內的很多人才培養出來，結果流失在國外，在國外發揮所學，這狹隘一點講就是為他人做嫁衣。

疫情後，今後學校可以多培養醫療體系方面的人才，比如公共衛生安全，疫苗科研，病毒相關研究，臨床醫學，中醫藥，重症護理等方面專業人才。在醫療體系各分支專業裡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和人才庫，對於重大突發事故能站出來，解決實際問題，保家國平安。

疫情後，學校也應該培養實戰型人才，解決問題型人才，比如這次疫情疫苗研究就非常棘手，疫苗出來越快，對我們越好，這就需要非常專業，能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把學習的理論和實際結合，實戰解決問題，快速拿出結果。

不論是疫情還是疫後，科教興國，這是根本。國家只有重視教育，發展科技才能越來越強大，得到他國尊重。在醫療，軍事，生產，電子等方方面面科學技術加強提升，建立自己的核心技術，不受制於人，在世界有一點話語權，那這樣才能不被欺負。

科技興國的根本在於人才，學校就是培養人才的沃土，在學校這片土地上培養出更多優秀人才，那很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同時，要能留住人才，用好人才。

疫情之後，學校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才？

我們每個人在2020年的農曆初始，集體經歷了一場災難！

這場災難的破壞力我們都見證了它的可怕，他不但奪人性命，毀人財產，讓整個社會的步伐停步。現在看來，經濟的衰退也是必然了。這就是這場疫情帶給我們最顯然的結果。

但是，隱性的破壞性的影響更加深遠。幾乎讓每個人都打亂了原本的生活節奏，有些人甚至會偏離原來的軌道。讓我們發現我們原來我們是這樣的脆弱，原來貌似很容易的人與人最基礎的面對面的交往全都只能靠著一條脆弱的網線聯絡替代,還只能傳遞著有限的資訊載量。我們的情感的體驗與渲洩遭到無視與拒絕。只能用一個字形容，慘！

從二月至今，滿眼看到的，滿耳聽到的，都 是慘，慘，慘！這種慘不用血流成河，但是每時每刻都能感受到煎火焚心的痛。因為，太多的實體店遭到滅頂之災，太多人一生的事業傾刻飛灰煙滅，沒有銷煙，卻每條大街小巷都充斥著無聲的哀傷。但是，我以為我們不能一味這樣下去了，因為這樣，不能對現在的時局有絲毫的挽回。這場疫情，讓我們其實也明白了很多道理。

首先，各行各業對於突然的無條件的隔離，需要建立一個系統的與線下工作系統相適應的同軌並行的線上工作系統。這個線上的系統應該是最大限度完成線下的工作效能。在平時沒有疫情的情況下，兩套工作系統相互配合也應成為大家熟悉並廣泛運用的常態。一旦發生象疫情等不可抗力的災難，馬上能行之有效地無縫執行不受影響的另一個工作系統，不致於有大的產能的損害與過度震盪。

其次，學校增加對在校學生自律能力教育的同時也應加強衛生防護教育的力度，將衛生的常識真正作為一項重要教學工作來完善執行；加強線上各科教育的科研人才的培養；提高線上教育的管控能力；增加互動的情感現場感功能體驗；日常教學中線上與線下的有機結合才會更加障顯資訊時代優勢；網課的個性化的配置也將會是未來學生對網課的重要要求，需要學校的教學研發工作得到充分重視與提速。

最後，我們最需要的是：希望政府相關部門從政策和制度上給予學校相應的支援，合理調整現在有關高校的專業配置，讓學校培養的人才能真正能成為疫情後經濟恢復工作的有力後備軍。以完善整個社會的人才結構的配置，增加突發災難的抵抗和應對能力。

疫情過後，學校應該著眼培養什麼樣的人，而不是培養什麼樣的人才。人人愛運動，人人會學習，人人樂奉獻，人人愛祖國。生命至上，健康第一，這是疫情給教育的警示。

疫情過後，我們的人才培養目標也應該緊跟時代發展與變化。

第一：注重培養社交能力，有意識地培養出色的外交能力。

疫情過後，很多國家（以美國為首）將企業撤出中國，或者撤出某些國家，轉移到本國或其它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國際就業市場這一變化必然推動學校模式進行革新。有良好的社交能力能更自如面對複雜的國際環境。同時，這次疫情最先被中國報道出來，被諸多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抹黑，痛罵，甚至各國企業紛紛對中國這個國家主體發起鉅額經濟索賠。我們見識到了外交官出色的外交能力，但華春瑩、耿爽和趙立堅及背後的外交團隊還不夠，我們大學生要人人都有能力做自己的外交官，遇到強權政治要敢於發聲、有理有據、漂亮回擊。

第二：學好國語、中國文化，能用漂亮的英語講好中國故事

還記得外交部每日例行的新聞釋出會上那一句句精彩絕倫的8個字嗎？“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不學好大語文何以走遍天下？

很多外國公民被自己國家領導人和媒體帶了節奏，汙名化中國，我們能不能用他們的語言清楚而明確地為自己正名、為自己發聲、讓世界愛上中國“造”。

第三：培養有想象力、創造力、有個性的人才

教育和科技是緊密相連的，隨著AR、VR、人工智慧等高新科技的進步，教育內容和方式也在不斷更新。有分析顯示，今後10年，機器將會在世界範圍內取代數以百萬的工作崗位。面對這種形勢，學校必須積極應對。

時任英國惠靈頓公學校長朱利安·托馬斯曾這樣說，“ 在資訊時代，仍然有大量的才能是電腦所不具備的，而這些才能正變得日益重要。儘管現有的評估體系對於這種人才‘軟實力’的認知不足，但頂尖學府仍會繼續重視‘軟實力’教育，使得他們的學生能夠在未來的生活中靈活運用。”

人工智慧能取代認知型（是什麼就是什麼，已被認定的）的工作崗位，但不能取代需要創造力和獨創性的崗位，比如藝術家等。

因此學校應該培養和鼓勵學生的創造性和想象力，做一個有個性的好公民。

第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培養愛國情義

疫情剛爆發那會兒，有些明星跑到國外去“避難”，還各種打卡每日旅遊動態。有些出國留學生及外籍華人把祖國當罪人對待，跟風要求我們道歉以及賠款。“限籍令”一出，也爆出了很多虛情假意的案例。海外爆發疫情後，很多自私自利的人跑回國卻對合理收取治療費用存疑，這會兒認同自己是華人了？應該免費治療了？

這個時代，我們的價值觀出現了問題。所以一定要從小培養孩子的愛國主義精神，不管何時何地何種身份，時刻記住：你的根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