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的多少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繁榮與否，這不僅是對文化，對於經濟和政治水平的研究也有一定作用。

聚落考古的最初實踐地點是現在的烏克蘭境內。最初，摩爾根和柴爾德對聚落形態研究表現出了興趣。而柴爾德受到蘇聯考古學的影響比較大。前蘇聯時期對烏克蘭的特里波列遺址進行了發掘。發掘中最重要的一處居址是弗拉基米羅夫卡居址。在這一居址內發現的房屋排列整齊，呈五個同心圓狀。有牲畜圈欄，這些房屋屬於一個氏族。這次發掘實際上就是應用了聚落考古的方法。

聚落考古的理論在30年代對考古學的反思和批判中誕生。學者斯特瓦德認為，當時的考古學研究內容過於狹窄，提出不僅應該研究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也應該研究文化的變化。也就是說，不僅要以陶器紋飾器形為基礎，運用型別學地層學的方法排定年代先後，也應該根據文化的生存基礎來研究當時的人口規模和生存狀態。他主張要根據考古學和民族學的聚落資料出發，去研究文化與自然環境的關係。這一觀點對後來的聚落考古乃至美洲考古影響很大。

20世紀40年代之前，威利對秘魯的維魯河谷進行了聚落調查和分析研究，帶動了美國聚落考古的發展。其著作——出版於1953年的《秘魯維魯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態》一書被認為聚落考古的的奠基。另外，不少學者透過對聚落組織的綜合性調查，還探討了社會階層化問題。比如史密斯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調查。他透過對遺址功能分類，各類遺址比例以及遺址群在河流的分佈等方面分析，發現了在不同時代的聚落階層化中有社會集團分散和集合的現象，並從文化環境的角度解釋了這種變化。

中國的考古學大家嚴文明先生在引進聚落考古理論時，對聚落考古進行了定義：所謂聚落考古, 就是以聚落為物件, 研究其具體形態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形態, 進而研究聚落形態的演變所反映的社會形態的發展軌跡。聚落考古往往要與環境考古相結合, 才能取得較好的效果。在國內，洹曲盆地，赤峰、河南淅川等地區的聚落考古便成果頗豐。由於聚落考古的目的是要揭露遺址的整體文化面貌，所以與傳統的探方發掘法不同，是半開放式發掘。這對從宏觀的角度去把握整個聚落的結構，功能是非常有幫助的。

聚落考古的理論發展到今天，已經比較成熟。聚落考古工作隨著許多學派的產生而理論日趨豐富。科技的發展產生了更多的手段也給予了聚落考古以很大幫助。因此，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它還將被繼續應用和推廣。

參考文獻：

1、嚴文明：《《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序》

2、嚴文明：《近年聚落考古的進展》

3、郭偉民：《論聚落考古中的空間分析方法》

4.餘西雲、趙新平：《河南淅川馬嶺遺址聚落考古的探索》

6、湯瑩瑩：《80 年代後中國的聚落考古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7、王建華：《聚落考古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