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古希臘不是一個國家概念，只是一個民族活動區域概念，地理概念，集中在愛琴海，地中海東南區域。理解成應該由同一個民族，各種政體結構的多個城邦國家組成的一個泛希臘區域。其中代表性的古典民主制國家是雅典。

但即使是古典民主制的雅典，也是愚昧壓倒了智慧，政治名為民主，實則群愚。甚至在驅逐了國王，走入共和，急於向“先進”國家學習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羅馬人眼裡看來，都不是可以效仿物件。

而且，這次政治考察羅馬付出了很大的誠意，元老院暫停了法律改革，在所有公民的期待之下，派出考察團全面學習伯利克里當政時期，一切看起來都那麼美好的雅典的各項制度。

一年後歸來，制定了羅馬的十二銅表法。但是，花了這麼大精力和時間，揹負了所有公民的期待，制定出來的十二銅表法和雅典的民主制沒有任何關係，和雅典的法律也沒有任何關聯……換成了現在的人，恐怕都會問一句: 你們特麼去雅典一年是公費旅遊了嗎？

然而歸來的元老在元老院中的彙報中一口戳穿了真相: 雅典的民主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與其說雅典的民主制依靠的基礎是市民的意志，還不如說是伯利克里一個人的能力。而在伯利克里傑出能力光環掩蓋下的雅典民主制度，並不是一個完善可持續的政治制度。在羅馬元老院的精英們眼中，這種名為民主，實則完全個人能力主導的制度簡直是開玩笑，伯利克里充其量僅僅是個好“國王”而已。元老院的考察結論是咱們羅馬的政治制度是精英集體執政，民主和集中很平衡，遠比雅典平衡的多，咱們就算要改革，要立法，也還是照咱們自己的規矩來吧，雅典那套行不通的，他那個陶片驅逐法實在太扯了，會亂套的……

歷史證明，羅馬的判斷是正確的，當有知識的人僅僅是全體公民的少部分人時，全面民主政治實踐的時機是不成熟的，民意極易被別有用心的政客操縱，以數量裹挾。果然伯利克里去世之後的雅典實力大幅倒退，政治軍事一片混亂，最終被集權的斯巴達和波斯擊敗，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直到西方文藝復興，思想啟蒙，才被賦予了新的外衣和內涵，重新出現在思想家口中。在這之間的兩千年，民主是一直被混亂政治同義詞的。

而把科學家們，哲學家們貶斥為詭辯學家的，正是雅典的民主制，邏輯是這樣的: 我辯不過你，我拿不出證據駁倒你的科學哲學，但我們人多，大家來投票，誰得票多誰說的對……

而在羅馬的庇護和推崇下，希臘人的文化，宗教，科學，在羅馬人的世界開花結果，配上羅馬人的剛毅，鐵血，體制，孕育出了西方最具歷史影響力的文明，孕育出了一個千年帝國。

（智者派）

古希臘的衰亡，不是詭辯哲學氾濫導致的。也不是希臘民主導致了詭辯哲學的盛行。

關於古希臘的“詭辯哲學”。

古希臘的確是世界哲學的發源地之一，且是西方哲學的唯一源頭。公元前7世紀的米利都派，被認為是古希臘最早的哲學派別。泰勒斯（前624-547）則被認為是古希臘最早的哲學家。自此，古希臘哲學蓬勃繁茂，學派林立。特別是湧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三巨擘。

但是在“前赴後繼”、“才人輩出”的古希臘哲學中，被稱為“詭辯”哲學的，只有“智者派”一家。

智者派（Sophists），指公元前5-前4世紀，由古希臘的一些演說家、作家和教師組成的學派。說“組成”，是因為他們在職業上是聯合在一起的，大概屬於世界上最早的“教師協會”一類的組織，其成員都是具有演講和雄辯之才的——收取學費的教師。

講課收費並不稀奇。畢竟老師也是人，也得吃飯生活。同時代中國的孔子，同樣收學費。不過，孔老師收的是“束脩”——牛肉乾。而這些“洋老師”則是收銀幣，並且是有組織的——或許更便於“壟斷價格”。

這些“智者”，大多周遊希臘全境，講演各種課題，同時收取酬金。其中的近30名“智者”留名於世。最主要的有：普羅塔哥拉、高爾吉亞、安提豐、普羅迪科斯、色拉西馬柯斯等。

（普羅塔哥拉）

他們教人們在公共辯論中怎麼講演，如何使用論據等等。其最著名的觀點和信條，是主張美德可以教育出來。這對於傳統觀點——認為美德來自出身，或者認為美德偶然出於特殊人物的特殊品質，是徹底的否定。在“智者派”看來，美德是已知的和可控的過程所產生的結果。這一觀點，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

“智者派”的講學，在當時希臘青年中引起了特別關注。

但是，那時一些“名頭”要大無數倍的學者，堅決反對這些“教書匠”。其中包括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批評“智者派”，說這些人不是追求真理，而是隻求在辯論中用不誠實的手段達到取勝目的。

這樣，“智者派”一詞的含義，逐漸變成了“強詞奪理的詭辯者”。

所謂古希臘哲學的“詭辯”，就是這麼來的。“詭辯哲學”不代表古希臘哲學全部，甚至從未成為主流。

在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師徒三人，話語權幾乎大到至高無上。受其影響，後世的古代著作家，對“智者派”基本是持排斥態度的。到了當代，仍有許多學者不把這個派別看作是哲學。

“智者派”，一個世紀左右，在公元前4世紀末就式微了。500年以後的2世紀，因為羅馬皇帝哈德良讚揚希臘文化，在散文界出現了第二次“智者派”運動，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如盧奇安等，亦受影響。不過，短暫不足百年，“智者派”再次消弭於無形。

誰要說古希臘的衰亡是因為“智者派”，這些“教書”文化人的在天之靈，一定會覺得自己比“竇娥”還要“冤”。

其實，黑格爾是近代第一個把“智者派”拉回“哲學陣營”的人。他分析說，“智者派”相當大的注意力，在於人和人類社會；語言文字與事物的關係；認識論中的問題以及觀察者的主觀因素和正確理解實在的重要性。他反駁18、19世紀對“智者派”反對舊道德準則的責難，說沒有證據證明他們及其學生曾有過不道德行為。

黑格爾說，“智者派”並非是相對主義或懷疑主義。他們並不反對科學。他們認為人類法優於自然法，這是一種進步。黑格爾尤其讚賞普羅塔哥拉，讚揚他主張人類歷史是按照從野蠻到文明的進步而發展的。

黑格爾對“智者派”的評價，再一次證明了自己不愧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頂峰。

（黑格爾）

關於古希臘的衰亡。

所謂“希臘”，並非是希臘人的自稱。這是羅馬人的說法，叫他們——“Graesi”——“希臘人”。希臘叫自己“Hellenes”,且沿用至今，並用“Hellas”稱呼自己的國家。

不過，古希臘從來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一個約1500個左右的獨立城邦的總稱。這些城邦的領導者，曾是現在希臘的首都——雅典。

如前述及，古希臘可稱西方文明的源頭。但它並不是原生文明，而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等文明上融合發展起來的。古希臘文字，就是在腓尼基字母基礎上形成的。

古希臘的民主政治，一直被很多人嘖嘖稱道。實際上，連西方史學家也承認，儘管古希臘城邦，主要是雅典，為近現代社會提供了一些政治正規化，但當時政權的實質仍然是獨裁統治。

公元前12世紀，由於多里安人的頻頻入侵，希臘墜入“黑暗時代”。這一時期，實行部落制和貴族統治。

公元前7世紀，希臘各城邦進入由“僭主”統治的獨裁時期。所謂“僭主”，是外來詞，本意是君主，希臘人用來專指靠非法和武力僭越奪權的專制頭領。

給雅典帶來一些寬鬆氣氛的，是公元前6世紀同為“僭主”的梭倫和克里斯提尼。這一時期，希臘實力大增，文化也呈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

但如果用簡潔的話來描述古希臘的歷史，可以參考美國學者科馬斯.奧.勃裡恩的意見——“古希臘文化的真諦：城邦間爭鬥不止，和平只是偶爾的例外”。

請看一下年表。

公元前750-前550，希臘海外殖民，在地中海及黑海建立了諸希臘城邦。

前630年，斯巴達（屬於希臘地區的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城邦），擊敗並奴役了美塞尼亞人。

前490年雅典在馬拉松大敗波斯軍。

前480-前479年，希臘第二次打敗波斯軍隊。

前431-前404年，伯羅奔尼撒戰爭在雅典、斯巴達及其同盟間爆發。

前338年，馬其頓擊敗希臘同盟。

前331年，亞歷山大在埃及建立亞歷山大城，後成為泛希臘化世界的首府。

前323年，亞歷山大去逝，其麾下建立了三座希臘化王朝。

不必詳述，可以概括。古希臘的興衰，主要是由經濟、政治決定的。特別是由軍事決定的。打個不一定準確的比方，在動物界，爭奪地盤的“戰爭”幾乎是個永恆主題。古希臘時期的“智人”們，還沒有完全揖別動物“祖先”的“習性”，靠戰爭和掠奪來擴大地盤，是一種“慣性思維”和最重要的日程。

因此，說“智者派”以及其他哲學派別的興起，是源於希臘民主，就太扯了。這就像同時期中國的春秋戰國，也恰恰是“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是因為，當時的人類，有了這種學說發展的需求；或者說，到了思維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

那麼，當時的政治、社會條件是否也是個積極因素呢？肯定是。就中國來說，諸侯林立，群雄爭霸，為謀偉業，諸侯們急於“攬士”。所以才有了孟嘗君食客三千，既有雞鳴狗盜之徒，又有馮諼彈劍而歌。這是中國當年“百家爭鳴”得以形成的大勢。

古希臘也如此，梭倫和克里斯提尼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相對寬鬆的環境。但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希臘處於現在所說的“亞非歐”的交界處，交通十分便利，交流十分便捷。這對當時的文化包括哲學的發展，極為有利。

總結一下，“智者派”，包括所有哲學流派，並不因為古希臘的民主而興盛。其地理和時代“視窗”是主要原因。

“智者派”也不是古希臘衰亡的原因。其在當時的影響很有限。而且，在這個流派式微之前，雅典城邦即已衰敗了。

不僅是“智者派”，即便“蘇、柏、亞”——這些影響至今的哲學“大腕”，都無法左右當時的歷史程序，也無法阻止和挽回雅典的衰落。

（亞歷山大大帝）

說到有影響的是亞里士多德。他當了馬其頓王子、後來聞名於世的亞歷山大大帝的導師。美國史學家瓊.肯尼.威廉姆斯說：“亞歷山大建立了大帝國後，老師的學說傳遍寰宇。”特別是，亞歷山大建造了著名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廣搜古籍，一直存在了七八個世紀。

（亞歷山大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