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牡丹被偷走了，牡丹產地西安，古代又稱雍州之地，牡丹雍容華貴說的就是長安牡丹，然後今天被偷井蓋的偷跑了

關中地區開發過度，已經無法支援國都所需的物質基礎

植被的破壞

隋唐時期，隨著經濟開發程度的提高，關中平原地區已經沒有什麼森林可採，終南山的可用木材已經不多，岐山因不斷砍伐而在宋代成為一座無樹土山。甚至唐敬宗欲造二十隻競渡船，需從淮南採伐船材。

關中附近成為唐代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到唐天寶初年，京畿道人口近300萬餘人，“地狹人稠，耕植不博”，“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為解決糧食問題，唐政府一邊鼓勵大量開墾荒地，砍伐森林；一邊發展漕運，調運關東糧食接濟京師。

自然災害頻繁

森林等植被的過度砍伐，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肥力下降。

據統計,自唐武德七年至開元二十九年的100多年裡，京畿地區旱災10次，水災7次，蝗災3次，計20次；都畿地區旱災1次，水災12次，共13次。

與關中自然條件逐漸變壞相對應的是東南地區的開發，唐朝加大了對漕運的管控。

漕運成為朝廷存亡的關鍵，非漕運則國運無以延續，漕運不興則王權亦衰。

安史亂後唐朝財政之所以屢屢拮据,朝不保夕,煊赫一時的大唐政權之所以姑息方鎮,難以再振,根源正在這裡。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有賴大運河與江南經濟重心相聯絡，可大量漕運江南物質而無絕糧之虞。

抵禦少數民族的襲擾,實為中原王朝的首要戰略任務，也是時代的政治鬥爭中心和民族鬥爭中心。王朝安危，繫於西北。關中是連線華北平原、成都平原和西北草原的樞紐區域，守一處而控三面。東出函谷，俯視遼闊的華北大平原，制內御外，左右逢源；南下或北進，拓疆土於萬里之外，足以與其他民族一爭長短，因此西安才長時間裡做了中原王朝的統治中心。

中唐以後民族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數民族相繼崛起於東北。北方民族的興起，極大地改變了中唐以後的政治地理格局，東北地區成為時局關注的焦點和時代問題的中心。北京的政治地理價值突顯,長安政治地理價值下降，以長安為都已不再適應新的政治地理形勢和歷史發展的要求。政治的經濟的民族的地理的等多種因素一起要求都城東漸北移。

參見王明德：《論中國都城的東漸》一文。

另外關於唐朝以後各朝的建都，個人認為有很大的偶然性，相關內容見之前的回答《宋朝之後，為什麼所有朝代都不在河南建都了？》

連線：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481138146581938445/

唐朝以後關中地區再也沒有成為政治中心，主要的原因有這麼幾個：

第一、唐末長安城屢次被毀。黃巢起義殺入長安，唐僖宗逃亡西蜀。接著楊復光、拓跋思恭等人收復長安。黃巢從長安撤逃時，一把大火把長安大明宮以及街市焚燬。接著，唐僖宗還都，田令孜與王重榮爭奪河中鹽池，王重榮率兵進長安，又將長安劫掠了一遍。此後，李克用攻打王行瑜，長安再度遭到李克用劫掠。李茂貞劫唐昭宗時，長安又被李茂貞的人馬放火焚燬。等到最後朱溫從李茂貞處把唐昭宗搶過來時，長安已經變成了一片廢墟，這還不算，朱溫連長安城裡的廢舊木頭都沒放過，用來在渭河上面搭建浮橋。至此，長安城只剩下了破敗的瓦礫。

第二、運河的便利條件，讓關中地區失去了建都的意義。安史之亂後，唐朝的經濟中心已經難移。當時天下最好的兩個州，揚一益二，都在南方。加上連年的戰亂和藩鎮割據，北方在經濟方面完全要靠南方補給。而這個補給的通道就是大運河。當時大運河的中心在洛陽，隨著汴河水系的修復，大運河的中心又在開封。長安失去了成為政治中心的經濟支撐。

第三、關中環境的破壞。長安自北周以來至唐朝，幾百年來一直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當年八水繞長安的景象讓這座國際大都市成為人們紛至沓來的地方。人口的膨脹讓關中地區的土地開墾負荷沉重。僅有的八百里秦川根本養活不了這麼多人，那麼就只能向北去黃土塬上開墾出更多的耕地。這樣一來就對關中地區的環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關中水系遭到破壞，土地沙化日趨嚴重，土地無法休耕，森林面積減少，糧食也隨之減產。

綜上三個因素，導致了唐朝之後，關中再也沒能重新恢復，政治中心東移成為必然趨勢。儘管趙匡胤、朱元璋都曾想要定都長安，但是礙於經濟因素都沒有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