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中心思想是以“仁”為本，倡導“忠”“恕”。提出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要須“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立身行事之準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樂山樂水”揭示了人與自然交相感通的規律，從而提升了自我之性靈。對藝術而言，這種動靜規律更成為人們創作與欣賞的內在精神動力。孟子繼承了孔子衣缽，他曾雲：“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實這種“氣”就是至大，至正，至剛之氣，它充盈於天地萬物之間，是“士人”所必須具備的內在精神氣質，那麼這種精神必然反映在藝術之中，進而有了“氣韻生動”、“書以韻勝”、“書卷氣”等等的藝術審美標準。

道學是中國哲學的基石之一，何為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為之曰道，強為之曰大。”《周易》雲：“一陰一陽之為道。”“陰陽二氣，化生萬物，萬物皆稟天地之氣而生。”萬物之中自然包括藝術。

老子云：“道法自然”，認為道的最高境界是自然。這裡的自然不僅僅指客觀能見的萬事萬物，而是指一種不以人之意志為轉移的完全自由的，天然的狀態。

莊子將老子的學說進一步引入審美和藝術領域，提出“遊心於物”，“乘物以遊心”，“身與物化”，“與天和者，謂之天樂”等，無不闡釋我與萬物為一的審美境界，這勢必影響了藝術的發展方向，因此，中國書畫藝術推崇“心師造化”，“肇於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物我兩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

有關中國藝術審美中的哲學問題（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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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基本的哲學觀。從前的中國知識分子，兩種哲學思潮始終佔主流。一是儒家學說，自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獨尊儒術”後，儒學開始成為官方哲學，並延續至今。董仲舒把儒家的倫理思想概括為“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用“五常”仁、義、禮、智、信，用以調整、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係的行為準則，並把這些思想貫穿於中國封建時代的教育體系中。“三綱五常”及其“大一統”、“天人感應”理論，為後世封建統治者提供了統治的理論基礎。然而，儒家的學說中缺乏民主思想，有的是集權、服從，沒有民主權。從官方正統的統治手段看，連最萌芽的低階民主都不存在，這就使中國的政治總是置於一個高度的集權化。

中國的文官選舉制度“科舉制度”，更是把儒家思想作為主要的考試內容，從隋朝大業元年（六O五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一九O五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儒家思想佔據了統治階級的思想領域，在中國，這一思想從不受學術界的置疑，這種在政治上培養愚民的做法，一直是官方追捧的政治手段。科舉制度出現前的中國，用的是“察舉制”，中國的人情社會其毒源於此，“察舉制”使中國社會越來越人情化，越來越不公平化。現代中國的特色之一，就是講人情。不講人情的人，就是不講人性的人，不講人性的，在中西方的人際交往中，都是不能與之相交往還的。科舉制度相對於察舉制，是一種進步，但是，在扼殺最初的民主上，無疑是罪魁禍首。至清末，面對西方列強的優越的政治制度，科舉制終於壽終正寢。

有一點，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制度的好壞，不能是否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大方向，是中國社會架構的主心骨，對和諧社會的發展，對中國“永不稱霸”的思想奠定了強大的理論基礎。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就會對中華文明的延續和發展，產生負面的歧義。

中國是個知識分子思想高度活躍的國家，自古以來，皆為如此。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學術上的極大的自由、極大的繁榮時期。形成了春秋（公元前七七O ～公元前 四七六 年 ) 、戰國 ( 公元前 四七五 ～公元前 二二一 年 ) 時期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湧現及各流派爭芳鬥豔的局面。《漢書·藝文志》將戰國主要思想學派分為十家——儒、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兵、小說，其中，　道家思想引起了在野的知識分子的極大的共鳴。

道家思想創始人李耳把“道”抽象化，概括為普遍的無所不包的最高哲學概念。在他看來，道是凌駕於天之上的天地萬物的本原。他還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天命”的絕對權威。這就對以“三綱五常”為正統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嚴肅的挑戰。道家的哲學裡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矛盾兩方可以互相轉化，轉化的途徑是“守靜”。政治上提倡“無為而治”。無為是指不妄為、不胡作非為、為所欲為。至莊子，道家思想更講究一切道法自然，不可強求，與儒家思想相反。這樣的思想與“受命於天”的官方論調發生了衝突。但有意思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兩種相悖的哲學思維上，能把二者有機的結合，居廟堂，則講儒術；退江湖，則論莊子。這兩種思維也把中國的文化推向了一個互為補充的關係。其中，最有意思的著作就是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的《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成書於公元五O一年～五O二年（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的文學理論專著。全書共十卷，五十篇（原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以孔子哲學思想為基礎，兼採道家，全面總結了齊梁時代以前的美學成果，細緻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鑑賞的美學規律。

從《文心雕龍》可見，雖講文學，則用於文藝，遠在六朝，劉勰在審美上就出現了兩種思想的較量，出現了糾結。其立論源於儒家，他說：“徵之周孔，文有師焉”，“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但是，在審美上他則傾向於道家思想：“《易》之《文系》，聖人之妙思也。序《幹》四德，則八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

基本上，劉勰的審美思路決定了中國文人的大方向。比如，才高中國文明史的蘇軾，在思想上，以保守的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出現，在藝術上則強調“有為而作”，崇尚自然，擺脫束縛的道家思想，“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他認為作文應達到“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師民書》）的藝術境界。

這種思想延續到了上個世紀的初期，必然在西方文明衝擊下，發生了大碰撞，結果，新時期就若干中國文化問題的討論，濫觴成了新文化運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批判傳統、純正的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援、主張白話文運動，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而藝術界，陳獨秀與呂澂在《新青年》以通訊的方式，陳、呂均用《美術革命》為題目（發表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拉開了一場對中國畫的徹底之否決的空前的大討論，是此大討論，是上個世紀中國美術史、文化史有關中國畫前途的第一次大討論，其影響之大，一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葉

若單純從人的思想發展歷程看，是(文字)符號影響了人的思想！符號多了，組合排列了，就文明瞭，然後逐漸升華成文學、文章、文化。

儒家的中庸之道大概就是追求的大眾化吧。要做到不前不後、不左不右也確實難為藝術家。道家的天人合一，仙風道骨，得自然之妙有確實難一些，這需要靈性。藝術家雖趨之若鶩，但也實在說不明道不清。自然界萬態紛呈，這可不是大眾化所能代表的，道家的思想比較符合藝術發展規律。異彩紛呈比較符合藝術創作的特性。不過這也會招惹儒生們吹毛求疵。

儒家的中庸，道家的陰陽，以及儒道佛的審美，都對書法有很深的影響。

書法史是幾個人的歷史，而這些人都是文化的巨人，他們把文化賦予了書法。

我們說傳統帖學代表有二王一脈，其中對王羲之的評價就有一句很中庸的名言“不激不厲。風規自遠”不要鼓努為力，不要過於激烈，要平和，這樣才可以接近真，進而寧靜致遠。

所謂中和就是相容眾美，高山不辭細壤，大海不拒涓流，要同時存在，要和而不同。

就拿羲之的楷書來講，所用的造字工具即是周易的九宮格，結字圍繞中宮，中宮收緊，八面拱心。二三之數。這都體現了中庸思想，體現了象和數的關係。具體例證可以參照智永千字文，以及羲之的小楷作品。

還有陰陽思想，說白了是一對反義詞，我們小學就懂得。比如說字的上下，左右，內外，剛柔，方圓，粗細，快慢，參差，正側，奇正，黑白，虛實，向背，長短，疾澀等等。

還有書法的審美，講究平淡，精微，清虛，混元，中正，等等都和儒道有關。

向來儒釋道三家一體，以道統，以儒進，以佛退。總之這些文化交融在一起，彼此共通融匯。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提倡的——文以載道

書法體現了很多文化的東西，說到底就是那些承載文化的先賢，把文化賦予了書法，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也就在這裡。

熊秉明說書法是文化核心的核心，意義就在於此。

中國的書法是從距今五千年前的文字演變而來的，這裡我必須要說明的是，“書法”和“文字”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字”只是代表文化的一個符號，而“書法”則是代表的一種藝術，當然都是文化，它們的關係也密不可分，所以在講“書法”之前，我們必須要把“文字”這塊搞明白，當然具體內容我就不細說了，我們只是把時間這塊把它理清就好。

我們的文字從殷商時期就開始了，距今巳有4000多年的歷史，多以篆文刻於石或骨和竹片等物件之上，而“書法”的成熟期在東晉時期，距今已有2400多年之久，從4000年到2400年，其間已經歷了1600多年的變化，這一千多年的時間，對於文化的發展和成熟必定經歷了不少過程。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文化特點主要是傳承儒家學派，也就是孔子的文化思想，這其中，在書法的發展過程中必然也要受到孔子的文化影響，而孔子的文化特點主要講“德”，一個人的思想品德在書法中很容易就能體現出來，不是有句話叫“字如其人”嗎，因此，看一個人的字就大致可以知道這個人的性格與品行，“書法”是由“字”中昇華而來，它不但承載著中華文字的功能，也體現出一種“美”的文化追求。這裡，請大家不要忽略了書法二字中有個“法”字，別小看這個“法”字，可以說它承載的意義極其深廣，道家都講一個“法”字，而這個“法”字正是道家所要追求的意義，其“道法自然”，其意是我們不能違背宇宙法則，規規矩矩做人做事，正好迎合了儒家學派的“德”的思想。有“德”有“法”，正是我們華夏文化儒家與道家的完美結合，那你說書法要是沒有儒家與道家的影響那能行嗎？

熊秉明先生將書法的境界依次分為“技、藝、道”三個層次。

在道的層次，涉及到書家對自然萬物乃至生命終極的發現和感悟，是人書合一的境界。

儒釋道，是國學的核心內容，對中國書法同樣有著深刻的指導意義。以二王對代表的晉代書風，其間充滿著道家思想，李白“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一句，讚的就是王羲之的道家風範；唐代虞世南書法溫潤如玉，合乎儒家“君子藏器”的理念，而顏真卿、柳公權正氣凜然，同樣是“正直”的儒家精神；宋代以蘇黃米蔡為代表的尚意書風，也是文人風雅的氣質寄託；明清以來，涉及到明與滿清的民族衝突，對於正統文人如八大山人、傅山等人來說，文人氣節格外重要，這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的結果。

歷代書論中，常有由儒釋道而及書法，自列舉幾例如下。

類似儒家者：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有清剛雅正之氣；品下者雖激昂頓挫，儼然可觀，而縱橫剛暴，未免流露楮外。——朱和羹《臨池心解》手與神運，藝從心得。其志一於書，軒冕不能移，貧賤不能屈，浩然心得，以終其身。——朱文長《續書斷》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軍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蘇軾《書論》● 高韻深情，堅質浩氣，缺不可以為書。 ——劉熙載《藝概》類似道家者：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為佳，若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為耳。——蔡襄《宋端明殿學士蔡忠公文集》夫字以神情為精魄，神若不如，則無態度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為皮層，副若不圓，則字無溫潤也。神，心之用也。——李世民《指意》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氣立矣。——蔡邕《石室神授筆勢》類似釋家者：至於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胸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焉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與心俱化。——趙秉文《跋東坡四達齋銘》書法猶釋氏心印，發於心源，成於了悟。——唐人論書

董其昌自號“畫禪室”，其書風合於道，有一股勃勃仙氣。

虞世南書法書法則“君子藏器”，溫潤如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