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不造假我不清楚，但是我很不喜歡現在電影行業的風氣是真的，我反感的不是票房和影片質量的問題，而是營銷手段和資本博弈的問題。一部電影的好壞是根據觀影者本身來說，身份不同，社會地位不同，經濟實力不同對一部電影的理解肯定也是不同的，所以在我看來一部電影好評惡評都有這是正常的，全部都是好評或惡評才是真的不正常。題主說爛片，什麼是爛片，是質量不好的片子還是口碑不好的片子。如果是質量不好稱之為爛片很正常，如果是口碑不好，我會保留意見的。我剛才也說了有關營銷手段和資本博弈的問題，懟一部電影和捧一部電影其實很容易，幾百萬公關費花出去，豆瓣評分能直線下降或上升，口碑也是好壞能隨時翻轉，左右輿論太容易了，一堆噴子領著一群吃瓜群眾鼓動一下從眾心理就ok了。我以前看電影是挑著興趣看，現在我是看時間，能第一時間去看的我就去看，一旦輿論爆開我還沒去看，我基本放棄了，我想有獨立思考不想被影響。當一部電影拋開在外的一切從本身出來時，才有資格說他的質量。最近只看了一部電影芳華，對我來說，質量是真不錯，但是真沒有網上吹的那麼厲害，我個人最喜歡劉峰戰鬥時拍攝的視角，其他有點低於我期待值了。

電影票房高其實也是好事，至少說明文化市場做的更大了，至於票房造假我倒不這麼認為，只能說哪些電影更容易被大眾接受而已，本來文化方面的消費就是追求精神層面的享受的，消費者當然會選擇自己喜歡的題材。不是越是主旋律越是深刻的主題就越受歡迎的，打著諸如不看不愛國這樣的口號逼我看，那不成了強買強賣了

對中國電影來說，票房造假沒什麼新鮮。前有《阿童木》（2009）虛報票房引廣電總局介入調查，後有《葉問3》（2016）8000萬假票房轟動紀錄，如今《後來的我們》涉假票房只不過是其1/6，真不算“成績突出”。 但梳理下來近十年的“票房造假”歷程，值得玩味的是，這場牽扯電影產業鏈三大核心環節——製片、發行、院線的權利遊戲，“頭號玩家”在一點點轉移，曾經是院線“偷票房”笑傲江湖，後有發行勾結院線“買票房”瞞天過海，如今則有了製片、發行聯合票務平臺偷樑換柱，玩得院線團團轉的趨勢。 當把事件放回歷史程序中，細品發現，《後來的我們》可不只是傳統意義的電影票房造假，需要監管、觀眾、行業給予更多的重視，不然火終究有一天會燒到自己身上。 中國電影造假Round 1：院線控局的偷票房時代 回顧中國票房造假程序，可從利益輸送的角度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院線佔據主導地位的偷票房時代，2014年以前最為常見。 中國電影利潤分配方式是：電影淨利潤=票房收入-國家電影專項資金（即票房收入X稅率，此前為稅率為3.3%）。為了偷稅漏稅，影院虛報瞞報票房成風，業內也稱這種“虛假票房”為“偷票房”，當時每年計算機售票系統統計的全國電影票房比市場真實資料“縮水”10%左右，包括《趙氏孤兒》（2010）、《盲探》（2013）、《風暴》（2013）等電影都曾遭遇影院“偷票房”。 這個時代票房造假的手段五花八門，比如“廢票利用”（一張廢票多次使用，每使用一次就偷一次票房），“手寫票鑽空子”（手寫票不計入票務系統），“捆綁套餐” （把影票價格攤進套餐飲料和爆米花費用中賺取差價）、“改系統”（人工進入電腦票房統計後臺終端修改資料）、“雙系統”（影院用兩套系統作業，一個記賬，一個報賬）。 而從手段手法上不難發現，“偷票房”能成行的原因，就是影院掌握著製片方、發行方、第三方監管機構都不具備的票房資料和控制能力。 這一時期中國電影市場缺乏統一的計算標準和釋出渠道，幾十條院線分散經營，分別屬於不同資本力量，儘管製片方擁有電影發行權、監管方擁有電影管制權，但仍然處於資訊劣勢地位。 製片方就算抓住了影院造假也無能為力，因為還需要影院配合放映下一部電影，而監管上，因為技術限制，無法實時監控票房（當時還多為人工手工計數），除了《中國電影報》每週釋出的資料外，監管、觀眾、媒體等都沒辦法及時知道確切的票房數字。 2014年以後，第三方的票務資料逐漸增多，比如時光網、貓眼電影、格瓦拉等app可以實時查詢電影票房，廣電總局電影專項資金辦公室（國內統計票房的專項機構）也開通可實時查詢的公眾平臺，再加上“偷票房”行為被電影局明令禁止，違規影院被公示曝光接受處罰，觀眾也有了警惕性，影院開始有所忌憚，近幾年“偷票房”有收斂趨勢。 中國電影造假Round 2：製片方、發行方、院線勾結做局的買票房時代 票房造假歷史的第二階段，主要是發行方、院線勾結買票房的時代，在2017年《電影產業促進法》釋出之前最為猖獗。 買票房的時代細看之下，也分兩步走。先是發行方自掏腰包真金白銀買票房或者給院線排片返點，比如《魁拔3》被曝購買影院至少8%的場次，《英雄之戰》（2014）自掏腰包狂買了上映前三日的電影票，主要是為了提高影院上座率，製造資料做事件和口碑營銷，或是贈送和低價售賣電影票給觀眾，不僅製造了高票房的假象，引人關注進而來看片，還能排擠同期競爭影片。 這種造假辦法，影院實際上仍處於強勢地位，並不承受損失，主要損失的是掏錢買票房的發行方，矇在鼓裡的製片方（不過一般製片方都是知情的，已成為行業慣例），以及同期公映但沒有自購票房能力的同行。 但花錢買票房畢竟是殺敵100，自損80的做法，商業的本質是“趨利避害”，於是在自掏腰包造假之後，發行方想出了勾結院線虛買票房的辦法，片方和發行方只要花很少的錢，就能製造出很高的票房數字，此前有行業訊息稱，最低只需花費8.3%的資金（交5%的專項資金和3.3%的營業稅）就能製造100%的票房，“幽靈場”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應運而生。 業內稱“幽靈場”為“過數”，實際上就是做假場，製片方、發行方不從中分取票房利潤，只是為了刷票房資料，院線則從中拿一部分好處費，往往只是電影票面價格的1/10。如果製片方自有院線資源，則好處費可能都省了，並且操作起來神不知鬼不覺，8.3%資金換取100%票房的最低成本就屬此列。《捉妖記》（2015）被曝光的那些不正常排場都出現在百老匯院線，而百老匯院線正是製片方安樂影業管理的。 從目前的“幽靈事件”來看，院線多選擇觀眾最少的早場和晚場來操作，在影院排片和購票系統上都能看到這個場次，但均為“售罄”，其實根本沒觀眾到場。但這種方式容易被觀眾發現破綻，一旦被截圖、拍照傳到網上，製片方、發行方、院線都很難自圓其說。 還有一種不容易被發現的“幽靈場”，業內也稱為“半包場”，製片方、發行方先悄悄把黃金場次中間的好位置買下來（實際沒有人看），但能製造出上座率高的假象，曾有觀眾在廣州院線看《港囧》（2015）時，就遇到這樣的場次。 就在《捉妖記》、《港囧》等影片都被爆出作假問題之後，同年10月，電影局頒佈了“關於轉發《電影院票務系統(軟體)管理實施細則》的通知”，幾乎就是為整治“幽靈場”操作而生。 檔案要求：電影院在票務軟體中編排的放映計劃(包括放映影片和開場時間等)必須與實際放映相一致，所有實際放映的場次(包括會議租場中的放映)必須如實地在票務軟體中編排或登記相應的放映計劃。——就是要求系統中排片的場次必須放映，放映的場次也必須在系統裡登記，以杜絕實際沒有放映或者沒人觀看的“幽靈場”。但這一條細則在現在看來，也為院線在《後來的我們》蒙受退票不能關場損失埋下了“伏筆”。 中國電影造假Round 3：製片方、發行方聯合票務平臺搞貓膩的後造假時代到來 票房造假的第三階段，則是由近期《後來的我們》票房造假爭議開啟。雖然現在無法判定造假問題到底出在誰的身上，但這次造假與此前完全不同的是，跳腳的不是被瞞報票房的製片方或者發行方，也不是觀眾碰上幽靈場投訴，而是院線坐不住起來控訴被大規模“退票”但場次鎖定無法取消坑慘了。具體情節可參見《後來的我們》學會了造假。 我們從最終獲益方的角度來推測（並非蓋棺定論），院線是這種玩法的受害者，而具備這種造假動機的無非是製片方、發行方，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問題一出，貓眼被最先懷疑是“始作俑者”，因為其製片、發行、票務三重身份，具備充分的動機和絕佳的操作條件。 而故事前前後後都在流露出一個線索，即使強勢如萬達，當票務售賣渠道和資料的主動權、掌控權都不在自己手中時，院線成了當今電影產業的弱勢群體。 而此消彼長的，是票務平臺作為網際網路時代興起的電影產業鏈新要素，正掌握越來越多資料優勢和渠道壁壘。資料顯示：2018春節檔有90%的觀眾是線上購票，最高峰大年初二的歷史資料已經突破了92%。大年初一的12.6億體量中，有88%左右的份額為線上購票，貓眼平臺出票超過1623萬張，佔比超5成。淘票票宣稱春節7天超過1.4億人次走進電影院，淘票票購票人次佔比43.6%。 當院線不再絕對控制票務資料，而票務平臺向產業鏈上游延伸，成為製片方、發行方等利益相關方時，則很難保證“獨善其身”。 但值得深思的是，以前的造假，最多是傷及同期競品及無辜的觀眾，如今傷及電影放映方的利益，是否能承擔院線消極應對或是奮起反抗的代價？捨本逐利的最終後果，是傷害全產業的利益。 歷史梳理完，回到解決問題的邏輯。商業社會“趨利避害”是本質邏輯，讓產業鏈上的“商人們”自覺反壟斷是不可能的，所以監管則成了最重要的制約力量。除了目前網路討論中對於加大懲罰力度、造假承擔刑事責任等見以外，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後來的我們》不止是一個造假問題，背後折射的更大問題是日後我們如何面對電影產業垂直壟斷的問題——即當製片方、發行方、票務平臺三位一體，甚至是有一天延伸至院線，那麼觀眾將成為任人魚肉的“肉雞”。 早在1928年，電影界的老前輩美國，就曾由司法部狀告派拉蒙等10家發行方同時經營製片和影院業務，涉嫌壟斷的案子，派拉蒙們在自己的影院裡面，用大片捆綁放映自己的B級片，達到強制銷售的效果，擠壓小製片商和小放映商的生存。最終，美國電影公司和手裡的院線、影院被迫拆分，電影公司不允許涉足院線，院線也不允許投資電影。 留給我們的問題與美國同也不同，“同”在都是產業鏈垂直壟斷，“不同”則在我們多了一個新興的網際網路票務平臺，如何制約四方利益觸角的延伸，可能比制定造假懲罰措施更重要。 除此之外，更深一層的問題是，“唯票房”的電影行業“價值觀”是否還適合現在的中國？是否應該增加其他“價值因素”以均衡？票房統計最初用來作為制度監管、市場體現的工具，但如今已經成為決定電影生死的唯一標準，電影的商品屬性使其無法逃脫“利益”爭奪，但是如何引導行業、觀眾去客觀看待票房，可能是更難完成的責任。 其實想想我們的觀眾也是很可憐，提到最近要看什麼電影，似乎票房和口碑是躲不過的參考標準，而如今都已經被資本操縱，成為獲利、營銷的手段。此前曾有報道稱，對法國觀眾採訪時，當被問到如果一部電影票房特別高，你會去看嗎？法華人全搖頭，說各人偏好不同，不一定非去看“大片”。 但如今的中國觀眾面對的一是被造假的票房，二是被操縱的口碑，所以除了票房造假，口碑的權重分級與客觀標準如何塑造，豆瓣等評價體系，是否應該引入第三方客觀的專業影評（官方組織杜絕被偏方買通），專業電影批評的價值權重如何提升，五毛黨水軍如何杜絕，這些不止是淨化電影環境的手段，也是培養中國觀眾電影審美意趣的必經之路，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