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公元596年－公元659年），字登善，唐朝政治家、書法家，陽翟（今河南禹州）人；其父褚亮，褚遂良博學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時跟隨薛舉為通事舍人，後在唐朝任中書令等職，褚遂良工書法，與歐陽詢、虞世南、薛稷並稱“初唐四大家”；傳世墨跡有《孟法師碑》、《雁塔聖教序》等。
初唐虞世南去世後，唐太宗覺得以後沒人能再與他一起論書，十分傷心，魏徵便力薦了褚遂良，唐太宗任命他為“侍書”，這也讓褚遂良能更廣泛的接觸到王羲之以及前人的書法作品，這也為他之後習得王羲之的精髓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
唐太宗曾經大量收集了王羲之的墨跡，諸遂良全都能正確地辨明真偽，由此可見他對王羲之的字研究的有多透徹，王羲之的草書代表作《十七帖》就是出自他的鑑定。他編訂的《右軍書目》，為後人研究王羲之的書法提供了便利。
初唐書法家中，要以歐陽詢、褚遂良二人最具創新精神，而褚遂良最能與時俱進，他初向歐、虞兩人學習書法，後又拜在書法上以疏瘦聞名的名家史陵門下，而史陵本身又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書法老師，根據有關記載他的書法“筆法精妙，不減歐、虞”。跟隨史陵學習對褚遂良書法風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可貴在於褚遂良汲取了眾家之長，而不被前輩們抑制，他的字骨肉均衡，且剛柔並濟，清朗秀勁，力和美、骨與韻趨於一體，“真正開啟‘唐楷’門戶，堪稱隋唐楷書過度的橋樑”，因他融匯創新，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後人稱之為“褚體”。最終推動了唐代尚法書風的形成。對唐代乃至後世書法的延續和創新做出了成績與借鑑。
褚遂良的楷書代表作品互有《伊闕佛龕碑》、《孟法師碑》、《房玄齡碑》、《雁塔聖教序》。 褚遂良的楷書作品出現前後兩種不同的風格，前期的《伊闕佛龕碑》和《孟法師碑》書體大致相同，均用方筆，起筆露鋒，鉤等筆畫的收筆直出未回鋒，字畫提按不明顯，保持了歐、虞的書體特色。在風格上，吸取了虞世南楷書的寬綽典雅的結體特點和歐陽詢楷書鋒利剛勁的運筆特點。同時，將他們瘦長的字形進行了壓縮。褚遂良前期的作品不僅殘留北碑的影響，而且在運筆和結體上，大量摻入了隸書的體勢，但也並非照搬硬套，而是選擇性的吸收創新、化為己用。
晚年的褚遂良，在書法上達到了一個至為高超的美的境界，他的最著名、最成熟的作品，當屬《雁塔聖教序》，共有兩塊，立於永徽四年（653）。《序》書於十月，全稱《大唐三藏聖教序》，李世民撰文；《記》書於十二月，全稱《大唐皇帝述三藏聖教序記》，李治撰文。褚遂良時年五十八歲。僅從兩位皇帝親自撰文這一點來看，褚遂良所具備的政治地位，該是無與倫比的了。《雁塔聖教序》其書法達到了渾然天成的藝術境界，而且神采飛揚，在飄逸中又包含了肅穆的氣質，其氣勢足夠強烈而沒有絲毫的頹勢，得到了歷朝歷代評論家的高度讚揚。王虛舟曾評價：“筆力瘦勁，如百歲枯藤，空明飛動，渣滓盡而清虛來，想其格韻超絕，直欲離紙一寸，如晴天掛空，仙人嘯樹，故自飄然不可判仰。”又繼續評價道：“諸公書看似疏瘦，實則腴潤，看似古淡，實則風華，盤鬱頓挫，運筆都在空中，突然一落，偶然及紙，而字外功，筆間之意，不可群起端倪。”在褚遂良的晚年，在其楷書可以看到二王的影子，這種開闊疏朗、豐潤雄健的藝術風格，也標誌著初唐的書法開始擺脫隋朝書法的影響，自立門戶，也是唐朝楷書開始成熟的標誌。
杜甫有詩句雲：“書貴瘦硬方通神。”《雁塔聖教序》表現的正是這種“瘦硬通神”的審美趣味。它的線條雖然與隸書的豐厚不一樣，但是，這卻是褚遂良作品中隸書筆意最為濃厚的一件作品。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可以看作中國書法史上楷書發展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從鍾繇、王羲之那微扁的帶有明顯隸書體的楷書；到北魏時期對楷書做出各種探索的綽約多姿；再到歐陽詢對楷書做出的結構方面的貢獻，與虞世南楷書中表現一種來自南方傳統的文化品味；一直到褚遂良，從早年的稚拙方正脫化而出，然後進入用筆之美的深層，在表現他的華美筆意的同時，又恰當地滲入隸書筆意，以表現其高古意味，這是褚遂良在楷書中最為突出的貢獻。《雁塔聖教序》是他最為得意與最為精心之作，因而也最能代表他的藝術風格。
歷代的書法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褚遂良書法藝術的影響，如唐朝的薛稷、鍾紹京、魏棲梧等人。其中受到其影響最大而且取得藝術成就最高的，應屬唐代書法象徵的顏真卿和草書大家張旭。從張旭的《郎官石記》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和褚遂良前期的書法藝術非常接近。在顏真卿的書法作品中，人們已經很少能夠看到褚遂良的書法藝術痕跡，但是顏真卿曾經師從張旭，而且其本人也潛心學習過褚遂良的書法，在顏真卿的晚年曾經提出了“屋漏痕”的創作方法，其來源於褚遂良，這種筆法在薛稷的書法作品中已經達到了非常普遍和熟練的地步。在隋朝，米芾受褚遂良的影響最大，米芾雖然對古代的書法大家多有譏諷，但是卻對褚遂良情有獨鍾，而且對褚遂良的評價也非常高。從此以後，大部分書法家都從褚遂良的書法藝術中汲取營養，以此提高自己的書法藝術。
褚體一出，天下競相學仿，成為一時風尚。直到武周極盛時期，雖然褚遂良人已過世，官爵也被剝奪，但其在書法上的名望不減，並以其率直骾亮的人品和遒媚飄逸的書品被後人傳頌，褚遂良的唐之“廣大教化主”的地位也被越來越多人肯定。作為唐朝書法藝術的中流砥柱人物，褚遂良對後世的影響是非常深刻和廣泛的。
褚遂良（公元596年－公元659年），字登善，唐朝政治家、書法家，陽翟（今河南禹州）人；其父褚亮，褚遂良博學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時跟隨薛舉為通事舍人，後在唐朝任中書令等職，褚遂良工書法，與歐陽詢、虞世南、薛稷並稱“初唐四大家”；傳世墨跡有《孟法師碑》、《雁塔聖教序》等。
初唐虞世南去世後，唐太宗覺得以後沒人能再與他一起論書，十分傷心，魏徵便力薦了褚遂良，唐太宗任命他為“侍書”，這也讓褚遂良能更廣泛的接觸到王羲之以及前人的書法作品，這也為他之後習得王羲之的精髓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
唐太宗曾經大量收集了王羲之的墨跡，諸遂良全都能正確地辨明真偽，由此可見他對王羲之的字研究的有多透徹，王羲之的草書代表作《十七帖》就是出自他的鑑定。他編訂的《右軍書目》，為後人研究王羲之的書法提供了便利。
初唐書法家中，要以歐陽詢、褚遂良二人最具創新精神，而褚遂良最能與時俱進，他初向歐、虞兩人學習書法，後又拜在書法上以疏瘦聞名的名家史陵門下，而史陵本身又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書法老師，根據有關記載他的書法“筆法精妙，不減歐、虞”。跟隨史陵學習對褚遂良書法風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可貴在於褚遂良汲取了眾家之長，而不被前輩們抑制，他的字骨肉均衡，且剛柔並濟，清朗秀勁，力和美、骨與韻趨於一體，“真正開啟‘唐楷’門戶，堪稱隋唐楷書過度的橋樑”，因他融匯創新，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後人稱之為“褚體”。最終推動了唐代尚法書風的形成。對唐代乃至後世書法的延續和創新做出了成績與借鑑。
褚遂良的楷書代表作品互有《伊闕佛龕碑》、《孟法師碑》、《房玄齡碑》、《雁塔聖教序》。 褚遂良的楷書作品出現前後兩種不同的風格，前期的《伊闕佛龕碑》和《孟法師碑》書體大致相同，均用方筆，起筆露鋒，鉤等筆畫的收筆直出未回鋒，字畫提按不明顯，保持了歐、虞的書體特色。在風格上，吸取了虞世南楷書的寬綽典雅的結體特點和歐陽詢楷書鋒利剛勁的運筆特點。同時，將他們瘦長的字形進行了壓縮。褚遂良前期的作品不僅殘留北碑的影響，而且在運筆和結體上，大量摻入了隸書的體勢，但也並非照搬硬套，而是選擇性的吸收創新、化為己用。
晚年的褚遂良，在書法上達到了一個至為高超的美的境界，他的最著名、最成熟的作品，當屬《雁塔聖教序》，共有兩塊，立於永徽四年（653）。《序》書於十月，全稱《大唐三藏聖教序》，李世民撰文；《記》書於十二月，全稱《大唐皇帝述三藏聖教序記》，李治撰文。褚遂良時年五十八歲。僅從兩位皇帝親自撰文這一點來看，褚遂良所具備的政治地位，該是無與倫比的了。《雁塔聖教序》其書法達到了渾然天成的藝術境界，而且神采飛揚，在飄逸中又包含了肅穆的氣質，其氣勢足夠強烈而沒有絲毫的頹勢，得到了歷朝歷代評論家的高度讚揚。王虛舟曾評價：“筆力瘦勁，如百歲枯藤，空明飛動，渣滓盡而清虛來，想其格韻超絕，直欲離紙一寸，如晴天掛空，仙人嘯樹，故自飄然不可判仰。”又繼續評價道：“諸公書看似疏瘦，實則腴潤，看似古淡，實則風華，盤鬱頓挫，運筆都在空中，突然一落，偶然及紙，而字外功，筆間之意，不可群起端倪。”在褚遂良的晚年，在其楷書可以看到二王的影子，這種開闊疏朗、豐潤雄健的藝術風格，也標誌著初唐的書法開始擺脫隋朝書法的影響，自立門戶，也是唐朝楷書開始成熟的標誌。
杜甫有詩句雲：“書貴瘦硬方通神。”《雁塔聖教序》表現的正是這種“瘦硬通神”的審美趣味。它的線條雖然與隸書的豐厚不一樣，但是，這卻是褚遂良作品中隸書筆意最為濃厚的一件作品。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可以看作中國書法史上楷書發展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從鍾繇、王羲之那微扁的帶有明顯隸書體的楷書；到北魏時期對楷書做出各種探索的綽約多姿；再到歐陽詢對楷書做出的結構方面的貢獻，與虞世南楷書中表現一種來自南方傳統的文化品味；一直到褚遂良，從早年的稚拙方正脫化而出，然後進入用筆之美的深層，在表現他的華美筆意的同時，又恰當地滲入隸書筆意，以表現其高古意味，這是褚遂良在楷書中最為突出的貢獻。《雁塔聖教序》是他最為得意與最為精心之作，因而也最能代表他的藝術風格。
歷代的書法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褚遂良書法藝術的影響，如唐朝的薛稷、鍾紹京、魏棲梧等人。其中受到其影響最大而且取得藝術成就最高的，應屬唐代書法象徵的顏真卿和草書大家張旭。從張旭的《郎官石記》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和褚遂良前期的書法藝術非常接近。在顏真卿的書法作品中，人們已經很少能夠看到褚遂良的書法藝術痕跡，但是顏真卿曾經師從張旭，而且其本人也潛心學習過褚遂良的書法，在顏真卿的晚年曾經提出了“屋漏痕”的創作方法，其來源於褚遂良，這種筆法在薛稷的書法作品中已經達到了非常普遍和熟練的地步。在隋朝，米芾受褚遂良的影響最大，米芾雖然對古代的書法大家多有譏諷，但是卻對褚遂良情有獨鍾，而且對褚遂良的評價也非常高。從此以後，大部分書法家都從褚遂良的書法藝術中汲取營養，以此提高自己的書法藝術。
褚體一出，天下競相學仿，成為一時風尚。直到武周極盛時期，雖然褚遂良人已過世，官爵也被剝奪，但其在書法上的名望不減，並以其率直骾亮的人品和遒媚飄逸的書品被後人傳頌，褚遂良的唐之“廣大教化主”的地位也被越來越多人肯定。作為唐朝書法藝術的中流砥柱人物，褚遂良對後世的影響是非常深刻和廣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