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紅薯在朱元璋時期就傳入中國，那麼明代的災荒情況也許就好一點，相對來說國家財政也會好一點，那麼觸發農民起義的時機就會晚一點，那麼崇禎帝還可以有所作為，沒準來個中興，就國祚綿長了。

首先看一下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因為明朝中後期時常發生農民起義，崇禎時期朝政混亂，官員貪慾不止，小冰川氣候變冷，農業減產帶來了全國性饑荒，這些都激化了階級的矛盾。雖說，番薯傳入了中國，但是並沒有得到很快大面積被推廣，番薯最早是在南方福建、廣東等地方傳播，它的大面積種植卻是在清代，並且讓清朝的人口爆炸式增長。

朱元璋（1328年-1398年，1368年稱帝），字國瑞，生於濠州鍾離，今安徽鳳陽人，明朝開國皇帝。

洪武元年（1368年）8月，明朝取得了在長城以內地區的統治權，中國再次迴歸到漢族建立的王朝統治之下。同時丟失四百年的燕雲十六州也被收回。

如果紅薯在朱元璋時期就傳入中國，那麼整個全球都將插滿大明旗幟。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來看看大明皇帝的格局眼光。

一朱元璋

統一全國後，並沒有停止不前，在休養生息的時候，數次發動北征，解決北方元朝殘留勢力。史書記載僅藍玉領兵遠征蒙古的至少就有4次，最遠一次離貝爾湖（圖中紅色圓圈處）只有40裡。北征東北，南征雲南，西征吐蕃，開啟盛世華章。二朱棣

後來的朱棣不僅發動北征，更是開啟了遠洋航行

永樂八年（1410年）至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親自率兵五次北征，鞏固了北部邊防。永樂十四年（1416年）開工修建北京宮殿也就是 紫禁城。第五次北征時，朱棣死在了榆木川（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為數不多的馬革裹屍還的皇帝。

永樂十九年三月，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北邊的懷來調集軍隊10萬人，來“觀禮”的使節達27個國家之多。明朝軍威之盛與睦鄰友好的國策，在各國引起巨大反響。其後中亞、西亞國家與中國的友好關係一直綿延到明末，後來單是帖木兒帝國，終明一世向中國派遣使節的次數就有60多次。

鄭和下西洋

永樂三年（1405年），朱棣派遣宦官鄭和為正使，王景弘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餘人，乘“寶船”六十二艘，遠航西洋。

以後又於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間，先後七次出海遠航，經過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和伊斯蘭教聖地麥加。

總結，看朱元璋和朱棣兩位皇帝的戰略眼光，如果當時紅薯從朱元璋時期就傳入，那以大明的軍事實力和人口7000多萬（朱棣時期），加上後來的幾任大明皇帝都是明主，就是把大明旗幟插滿全世界也是有可能的，估計那時候全球就一統了。

紅薯，一年生草本植物，原本是在明萬曆年間傳入中國的，由徐光啟進行推廣。能被提出設想在明太祖年代出現自有其優勢，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高產，在中國兩千年的封建歷史而言，出現的作物由粟到後來的麥、米等，產量回報在四倍左右，除了部分地區可以一年兩熟甚至三熟的特殊情況外，基本意味著種一石糧食下去，可以收穫四石糧食，看起來很不錯，但在除去留種、國家稅賦以及地主地租後，剩下的糧食也基本就只能夠一個三口或者四口之家一年的生活了，在災年裡普通農民為了活下去只能賣田、賣兒賣女甚至易子而食了。但紅薯產量實在是遠遠超過這幾位前輩了，《農政全書》中記載“一畝數十石，勝種穀二十倍”，這回報率就跟牛市差不多了。其二在於適應性強，中國田畝情況其實在元明之際就比較差了，明末把田分為四等，分別為上田、中田以及下田還有荒田幾種。下田基本是達不到四倍回報的，而且還有鹽鹼地、水土流失嚴重的山地等下下田，但紅薯適應性極強，即使在下田中種植，收穫依然不匪。其三是可食且口味不錯，在這裡舉一個黃豆的例子說明一下，黃豆的產量比起米麥也很有優勢，但在淮南王開發出豆腐前，黃豆食後脹氣不消化，所以即使產量很高也不會作為主食。因此可見紅薯“潤澤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薺”，也成為其津津樂道的一大優點。

前面說了這麼多也只是為大家介紹一下紅薯，它傳入中國後去確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我認為並不能對明朝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因為我認為決定王朝壽命的永遠是制度。第一點，有了紅薯就能影響明王朝的根基嗎？不能，朱元璋起家依靠了大地主階級，那麼成立帝國後依據需要給大地主階級利益，讓他們成為這個王朝真正的主人。那麼土地的兼併就只能越演越烈，國家收到的賦稅就會越來越少，那麼最後缺錢花、國庫空虛就不可避免。第二點紅薯的提前出現只是揚湯止沸，而並不是釜底抽薪。它的出現並沒有使得生產力有了提高，只是表面上看起來使得普通百姓的日子過得更好了，但並不能解決土地兼併的問題，災年你能多吃一點，好似不用賣田賣地，但地主可以提高佃租，可以逼迫你接收高利貸，主動權在他手裡，普通百姓的情況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只能任人宰割。那麼最後“郵遞員”李闖王的起義就不可避免。第三點，制度永遠是影響這個國家命運的最關鍵因素，紅薯出現不能改變大地主階級掌握國家命脈，不能影響明太祖確立的制度。也許會有人認為紅薯早點出現那不用死那麼多人，國家的情況是不是能好一些啊，其實是不能的，明朝對農民收的賦稅在張居正改革之前是收糧食的，紅薯不耐儲存，不能成為常備糧，那麼國家收稅就不會收它。即使會收，從陰謀論的角度想，人活下來的越多，土地兼併卻愈演愈劣，那麼當出現災年時，起義只會更早的出現，而且威力只會更大。而且明末亡於國家財政的崩潰，一方面隨著官僚體系的腐化，貪贓枉法不可避免，使得在這個體系下收到一兩的賦稅，農民的付出卻是十兩甚至更高，而且治災十兩撥款在層層剝削下效果甚至不足一兩，其情況之艱難可想而知啊。另一方面，在秀才、舉人、皇親國戚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大部分田地都收不上稅賦，《明史》記載萬曆年間每年四川稅收僅在幾千石糧食，想想有著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稅收都是這樣，其他地區只會更慘。來源少，而為了這點來源還在不斷的盤剝百姓，發下去的錢作用卻越來越小，兩方面因素使得明末迅速崩潰。而且紅薯出現並不能遏制軍隊戰鬥力下降，那麼王朝的滅亡遲早會出現。

總結起來，紅薯的提早出現只能一定程度上安定社會，並不能在歷史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