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時期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在封建制度早期，封建君主專制有利於國家大一統發展。而董仲舒的這一主張正好迎合了當時的時代制度。
那麼換言之，假如尊崇的是別的學派，中國又會如何？
戰國時期最有名的是商鞅變法，商鞅是法家學派的代表，法家是以苛法治國，用法律來威懾人民的行為。在當時是根據秦國的國情來設計的變法內容。然後國富民強，為統一六國做好了有力的經濟基礎。但是法家的理論危機在於，法家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人民的利益，在執法的過程中他們重視國家，忽視人民，也就會引起像在秦朝苛政之下的起義。
若是說儒家的中樞是仁的話，那麼道家的中樞便是自然。依道家來看，儒的倡導雖好，卻只能靠嚴以律已刻意做到，一有不慎，則內以傷身，外以亂人。宋朝時，儒生髮展到“存天理、滅人慾”便可看出。而道以自然為本，以人天生之慾而推之，更加貼近於人的生活。再配以虛無為體，柔弱為剛，執一以為，齊物為心，則可以做到二廂自然，智愚相宜，強弱相合，以致物我兩忘，這是一種木音希聲般的仁，故對於儒的“溫檢恭良讓”的人德，道家更注重如何做到自然，故有“虛無、齊物、守一、柔弱、純粹素樸”五德。完成五德之後，自然而然做到儒提倡的“仁”和“義”。道家對中國也有重要的影響，使中國知識分子形成了一種政治上“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曠達態度。同時，老莊派桃花源的理想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華人。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時期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在封建制度早期，封建君主專制有利於國家大一統發展。而董仲舒的這一主張正好迎合了當時的時代制度。
那麼換言之，假如尊崇的是別的學派，中國又會如何？
戰國時期最有名的是商鞅變法，商鞅是法家學派的代表，法家是以苛法治國，用法律來威懾人民的行為。在當時是根據秦國的國情來設計的變法內容。然後國富民強，為統一六國做好了有力的經濟基礎。但是法家的理論危機在於，法家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人民的利益，在執法的過程中他們重視國家，忽視人民，也就會引起像在秦朝苛政之下的起義。
若是說儒家的中樞是仁的話，那麼道家的中樞便是自然。依道家來看，儒的倡導雖好，卻只能靠嚴以律已刻意做到，一有不慎，則內以傷身，外以亂人。宋朝時，儒生髮展到“存天理、滅人慾”便可看出。而道以自然為本，以人天生之慾而推之，更加貼近於人的生活。再配以虛無為體，柔弱為剛，執一以為，齊物為心，則可以做到二廂自然，智愚相宜，強弱相合，以致物我兩忘，這是一種木音希聲般的仁，故對於儒的“溫檢恭良讓”的人德，道家更注重如何做到自然，故有“虛無、齊物、守一、柔弱、純粹素樸”五德。完成五德之後，自然而然做到儒提倡的“仁”和“義”。道家對中國也有重要的影響，使中國知識分子形成了一種政治上“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曠達態度。同時，老莊派桃花源的理想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