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晚年公開承認他的“進化論”是錯誤的

進化論，一個錯誤的信仰！

鄭亮 《科學大觀園》 2005年24期

導 言

進化論，一個錯誤的信仰！進化論，一個無知的信仰！進化論，一個誤入歧途的信仰！

1859年，達爾文提出了進化論學說，他認為生物不是神創造的，而是經過漫長的歲月從簡單到複雜進化來的。嚴格地說，進化論至今都只是一種假說，當年達爾文希望將來能發現確鑿的證據，可是禁得起檢驗的證據至今也沒有找到，而且進化論的理論與事實也出入太大，論證模稜兩可，結論也無法重複。後來的學者是把進化論當作一種科學的信仰繼承下來的。也正是因為信仰，才把它當成真理介紹給學術界和公眾，這種新奇的假說很快形成了一個流行的信仰，人云亦云，被人們當成了真理。

然而，嚴謹的學者清楚：接受的人多並不能把一個假說上升為真理，真理需要嚴密的推理和無可辯駁的證據，這正是進化論所缺乏的。

筆者多年來熱衷於進化論的研究，也一度在感情上強烈地維護著它的尊嚴。但是面對越來越多的事實，嚴謹的思考使我看到了進化論的錯誤所在。在此，筆者希望用通俗的語言，把進化論的問題和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公諸於世。希望改變這一百多年來，進化論者代替公眾在思考、甚至代替其它領域的科學家在決定真理這樣一個局面。在事實面前，在嚴謹的推理面前，把理智思考的機會留給每一個人。

一、暴露的問題被掩蓋了

1880年，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太波山下出土了許多精巧的石器工具，鑑定後確認這是5500萬年前的遺蹟，完全打破了進化論里人類進化的體系。然而，這個驚人的發現很快被莫名其妙地“淡忘”了。當盛行的理論受到衝擊時，人們總是不願意懷疑自己的信仰，即便面對事實也要懷疑或者不願理睬。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亞勒克出土了一批鐵矛，美國地質學家麥金泰爾博士奉命去鑑定。她用了兩種方法測定了鐵矛的年代，得到了同樣的結果：距今25萬年。這個違背進化論的結果實在讓科學界無法接受。一個歐洲學者迫於各方面的壓力，改成了人們願意接受的年代。而麥金泰爾，這位在國際上有一定聲望的教授，卻從此失去了在相關領域裡工作的一切機會。

已故的考古學家阿曼塔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他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發現了一個史前動物的頜骨，裡面有一塊殘破的鐵矛的矛頭，鑑定發現是26萬年前的武器。一些刊物公佈了這個不尋常的發現，但很快招來了權威們不作任何調查的批判，阿曼塔的事業也從此被扼殺了。

這類故事還有不少。好象一些人總在維護著過去的東西，他們可以憑經驗否定事實。少數人的權威言論，代替了公眾的思考。權威們造成的科學輿論，成了先入為主的思維框框，公眾很難了解實際情況，只有無條件接受權威的觀點——科學在這裡成了一種信仰。

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化論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一些進化論學者開始反戈一擊，他們根據事實對進化論謹慎地提出了疑問，自然毫無例外地招來了經驗性的批判。但是，事實畢竟是事實，理論的困惑，永遠吸引著每一個探求真理的人。

二、進化論的三大證據相繼破滅

進化論有三大經典證據：比較解剖學、古生物學和胚胎髮育的重演律，可是近年來的研究使得它們相繼瓦解了。

比較解剖學，暴露了進化論的邏輯錯誤——迴圈論證。

科學上，如果一個理論的證明違背邏輯，這個理論就不能成立，但是人們對進化論的邏輯錯誤卻沒有深究，也是因為深究起來，就沒有證據可言了。例如用比較解剖學來論證進化，形象地說就是：“如果人是猿進化來的，人和猿就會有許多相近的特徵；因為人和猿有許多近似之處，所以人就是猿進化來的。”懂邏輯的人都知道這種迴圈論證毫無意義。這種似是而非的“證明”貫穿於進化論所有的證據之中。人云亦云，人們盲從地接受了它。

胚胎髮育重演律，邏輯上不能立足，理論上禁不起推敲，事實上是一個觀察錯誤。

19世紀，德國的海克爾提出了重演律學說，認為高等生物胚胎髮育會重現該物種進化的過程。其實重演律本身就是假說，這個假設就成了進化論的重要證據：如果進化存在，胚胎髮育的“重演現象”很像在反映進化的過程；因為有重演現象，進化就是存在的。這不但運用無意義的迴圈論證，而且掩蓋了最關鍵的一點：誰也不明白“重演現象”和進化有什麼關係，硬說成是因果關係。

其實，重演律是在生物學還很不發達的時候提出的假說，隨著遺傳學的出現和分子生物學的發展，特別是對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論失去了理論依據。既然過去的基因已經突變成新基因了，怎麼還重現過去的特徵呢？就重演律本身，古生物學家古爾德也指出了該理論的致命缺陷，這些已是共識了。

現在，很多學者證明了重演律是一個觀察錯誤。德華人類胚胎學家布萊赫施密特（Erich Blechschmidt）所著的《人的生命之始》（The Beginnings of Human Life）一書中，以詳盡的資料證明人的胎兒開始就都是人的結構，例如以前認為胎兒早期出現的像魚一樣的“鰓裂”，實際是胎兒臉上的皺褶，完全是人臉的結構，被硬說成“鰓裂”。胎兒在9毫米左右，身體下端的突起好像是尾巴，其實沒有任何尾巴的結構特徵，那是一條中空的神經管。它發育較快，向阻力小的方向生長，暫時向末端突出，很快就平復了。而且它是有重要作用的，根本就不是殘跡器官。

對罕見的畸形病：毛孩和長尾巴的小孩，進化論認為那是人祖先的特徵。要按這麼推理，沒有大腦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沒有大腦了？先天肢體殘缺的、多長手指、腳趾的也常見，那麼人的肢體就是從各種畸形進化來的？跳出進化論的思想框框一想，就會發現所謂的“返祖現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畸變的反映，和人類祖先聯絡在一起毫無道理。

古生物學上，至今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進化中的過渡型別。如果進化存在，必然存在進化過程中物種之間的過渡型別，否則進化就是謬論。

在邏輯上，過渡型別的化石也就成了進化論的三大證據之一。而事實上，這方面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可用，達爾文等人猜想20世紀會找到明確的證據，也就是當時用“猜想”作了證據——這又是極不嚴肅的。事實又是怎樣呢？直到現在，發掘出的化石不計其數，禁得起推敲和鑑定的證據還沒有一例。

在從猿到人的問題上，尋找過渡物種“類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學的“十大懸案”。數次宣佈的人類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 年發現的人和猿之間的過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塊猿的頭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湊出來的。學術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卻還在宣傳。直到1984 年“嘉伯人”才被新發現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

但後來的鑑定中，“露茜”也被大部分學者否定了，科學家已經確定了“露茜”是一種絕種的猿，和人無關。6具“始祖鳥化石”的相繼問世，轟動了世界，成為鳥類和爬行動物之間過渡物種的典範。後來鑑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1具堅決拒絕任何鑑定。最初的“發現者”坦白了造假的原因之一：太信仰進化論了，就造出了最有力的證據。而教科書中，對始祖鳥和“露茜”還是不予更正，公眾也就不知真相了。

假如進化存在，過渡型別化石就應該很容易找到，為什麼沒有呢？大家沿用達爾文的解釋：化石記錄不完全。深入一想：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隨機的，為什麼單單漏掉了過渡型別呢？《審判達爾文》一書的作者約翰遜（Philip Johnson）做了這樣的總結：“化石向我們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現的某種有機體，沒有逐步進化的任何痕跡……這些有機體一旦出現，基本上就不再變了，哪怕過了幾百萬年，不管氣候和環境如何變化。如果達爾文的理論成立，這些條件本應該引起物種的巨大變化。”

古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和埃爾德里奇曾根據地質歷史的事實，提出了一個“間斷平衡”假說，來說明過渡型別形成化石機率較小，但並不能解釋為什麼過渡型別根本不存在，而且該假說的進化機制在基因水平上看，是絕對不可能的。

三、 現代進化論在理論上的致命錯誤

如果一個理論是正確的，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都能證實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證明互為補充。相對論的證明和證明基因是DNA分子正是這樣。而進化論卻相反：各個學說之間有著根本的對立，分歧之大是絕無僅有的。

可能古爾德舉的這個例子能很形象地揭示原因：“布林頓（D.G.Brinton）1890年的研究指出：黑人是低等的，因為他們保留著幼年的特徵；博克（L.Bolk）1926年的研究宣稱：黑人是低等的，因為他們的發育超越了白種人保留的幼年的特徵。”為什麼矛盾的論據會支援同樣的觀點呢？因為他們在為一種錯誤的信仰找根據，而不是根據事實得出科學的結論。這裡暴露的也正是進化論的問題。

再從一般的角度講，如果一個理論在根本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與某些已被驗證的定理矛盾，科學的嚴謹性是不能容忍它立足的。下面的幾點致命問題，足以否定進化論了：

機率計算表明，生物進化的可能性小到了絕對不可能的程度。現代進化論從基因水平解釋進化，這是達爾文時代無法想象的。基因不發生根本的改變，一切表面的變化對進化都沒有意義。也就是說，進化必須以基因進化為基礎。現代進化論用基因隨機突變假說解釋進化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數學公式和模型普遍應用於生物學領域的今天，進化論者從來沒有提出公式，計算基因突變機制實現進化的機率，因為任何一個合理的公式都會否定進化。

許多學者從機率上證明了現代進化論的錯誤，貝希（Behe.M.J.）的《達爾文的黑匣子》（Darwin"s Black Box）一書，多處從生命結構的複雜精密性否定了進化的可能。

這裡提出一個寬鬆的公式，根據突變機率計算進化產生新物種的機率：P＝（M· C·L·B·S）N

通俗地說，就是一個物種的某個體發生了突變（機率只有10-3），並且突變後的基因與自身其它基因在不同層次的產物上可以相容（寬鬆估計為10-2），而且在生存競爭中該個體能夠存活，有繁殖的機會（10-1）；而且突變恰好有縱向進化的意義（這種情況至今還沒有被發現，權且估計為10-3）；而且突變基因在種群中不被丟失、穩定、擴大，一旦丟失就又得重來（寬鬆的估計為10-2）；因為新物種的形成需要一系列新基因的出現，假設要10個（冪指數N＝10，實際物種間絕對沒有這麼小的基因差異），那麼進化出一個新物種的機率為：

P＝（10-3 × 10-2 × 10-1 × 10-3 × 10-2）10 = 10-110。

按照一年繁殖10代，種群個體數為1000，相應的進化所需要的時間極為寬鬆的計算也需要10106年。目前科學認為宇宙中所有基本粒子總數只有1070個，宇宙年齡只有200億（2×1010年），進化一個新物種的時間，是宇宙的年齡的自乘10億次，足見進化是絕不可能的。

無數實踐證明：品種的變化和新物種的產生是兩回事。達爾文把一個物種內部的變化推廣到所有生物物種的進化，比如狗可以培養出許多品種，那麼猴子也能這樣進化成人。這種推測本身就大有問題。實踐的結果都在否定達爾文的這個猜想。育種專家都知道，一個物種的變化範圍是有限的。最終，培育出的品種不是不育，就是又變成原來的親本。

現代進化論對於進化的速度問題，理論和事實自相矛盾，生物從低等到高等，在縱向上、整體上看，基因突變發生的速度越來越慢，突變個體的自然存活能力越來越低，那麼進化速度就應該越來越慢。而進化論領域公認：在地質歷史上，縱向上看，新生物出現的速度越來越快，呈現明顯的加速進化趨勢。

“進化時間表”掩蓋了大量反面事例，化石展示了週期性災變的歷史。生物進化時間表是在化石資料很有限的情況下，為證明進化論而編成的，本身錯誤很多，如鳥類出現的時間是根據造假的始祖鳥來的。隨著後來化石出土得越來越多，大量與進化論相背的事例不斷出現，但是因為這些發現不可理解就給壓制住了。如果按時間順序排列古生物學的全部發現，得到的結果足以否定進化論了。考古學家克萊默和湯姆森（Michael A. Cremo & RichardThompson）的《考古學禁區》（Forbidden Archeolgy） 一書，列舉了500個確鑿的與進化論相背的事例，那是幾萬、幾十萬、百萬、幾萬甚至幾億年前的人類文明遺蹟。

考古學家朱伊特（Y.Druet）在法國的一塊石灰岩層中發現了一些不同型號的金屬管，岩層的年齡是6500萬年。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拉克西河岸的岩層中，在恐龍腳印化石旁邊發現了12具人的腳印化石。同一地層中又發現了人的手指化石和一把鐵錘，錘柄已經變成了煤，足見其年代的古老。錘頭含有96.6%的鐵、0.74%的硫、2.6%的氯，這是一種現在都不可能造出來的合金。最遠可追溯到28億年前的幾百個精巧的金屬球，20億年前的大型核反應堆，其結構也比今天還先進。

許多學者猜測那個反應堆是外星人的遺蹟，那麼2萬年前的古代神廟顯然是地球人的建築，它體現的天文學知識和冶金技術也超出了現代人；而發現的25萬年前的鐵製武器又展示出一個不太發達的人類文明，著名的美國Science雜誌98年（282卷1453～1459）刊登了一系列考古發現：1.5萬年前的人像，2.3萬年前的人像、3萬年前用猛獁象牙雕刻的馬，9萬年前帶倒鉤的矛。我們知道，我們人類的文明從矇昧時期發展到今天的輝煌，只用了5千年左右。這些間隔久遠古蹟的，不正代表了不同時期的文明嗎？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事實告訴人們：人類的文明也遵循著這樣一條規律：“出生——發展——滅亡”。 跳出進化論的框框，就會發現化石實際對進化論反戈一擊。化石不是一般條件下能形成的，生物在腐爛風化前必須埋在地下很深，在強大的壓力下才能漸漸變成化石。只有大災變才能提供這樣的條件，化石也就成了災難的見證。地層中化石的研究恰恰告訴人們：物種的發展是很短時間內大面積突然出現的，發展繁榮，再到大毀滅，殘留的和新出現的物種再這樣發展，週而復始。

地球週期性災變的直接證明非常多。在西伯利亞的凍土中，發現了冰凍的成千上萬的哺乳動物的遺骸。有的很完整，有的被扯碎和樹幹絞在一起。檢測它們胃裡的食物，發現了還沒來得及消化的毛茛草。活生生的事實告訴人們，那裡曾是溫和地帶的草原，極短時間內，發生這場毀滅性的災難。哈普古德（Charles H. Hapgood）認為：極短的時間內，板塊發生了幾千英里的移動，把西伯利亞帶到了今天的位置。

當然，還可能是其它大災變的原因。哈普古德教授發現了費納烏斯（Oronteus Finaeus）在1532年根據史料繪製的世界地圖，它顯示了冰層以下的南極洲，當把它與現代測到的南極洲冰層以下的面貌疊在一起的時候，驚人的相似。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還發現了1513年皮瑞·雷斯（A.PiriReis）綜合史料繪製的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地圖及南極洲地圖，精確到半個經度，這比在人類能夠在海上確定位置早250年。顯然，這是上一期人類文明的遺蹟。而且，那個文明時期，南極洲沒有冰雪覆蓋。

四、人類忘記了過去

至此，誰還要維護進化論的信仰呢？其實現在，很多理智的科學家也承認進化論是一個不能證明的信仰，因為沒有新理論，所以只能用它；而反對它就會弄得身敗名裂，這樣引火燒身的例子也不少。許多科學家為進化論奮鬥幾十年，越研究越發現進化的飄渺。有人像牛頓、愛因斯坦一樣，最終醒悟，去宗教中尋找答案。紐西蘭遺傳學家但頓（Michael Denton）在《出現危機的理論：進化論》一書中坦白地說：“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謊言。”

印度已故一代偉大靈性宗師聖帕布帕德在《博伽梵歌原義》的導言中寫道：“凡人有著四種缺陷：（1）肯定會犯錯；（2）常為假象迷惑；（3）有欺騙的傾向；（4）受不完整的感官限制。有這四種缺陷的人，便不能夠完整地傳達遍存萬有的知識。”進化論的始作俑者及其追隨者們便是這四項缺陷的最好的寫照。

進化論不僅誤導了整個生物學，而且誤導了心理學、倫理學和哲學等許多領域，誤導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它給人類文明造成的潛在的禍害，是觸目驚心的：它讓人把宗教和道德善惡視為欺騙，敗壞精神寄託和道德制約；它告訴人們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在競爭中採取各種手段發展自己；讓人們相信反傳統、反潮流的畸變可能出現更進化的、更好的結果；它讓人相信人是動物的後裔，讓人相信人的本性來源於動物；西方心理學進一步發展認為：人的慾望是人最本質的本性，甚至是進化出來的最好的本性，為物慾橫流和倫理的敗壞從科學上解除了約束，這種宣傳已經充斥了社會的方方面面。種種這類敗壞的因素滲透進現代常人社會的一切，潛在地推動了人類道德的滑坡。

人們一心進化自己，一面放縱地發展著自己，一面在緊張的競爭和顧慮中生存，越來越自私，當自私慾望得不到滿足時，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人們失去了理解和信任，在社會上失去了安全感。短暫的享受和榮耀，換取著無可挽回的一切：道德滑坡、心理畸變、利慾膨脹、兩極分化、怪病叢生、無休止的競爭、社會的畸形發展、資源的耗竭、環境的汙染、慘烈的戰爭等等。失去了道德的約束，人們失控發展私慾，造成了無可挽回的一切。如今恐怕到了必須破除進化論的迷信的時候了。

我們應該正視那些被進化論掩蓋了的真實的歷史。無數輝煌的文明消失了，能看到的只是零星的殘跡，在我們的記憶中，只記得柏拉圖時代留下的傳說：發達的亞特蘭帝斯文明葬身海底。迄今可見的史前人類文明，埃及的金字塔、玻利維亞的古城帝華納科（Tiahuaracu）、秘魯薩克塞華曼（Sacsayhuaman）城堡也許是傑出的代表了。這些巨石建築體現了一個天文、建築、冶金等技術超過現代人的文明。他們留下的遙遠的傳說，以及世界各地的傳說，為什麼在文明毀滅的原因上驚人的一致？今天的人們卻忘記了古人的啟示，甚至憑藉進化論自居，認為古人愚昧。

復活節島的巨石人像，默默凝望著東方，那時的人，沒有忘記給雕像刻上眼淚。

達爾文進化論“猿變人”只是一個猜想和假說，無確鑿的科學依據，但這種思想卻踐踏了萬物之靈人類的尊嚴，為無神論思想提供了土壤。摧毀了中華文明“敬天愛人”，“舉頭三尺有神明”的核心思想！造成人類道德底線全面崩潰……

進化論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傳入中國，其“物競天擇”的說法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呼籲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進化論傳入中國，其理論內容實際上是經過了兩重扭曲的：第一重是，嚴復翻譯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論》，而不是達爾文字人的《物種起源》，因此並沒有真正引介達爾文對於科學證據、實驗、假說對比等等的討論，也就是說，進化論傳入中國時，是被當作一種社會理論，而不是自然科學理論來對待的。

第二重扭曲是，嚴復對《天演論》的“翻譯”，其實不能算嚴格的翻譯，而是塞入了自已的許多私貨。很多人因為《天演論》對赫胥黎有誤解，以為他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實則不然。赫胥黎和斯賓塞不同。斯賓塞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始作俑者，認為社會競爭和自然選擇一樣，適者生存、弱肉強食不僅是亙古不變的事實，也是應當用於指導人類行為的準則；而赫胥黎則反對把生物界與人類社會做簡單地類比，認為除了自然本能以外，人還有價值觀、倫理、責任感，正是這些道德情操與原則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基礎，因此他一方面心甘情願做“達爾文門下走狗”，另一方面卻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堅決反對者。

《天演論》是嚴復對赫胥黎《進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的譯文，但又不僅僅是譯文。嚴復在《天演論》裡夾帶私貨，塞進了自己救亡圖存的思想，恰恰反駁了赫胥黎那些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張。歷史在這裡玩了一個弔詭：一本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著作被譯介進來，卻成為了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經典文字，讓後來不少華人對進化論產生了嚴重的誤解。

不過這也不能完全算作偶然，一方面救亡圖存確是一時之亟，另一方面就世界（至少歐洲）範圍而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倫理學也風頭正健，赫胥黎的倫理學正被越來越多人看作過了時的、溫情脈脈的理想主義空談呢。一直要等到兩場世界大戰之後，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會受到全面的反思。

達爾文的進化論是19世紀中期的產生於歐洲的一種生物學理論，該理論旨在探討人類的起源，按照達爾文的理論，人類在起源上與猿猴是屬於同一類的，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在提出之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達爾文的進化論此後也傳到了中國。最早在1873年，上海的《申報》就曾經報道過達爾文及其所著的《人本》一書（該書就是後來人們所熟知的達爾文撰寫的《人類起源和性的選擇》一書）。1891年中國早期物理學、化學著作《格致彙編》對達爾文的學說又做了介紹，華人最早對達爾文的學說進行系統介紹的是嚴復，嚴復在1895年翻譯完成赫胥黎的《進化論和倫理學及其他》一書，該書就是主要介紹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1897年，該書在《國聞報》開始連載。

毫無疑問，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對近代中國的科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華人對於自己祖先的起源此前更多的是相信神話傳說，什麼三皇五帝之類的。但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傳到中國之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近代科學的產生與發展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有很大關係。

不過，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對於近代中國更大的影響還在於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為代表的社會進化理論對近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而這種社會進化理論就是以斯賓塞為代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該理論認為人類社會也同樣適用生物學裡面的進化理論，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黨人因為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因而認為中國已經到了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所以必須要變法。後來的孫中山等革命黨也同樣受到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因而覺得中國已經到了非變法不可的地步。

所以，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對近代中國的推進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華人很早就知道植物的良種培優，蠶種的選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達爾文在進行進化論論述時，還引用過一些中國的農學書中的事例。清末西學東鑑，達爾文主義對喚醒華人認同，起了很大的作用。還有些人根據家生野化現像，來猜測中國周邊或偏遠地區的猴類其實是中國古書中記載的某些族群。（簡而言之一句話，再不努力像個人樣，大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