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會去考慮呢？在戰爭中人命不如狗，不信看看伊拉克，原本是個多麼富饒的地方，現在呢？所以啊，珍惜我們和平的國度吧！

2011年爆發的敘利亞衝突導致了超過350萬敘利亞難民來到鄰國土耳其。那些來到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後來怎麼樣了？本文希望探討敘利亞以什麼樣的身份生活在異國，又面臨著什麼樣的機遇和困境，以此來反映政治博弈和人權議題之間的鉸和關係。

一、不是“難民”的難民

由於敘利亞境內武裝衝突，超過400萬難民背井離鄉，他們離開故國、投奔他方，成為廣義上的“難民”。敘利亞難民潮已經成為中東、歐盟乃至全世界的重要議題。土耳其由於與敘利亞接壤，成為了最多難民的目的地。約350萬敘利亞難民逃入土耳其，土耳其成為敘利亞難民的最大收容國。這些難民主要集中在基利斯、桑尼烏法等邊境地區，以及伊斯坦布林、安卡拉等大城市。在難民收容數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居住著280萬難民，超過敘利亞難民總數的80%。

然而在狹義上，土耳其境內的敘利亞難民並非國際法律意義上的“難民”，也不享有國際法規定的“難民”享有的權利。1951年，在聯合國難民署的推動下頒佈了《難民協定》（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其中規定了難民的地位、難民享有的權利和難民接收國的義務。這一條例成為了國際上保護難民權利的開端。在1967年，14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對1951年協定的《難民協定補充條款》（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進一步完善了對難民的人道主義保護。

土耳其是1951年條例和1967年補充條款的簽署國，有著收容和保護難民的義務。然而，早在1951年，土耳其政府為了規避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補充了一條保留條款。在這一條款中，土耳其政府規定了難民的來源地區，只有來自埃及和歐洲的流亡者才擁有法律上的正式“難民”地位。而在歐洲和埃及以外，其他國家的居民都不能被稱為“難民”。因此，在敘利亞難民潮中，土耳其政府給予這350萬敘利亞的身份是“暫時保護地位”（Temporary Protection，TP），而不是具有國際法律地位的“難民”（Refugees），也不是處在難民申請流程中的“尋求庇護者”（Asylum-seekers）。所以，在法律上，這些敘利亞人應該被準確地定義為“擁有土耳其暫時保護地位的人”，但為了書寫的簡便，本文將會使用廣義的“難民”來稱呼這些敘利亞人。

土耳其政府不希望正式接受難民，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經濟上，難民的湧入需要國家花費資本，維護社會福利機器的運轉。短期來看，這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利的。在政治上，土耳其和敘利亞在語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上存在差異，文化之間的不容性凸顯。大部分的土耳其國民不歡迎這為數眾多的外來客，將他們視為“他者”予以排斥。土耳其當局敏感地捕捉到了國民的這一傾向，為了獲得選票，堅持敘利亞難民只是“短期客人“，將在敘利亞局勢平定後被遣送回國。民眾的排外，政治上的保守，這也成為了後來《歐洲-土耳其協定》出臺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隨著土耳其政府看到收容難民可以帶來的利益，這一保守觀點逐漸改變。土耳其越來越意識到，敘利亞難民帶來的並不是單純的消極因素，還可以帶來經濟效益。資料表明，2015年，敘利亞難民註冊了超過6500家合法企業，為當年的土耳其貢獻了0.5%-1.7%GDP。如果考慮未經註冊的3500多家企業、地下經濟和人力資源，敘利亞難民潮對土耳其經濟的貢獻遠遠大於這個數字。此外，由於土耳其逐漸向歐洲靠攏，加入歐盟的願望強烈。在這場關於難民的利益爭奪戰中，歐盟各國希望土耳其能夠儘可能多地接受難民，緩解對歐洲本土的壓力。作為回報，土耳其也可以將此作為人道主義籌碼，拉近與歐盟的關係。

在利益壓過風險的情況下，土耳其選擇採取新措施。2016年7月2日，埃爾多安宣佈，土耳其將對敘利亞難民頒發土耳其永久居民身份。這意味著難民可以成為土耳其國民，獲得永久居民身份證和國民護照，成為合法納稅人。

然而，根據土耳其內政部的資料，截至2019年，僅有79000多名敘利亞難民成功獲得了土耳其永久居民身份，僅佔難民總數的2%。這是一套“有篩選“的機制：並非350萬敘利亞難民中都可以成為土耳其的永久居民，而對於什麼樣的人可以申請成為土耳其國民，政府的篩選標準並未對外公開。

二、離開難民營，到城市去

進入土耳其境內後，難民有兩種可選擇的居住地。第一種，即大眾認知中的難民營，坐落在偏僻的郊區，有著大片整齊的白色帳篷，以及外圍的鐵絲網。而超過一半的難民選擇了第二種，就是居住在城市的公寓樓中。

在傳統的難民營中，扮演主導地位的是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他們負責運營和管理整個難民營的事項，並持續提高難民營的生活標準。難民可以以家庭為單位，獲得帳篷和必要的生活物資。發放的物資中，包括一種叫特殊的食物卡，卡內有每人20美元的儲蓄額。難民可以拿著食物卡，到難民營中的超市購買食物。此外，適齡兒童可以免費在難民營內上學。在他們生病時，也有具備翻譯的醫生提供醫療服務。

在城市中，敘利亞的難民卻遇到了人權的高牆。由於獲取工作許可證的條件苛刻（譬如難民需要註冊且在土耳其停留半年以上，單個工作場所聘用的敘利亞員工數量不得超過員工總數的10%），所以大多數難民沒有工作權利。一些難民參與地下商業活動。比如我在田野調查中遇到的一個女孩，就透過在WhatsApp上幫人制作衣服和手工藝品獲取收入。還有一些難民在街頭拾荒為生，同時獲得少量捐贈。這些都是不穩定的收入來源，加上政府不提供社會保障，城市中難民的生活條件非常嚴峻。

住房問題是城市難民的首要考慮。沒有廉價公共房屋系統，難民家庭的絕大多數收入常常用以支付房租。而在伊斯坦布林這樣的大城市，房租昂貴的開銷逼迫著難民家庭降低生活標準，多口人居住在狹小的公寓內，居住條件惡劣。

教育問題與童工問題伴生。超過40%的敘利亞適齡兒童沒有在學校註冊，而其中的很多儘管到學校報到，在名義上是學生，卻不曾去學校上課。據統計，96萬敘利亞未成年人以童工身份在土耳其工作。大量兒童輟學是出於經濟上的原因。儘管土耳其提供免費的義務教育，但是課本、校服、文具的開銷，對於沒有穩定收入的難民家庭來說，仍然是一筆可觀的數目。“校車的開銷是最大的。”一名讓兒子輟學的敘利亞父親說。因此，有些敘利亞兒童在上了一個學期或一年學後，就因為家庭經濟負擔，離開學校、開始工作。

在醫療問題上，語言是最大的障礙。儘管土耳其政府給難民提供了相對完備的醫療服務，難民可以出示臨時身份證，甚至可以在沒有有效身份證明的情況下，獲得醫療服務。然而，在難民營和難民服務中心以外的醫院，幾乎沒有醫生懂阿拉伯語。相應的，許多低學歷的敘利亞難民不懂英語和土耳其語。所以醫生無法瞭解難民的身體狀況，使治療受阻。

離開難民營的敘利亞難民，如同離開了隔絕的“烏托邦”，來到了真實世界。在收入、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他們都面臨著挑戰。難民營和城市在生存條件上差異懸殊。可是，調查卻顯示超過97%的敘利亞難民更希望住在城市的公寓中，而不是難民營中。這一現象可能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不同於短期居住，敘利亞戰爭曠日持久，居住在帳篷中長達數年難以忍受。其次，在城市中，他們有更多發展的機會，可能得到工作和居民身份。此外，“帳篷”這個符號會加深他們的漂泊感和無助感，而一座公寓樓，能夠給予他們起碼的安全感和尊嚴。此外，城市也有利於文化和民族的溝通，打破隔絕狀態，破解刻板印象，達成融合。這種融合不僅有利於政局的穩定，而且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

總而言之，難民營儘管有更穩定的居住條件，但是在長期、受到監管的情況下，絕大多數的敘利亞難民偏向於到城市居住，尋求機會和尊嚴。而上面提到的住房、教育、醫療等問題，也在各方的努力下逐步得到解決，諸如Multeciler Dernegi等難民中心開始提供有翻譯的醫療服務、職業諮詢等。

三、同為難民，不同階級的浮世繪

敘利亞難民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難民彷彿是一個社會的縮影，其中存在著鮮明的階級差異，這種階級差異影響了敘利亞難民在土耳其境內的境況。Simsek提出了“基於階級的融合”（class-based integration）這一概念，指出難民中的中上層階級擁有更多的渠道融入新國家，而中下階級的則面臨危機。

需要澄清，下面提到的“社會階級”特指離境後的階級，與原先國家內的社會階級不完全重合。

舉個例子，富裕階層在離境時通常會攜帶可觀的資本；但在某些緊急情況下，部分富人在出逃時身上現金寥寥，加之沒有一技之長，於是在進入他國境內後淪落為貧困人口。可以說，在越境時，一場階級的“再分配”已經完成。下面所說的中上層群體，特指那些入境後，擁有一定現金等“硬”資本，或擁有高學歷、特定技藝等“軟”資本的群體。

難民中的中上階級對新國家表現出了更卓越的適應能力。對於擁有硬資本的難民，進行小型投資是一個好選擇，主要是家庭經營的食物相關產業。許多人用一小筆啟動資金，在敘利亞難民聚居地區開設了敘利亞餐館、雜貨鋪和甜品鋪。這些小商店為他們提供了穩定的收入。有受訪者表示：“我們吃得很好。這些收入讓我們（指她的家庭）過上了穩定的生活……讓我能夠送我的孩子去私立學校……”而政府可以從新的納稅法人那裡獲取經濟利益。此外，這些小產業還起到了打破隔絕的壁壘、促進文化交流的功效。在某個受訪者例子中，一些居住在敘利亞餐館附近的土耳其居民，由於常常去這家餐館，逐漸與敘利亞老闆熟絡，因此瞭解了敘利亞的飲食和文化。

除了物質上“硬”的資本攜帶，還有一些難民從故國帶到土耳其的是“軟”技術，包括語言能力、教育水平、各行各業的專業技能。在勞動力市場上，一些高學歷的敘利亞年輕人成為了搶手的資源，其原因主要是高門檻的阿拉伯語能力。在中東地區日漸重要的時代，阿拉伯語水平對於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尤其重要，阿語人才供不應求。根據報告，截至2019年，被授予工作許可的31000多名難民中，高學歷群體佔了很大的比重。在《歐洲-土耳其協定》簽訂後，優異的敘利亞人才直接被甄別出來，送往德國等歐洲國家。這與英國所宣稱的“只要質優的移民，不要量多的移民”（Good immigration，not mass immigration）互相呼應。

與之對比，難民中的中下階層成為了“邊緣人”。由於難以獲得工作許可，中下層難民很難從事合法工作，轉而參與地下經濟活動。因為沒有穩定的收入，住房、教育等基本權利不受保障，他們渴望前往歐洲——因為在他們的構想中，在那裡“所有的難民都平等地享有權利”。然而，他們並不知道，歐洲的篩選標準更為嚴格。在歐洲國家門前長長的隊伍裡，這些沒有技能、沒有資本、“不能給國家帶來好處”的難民將被篩除。從中東到歐洲，各國的政策就像層層篩選難民的漏網，原本就有權有勢的中上階層被甄別出來；而那些沒有技藝的底層人民，卻在不斷的流亡中，一次次被系統踢出，以“他者”的身份在生存的邊緣徘徊。

結語

敘利亞局勢讓我們看到，難民是政治惡性博弈的結果。但是在成為難民後，關於他們的政治博弈卻沒有因此結束。“那些逃到土耳其境內的敘利亞難民後來怎麼樣了？”這不是一個能夠輕易解答的問題。它的面貌是多重的：歐洲和中東搶奪人才資源；歐洲歷史上的排外主義，與現今的老齡化的矛盾；難民內部階層分化。然而，這一切宏觀的考量都是在最微觀的層面，由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切身感受到的。在難民問題上，如何平衡政治理性和人道主義，這仍然是一個最困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