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與大陸間的關係，從現存的史料上追溯，第一次被明確地記載下來的中國大陸人民與古臺灣之間發生的重大事件，是出現於西元三世紀的孫權遣人遠征夷州之役。 孫權（182－－252），字仲謀，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三國時吳國的建立者，西元229－252年在位。在位期間，曾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1萬官兵“浮海求夷州及澶州”，到達了臺灣。據陳壽《三國志·吳志》孫權傳記載： “黃龍二年（230）春，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州及澶州，澶州在海中，……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數千人還。” 此次遠征的結果，以澶州“所在絕遠”不可得，而確實到了夷州（臺灣），並俘數千人而還。關於吳國此次出師的目的，《資治通鑑》和《三國志·吳志》中的“陸遜傳”、“金琮傳”都說吳主孫權“欲俘其民以益眾，陸遜、金琮皆諫，……吳主不聽”。結果是“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什八九”；次年春，“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按照司馬光的解釋，孫權徵夷州好像僅僅是為了掠奪人口。但為什麼衛溫、諸葛直已經帶回夷州數千人還被以“違詔無功”而誅殺了呢？其實，孫權派兵遠征臺灣的真實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掠奪人口，而是為了他的統一中國的“大事”。西元208年赤壁之戰，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吳國欲向北、向西發展，有魏、蜀的對抗，是不易辦到的。因此，孫權一方面派人航海到遼東，與公孫淵聯絡；另一方面，則積極向東南沿海及海島擴充套件，以壯大其經濟、軍事勢力。這是他謀劃統一中國的步驟，也是孫權派衛溫、諸葛直出征夷州的主要原因。這次遠征，留下了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見證，本世紀初，在臺灣北部發現了屬於三國時期的指掌型古磚，這極有可能就是衛溫等的遺留物。因為當時的臺灣原住民不用也不可能與大陸交換這種物品。那麼，衛溫、諸葛直把磚帶到臺灣，惟一的解釋就是想在那裡建立孫吳的統治。可是，衛溫、諸葛直率領萬人大軍到達臺灣後，由於水土不服，疾疫流行，士卒死亡十分之八九。因此，他們在進行了短暫的統治後，不得不帶領數千名夷州人，一起撤離疾疫流行的臺灣而返回大陸。由此看來，衛溫、諸葛直的“違詔無功”，主要原因還是沒有堅守住夷州這個地方，又沒有為吳國增添實力。因此，雖然他們帶回數千名夷州人，仍不免以“違詔”之罪而被處死。 西元230年孫權派遣衛溫、諸葛直遠征臺灣，雖然並未達到孫權所預期的目的，但從這一役所組織的人力規模之大，和俘虜人數之眾這一點推想，這次的行動，除了曾給當地居民造成相當嚴重的損失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無疑給後來臺灣與大陸之間人民群眾的聯絡帶來了積極的影響。所以它仍不失為一件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首先，它作為中國的政治勢力第一次達到臺灣，並在那裡實行了短暫的統治而載入《三國志·吳志》等史冊。其次，進一步促進了大陸人民對臺灣的瞭解。大陸漢族人民開始移居臺灣，從事開發臺灣的事業。再次，促進了大陸與臺灣的經濟、文化交流。漢族地區的先進生產技術傳進臺灣，加快了高山族人民從石器時代向鐵器時代過渡的步伐。最後，由於此役帶回來的情況，加上過去對夷州情況的瞭解，使得當時的丹陽太守沈瑩寫下了一本關於臺灣的書《臨海水土誌》，成為世界上最早記述古臺灣具體情況的第一本著作。它不僅彌補了《三國志·吳志》關於夷州記載的不足，而且為我們今天研究和了解臺灣以及高山族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這說明早在西元3世紀，中國就有了關於臺灣歷史的詳細明確的記載。
臺灣與大陸間的關係，從現存的史料上追溯，第一次被明確地記載下來的中國大陸人民與古臺灣之間發生的重大事件，是出現於西元三世紀的孫權遣人遠征夷州之役。 孫權（182－－252），字仲謀，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三國時吳國的建立者，西元229－252年在位。在位期間，曾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1萬官兵“浮海求夷州及澶州”，到達了臺灣。據陳壽《三國志·吳志》孫權傳記載： “黃龍二年（230）春，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州及澶州，澶州在海中，……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數千人還。” 此次遠征的結果，以澶州“所在絕遠”不可得，而確實到了夷州（臺灣），並俘數千人而還。關於吳國此次出師的目的，《資治通鑑》和《三國志·吳志》中的“陸遜傳”、“金琮傳”都說吳主孫權“欲俘其民以益眾，陸遜、金琮皆諫，……吳主不聽”。結果是“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什八九”；次年春，“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按照司馬光的解釋，孫權徵夷州好像僅僅是為了掠奪人口。但為什麼衛溫、諸葛直已經帶回夷州數千人還被以“違詔無功”而誅殺了呢？其實，孫權派兵遠征臺灣的真實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掠奪人口，而是為了他的統一中國的“大事”。西元208年赤壁之戰，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吳國欲向北、向西發展，有魏、蜀的對抗，是不易辦到的。因此，孫權一方面派人航海到遼東，與公孫淵聯絡；另一方面，則積極向東南沿海及海島擴充套件，以壯大其經濟、軍事勢力。這是他謀劃統一中國的步驟，也是孫權派衛溫、諸葛直出征夷州的主要原因。這次遠征，留下了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見證，本世紀初，在臺灣北部發現了屬於三國時期的指掌型古磚，這極有可能就是衛溫等的遺留物。因為當時的臺灣原住民不用也不可能與大陸交換這種物品。那麼，衛溫、諸葛直把磚帶到臺灣，惟一的解釋就是想在那裡建立孫吳的統治。可是，衛溫、諸葛直率領萬人大軍到達臺灣後，由於水土不服，疾疫流行，士卒死亡十分之八九。因此，他們在進行了短暫的統治後，不得不帶領數千名夷州人，一起撤離疾疫流行的臺灣而返回大陸。由此看來，衛溫、諸葛直的“違詔無功”，主要原因還是沒有堅守住夷州這個地方，又沒有為吳國增添實力。因此，雖然他們帶回數千名夷州人，仍不免以“違詔”之罪而被處死。 西元230年孫權派遣衛溫、諸葛直遠征臺灣，雖然並未達到孫權所預期的目的，但從這一役所組織的人力規模之大，和俘虜人數之眾這一點推想，這次的行動，除了曾給當地居民造成相當嚴重的損失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無疑給後來臺灣與大陸之間人民群眾的聯絡帶來了積極的影響。所以它仍不失為一件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首先，它作為中國的政治勢力第一次達到臺灣，並在那裡實行了短暫的統治而載入《三國志·吳志》等史冊。其次，進一步促進了大陸人民對臺灣的瞭解。大陸漢族人民開始移居臺灣，從事開發臺灣的事業。再次，促進了大陸與臺灣的經濟、文化交流。漢族地區的先進生產技術傳進臺灣，加快了高山族人民從石器時代向鐵器時代過渡的步伐。最後，由於此役帶回來的情況，加上過去對夷州情況的瞭解，使得當時的丹陽太守沈瑩寫下了一本關於臺灣的書《臨海水土誌》，成為世界上最早記述古臺灣具體情況的第一本著作。它不僅彌補了《三國志·吳志》關於夷州記載的不足，而且為我們今天研究和了解臺灣以及高山族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這說明早在西元3世紀，中國就有了關於臺灣歷史的詳細明確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