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而論，一派從實用主義出發，認為“除惡務盡”，就應該動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懲罰交通法規的違反者；另一派則從法律依據、程序正義的角度出發，質疑創新之舉是否在法律既定的框架內行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即便舉措效果再好，也必須堅決叫停。總之，各派都有各派的理由，但難免雞同鴨講，誰也說服不了誰。
筆者以為，對於類似的分歧，不妨換一種思路來看待，那就是考量這些舉措是否會帶來“逆選擇”：如果會，無關大局倒也罷了；但如果過大於功，那就果斷叫停，不要再執著於創新可能帶來的正效應；如果不會，那就不妨大膽實踐，如果創新之舉於法無據，那就不妨修改法律法規。要知道，如今不少地方是有立法權的。
眾所周知，交通法規及相關制度安排的作用在於維護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提高交通效率。然而在現行交通管理實踐中，有時預期與結果背離，反而給交通運輸添堵，給交通管理添亂。在“逆選擇”提出者盧昌崇教授看來，這就是逆選擇。他舉了一個貨車限行的例子作為說明，限大車型就跑小車型，限大噸位車就跑小噸位車，這樣導致的結果是原來大車一趟就能跑完的，現在可能要跑三趟四趟。於是，路面上的車更多、更堵，交通秩序變差，肇事機率亦隨之提高。
用這種思路分析就會發現，隨手拍舉報獲取減分券的做法，有較大可能出現逆選擇。其一，駕駛員會因“隨手拍”，將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盯住交通違法行為上，不能集中精力檢視自身車輛前後路況資訊，稍有疏忽就可能釀成交通事故。其二，難免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些舉報者在獲得“減分券”後，在交通違法時有恃無恐，喪失了駕駛車輛時本該有的謹慎。儘管台州交警迴應稱，從實施效果看，並未出現“助長交通違法”情形。但如果把樣本擴大，時間延長，會不會是同樣的結果？這值得考慮。
當然，我也不反對透過舉報他人獲得獎勵，但前提是證據的獲取足夠安全。比如，透過車載行車記錄儀進行舉報。事實上，不少發達國家有立法，行車記錄儀必須成為“座駕”標配，記錄儀拍攝的資料可作為亂開遠光燈、車窗拋物等交通違法的處理證據。而從國情、安全形度考慮，在行車記錄儀尚未普及的當下，透過不盡安全的隨手拍，舉報他人的違法行為並從中獲取獎勵，似乎並不值得鼓勵。
看什麼情況，如果把它當作職業肯定不會，麻煩太多，後頭太沉。
如果牽扯到自身利益，正常行駛受到違規行駛的損害，那就很有必要了，你不讓我舒服，我也不能讓你舒服！
大體而論，一派從實用主義出發，認為“除惡務盡”，就應該動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懲罰交通法規的違反者；另一派則從法律依據、程序正義的角度出發，質疑創新之舉是否在法律既定的框架內行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即便舉措效果再好，也必須堅決叫停。總之，各派都有各派的理由，但難免雞同鴨講，誰也說服不了誰。
筆者以為，對於類似的分歧，不妨換一種思路來看待，那就是考量這些舉措是否會帶來“逆選擇”：如果會，無關大局倒也罷了；但如果過大於功，那就果斷叫停，不要再執著於創新可能帶來的正效應；如果不會，那就不妨大膽實踐，如果創新之舉於法無據，那就不妨修改法律法規。要知道，如今不少地方是有立法權的。
眾所周知，交通法規及相關制度安排的作用在於維護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提高交通效率。然而在現行交通管理實踐中，有時預期與結果背離，反而給交通運輸添堵，給交通管理添亂。在“逆選擇”提出者盧昌崇教授看來，這就是逆選擇。他舉了一個貨車限行的例子作為說明，限大車型就跑小車型，限大噸位車就跑小噸位車，這樣導致的結果是原來大車一趟就能跑完的，現在可能要跑三趟四趟。於是，路面上的車更多、更堵，交通秩序變差，肇事機率亦隨之提高。
用這種思路分析就會發現，隨手拍舉報獲取減分券的做法，有較大可能出現逆選擇。其一，駕駛員會因“隨手拍”，將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盯住交通違法行為上，不能集中精力檢視自身車輛前後路況資訊，稍有疏忽就可能釀成交通事故。其二，難免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些舉報者在獲得“減分券”後，在交通違法時有恃無恐，喪失了駕駛車輛時本該有的謹慎。儘管台州交警迴應稱，從實施效果看，並未出現“助長交通違法”情形。但如果把樣本擴大，時間延長，會不會是同樣的結果？這值得考慮。
當然，我也不反對透過舉報他人獲得獎勵，但前提是證據的獲取足夠安全。比如，透過車載行車記錄儀進行舉報。事實上，不少發達國家有立法，行車記錄儀必須成為“座駕”標配，記錄儀拍攝的資料可作為亂開遠光燈、車窗拋物等交通違法的處理證據。而從國情、安全形度考慮，在行車記錄儀尚未普及的當下，透過不盡安全的隨手拍，舉報他人的違法行為並從中獲取獎勵，似乎並不值得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