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來說是官場黑暗，科舉制度不合理

詳細原因如下：

第一，他的思想不符合當時社會的思想，當時的科舉制度以四書五經為標準，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反而被埋沒了。他能寫出《聊齋志異》這種神書，那就說明他的水平很高，起碼比現在所謂的名作家水平高了。大家知道清朝時的科舉是八股文，蒲松齡的水平高並不表示他的八股文水平高。

第二，清後期官場黑暗，像他這種窮秀才沒錢沒勢，未能中舉也就不奇怪了。雖然蒲松齡沒中舉，當了官，但他還能寫出《聊齋志異》這部驚世鉅作，也算一偉大成就了。

蒲松齡字留仙，別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博人，清代著名文學家，其代表作是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眾所周知，以《聊齋志異》而聞名的文學家蒲松齡一生未能中舉。據“蒲松齡年表”記載：他第一次考舉的時間是順治十七年（1660），二十一歲。最後一次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是年他六十三歲。從二十一歲到六十三歲，考舉時間長達四十二年，全部落榜。

一個如此有才華的人，為何屢試不中呢？科舉制是一種朝廷選拔官員的考試製度,幾乎成為所有讀書人追求理想和功名的途徑，那首先我們要知道，明清時期的鄉試，究竟考些什麼？據有關資料記載，明清期間，科舉考試的流程雖有微變，但大致上鄉試都分為三場。初場，試“五經”、“四書”；二場，試論、詔、誥、表；三場，試經史時務策。首場的考題“四書”義、“五經”義，是從“四書”、“五經”中摘選出一個語意完整的句子，由考生就其闡發道理。“義”即議論之意，旨在闡發經義，代聖立言。要求考官出題、仕子答題，均須本於經傳，不得離經背傳。二、三場試以論、表、詔、誥、判、策等，主要為考察學子對古今政事的見識及闡述觀點和撰寫公文的能力。

其實，蒲松齡19歲（虛歲）時，就以山東第一成了秀才，一時名聲大燥，當時錄取蒲松齡的是山東學政施閏章，施閏章是個大詩人,清初號稱詩壇的“南施北宋”中的“施”就是他。那一年第一道考題叫《蚤起》。這個題目是從《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章”來的，要求考生得揣摩聖賢語氣，代聖賢立言。而蒲松齡當時做了一篇“小品文”，其中有人物心理描寫，也有獨白和對話。試題要求寫治國平天下之言，而蒲松齡卻寫了一篇小說，體裁、文法都不對，卻有幸得施閏章法眼而欣賞，高度評價他說：“觀書如月，運筆成風，有掉臂遊行之樂”。初出茅廬的蒲松齡，可謂是少年得志，但今天看來蒲松齡遇上施閏章，既幸又不幸。在往後考進士的路途中，遇到的考官欣賞的則是刻板迂腐、毫無文采、繩捆索綁的八股文,蒲松齡的文章自然會被這些官員所斥為異類。年紀大了之後，對蒲松齡來說考試就更難了。還有一次，蒲松齡在考試時覺得自己文章寫得非常好,寫得也很快,拿到考題“唰唰”就寫下來了.但是寫完後，卻發現“越幅”了。越幅是指寫文章的順序錯了。蒲松齡寫文章的時候漏了一頁，把第二頁翻過去了,直接寫到了第三頁上。

如此坎坷的科舉之路，讓他把一生的悲憤和對科舉制度的批判都發洩在了《聊齋志異》中，但實則是他深深的科舉清潔。其實蒲松齡屢試不第的主因並非他自己歸咎的考官昏庸與科場貪腐，更主要的原因還是他的文論不符合考試衡文標準，從另一個側面而言，蒲松齡的“才”僅是文學方面的“奇才”，而非治國之才。

參考文獻

[1]袁士碩主編．蒲松齡志[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

[2]馬瑞芳．馬瑞芳講聊齋[M]．北京：中華書局，2005．

胡海義吳陽．蒲松齡科舉屢試不第原因考辯[J]

結合現實來看，說那個時代的官場腐敗有些片面之詞。那個時代的人是單向度學習的，內容是穩定的，並且是一遍又一遍的可以反覆練習和考試。在這樣的情況下蒲松齡老先生竟然舉人都沒有考出來，就說是官場問題，制度問題顯然有違事實。

再就是在他人生諸多活動上的表現來看絕對是生存能力低下的，和卡夫卡一樣精神上的高尚與現實生活的苛刻無法有效融合。就寫作這個對他來說先天優勢也沒有玩轉乾坤，他筆下的這些故事是有原型的，有著較成熟的流傳和忠實信眾，他只不過整理，昇華並形成穩定故事模板而加一文字記敘。個現在的網路小說群體並無二至。

就目前他留存於世的作品和文獻來看沒有看到任何的治世的直言片語，更不要說是建設性看法。多是不滿和牢騷以及對當世的調侃和嘲諷。有此說蒲松齡老先生是文人有餘，人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