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於明朝的頑疾，中國的國家能力（衡量國家能力最重要的就是稅收，國家只有有錢才能辦事）從秦到唐是一個逐漸上升的過程，唐之後開始逐漸下降，明末出現斷崖式下跌。而清代屬於一個怪胎從出生開始稅收能力實際上就和明末差不多，至於清末……那基本上等於沒錢了。

清初的平均稅收能力，只有宋代的1/12唐代的1/18，也就是說大清4億人口收到的稅實際上也就唐代2千多萬人口的稅，而唐代有8千萬人口，不誇張的說清初的國力可能也就唐代的1/3都不到，至於清末……我們聊點別的吧。

但注意出現這種情況並不意味著明清對比於秦漢唐有多麼的輕徭薄賦，想反對於底層的壓榨更加殘酷。秦漢唐時期某種程度上來說國家是包分配的，以西漢為例一名男子成年分家之後可以從官府領到100畝地（西漢一畝延續周代單位，100畝相當於現在的22.4畝），與此同時其就變成了一個單獨的納稅單位一百畝，有多少人需要納稅官府主要翻看卷宗分出了多少地是分給誰的就能去收個八九不離十（因為一百畝地的稅是固定的又不用做什麼複雜的計算，大家都一樣按戶收即可，官府百姓都知道自己該交或者該收多少）。當然這個方式肯定是有問題的，比如地分完了怎麼辦，古代也沒有解決辦法，沒有地的人口就直接變成了流民，可能會轉化為土匪或者大戶人家的佃農，緊接著就是土地兼併，國家開始逐漸收不上稅，流民越來越多，最終導致農民起義，然後從裝系統一切再來。

到元代之後這一情況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元代由於不具備傳統漢王朝的行政能力，所以採用了包稅制，既透過指定包稅人（通常是鄉紳）由包稅人像鄉里人收取，然後朝廷再像包稅人收取以前定額好的稅。由於稅收不再與土地掛鉤，而是由當地官府下發，包稅人收多少也有沒相應的約束，所以鄉紳自然也就變成了劣紳，他們會在包稅的基礎上加一大筆然後自己賺差價。加上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該交多少稅（都是包稅人定的知道就有鬼了），於是就導致很多家庭為了繳稅而賣地，進一步加劇了土地兼併（某些及其可惡的劣紳甚至會透過包稅的方式故意收取極高的稅來逼迫百姓把土地賣給自己），這也是為啥元代亡的這麼快的原因。

明清雖然不再是元代這種野蠻的包稅制，但基本還是繼承了下來，只是量化方式變成了按人頭和土地收取，不過收多少還是按包稅人說了算所以區別並不大。由於這種情況導致土地兼併及其嚴重，大部分土地歸入了少數人手中，而少數人由於人頭不多交的稅相反少很多了，而給他們種地的佃農是不交稅的（你也不好收），這些人像佃農收的租國家也不能抽稅導致國家財政每況愈下。與此同時由於明清的皇權極度加強，官員們實際上並沒有多少決策權力，基本上的工作就是給皇帝打666，想辦法兼併民間土地和恰爛錢。但皇權的精力明顯無法壓制這些行為，即使明清代設立了大量直屬皇帝的特務機關來搞反腐行動（明代的錦衣衛、東廠）但收效甚微，清代更是透過陰謀政治（讓不同官員直接給皇帝遞小紙條，不用公開官員想舉報誰直接和皇帝單線聯絡），但不僅沒有壓住腐敗相反加劇了官員的內鬥。

而這就是出現明清時期中國財政狀況出現問題，從而導致之後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

列一個數據吧，清末72年間對外的賠款：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戰敗，被迫簽訂《南京條約》，賠償英國2100萬墨西哥鷹洋，摺合銀子為1890萬兩。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朝戰敗一共賠款英法兩國1600萬兩軍費。 1881年，清政府與沙皇俄國簽訂伊犁條約，並賠償俄國280萬兩。 1874年，日本派兵前往臺灣，企圖佔領，清朝聞訊派兵驅趕。日本撤退。隨後英美法三國居中調停，向清朝施壓。最後清朝賠款50萬兩，作為日本退兵的條件。 1894年，甲午戰爭，清朝又敗，賠給日本2.3億兩白銀。1900年，慈禧想向十一國宣戰，清朝再次戰敗，簽訂《辛丑條約》，向各國賠款4.5億兩 。上述賠款共6億八千萬兩左右。算上利息等幾乎還要翻上一翻。清末一兩銀子3000文，二十文一斤豬肉，一畝田七八兩銀子就足夠了。

綜上所述人口多賠款更多，底層人民受到層層盤剝苦不堪言，小農經濟下的中國農民賣兒賣女也只能維持自己活著哪還有能力去納稅。至於商稅、關口稅帝國主義跟官僚們誰不咬上一口能收上來多少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那老佛爺既然都收不到稅了哪來的錢讓她奢靡享受呢？答案是向列強貸款維持皇家的排場，同時期日本天皇節省掉修繕皇宮的費用省吃儉用為海軍買了後來甲午海戰中的主力“吉野”號巡洋艦，老佛爺在宮裡修園子開生日趴體挪用海軍軍費。

簡單的總結來說就是：人口隨多但人民承受的負擔更多普通大眾紛紛破產沒有能力納稅。國內的經濟體系已經被上層主政者們轉嫁的鉅額賦稅和官僚的盤削嚴重破壞，以至於陷入了一個財政越窮越向底層人民壓榨，越壓榨越窮的怪圈！

在整個清王朝時期，土地稅不具有擴張性，它自1711年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後就再也不能隨人口的增長而增加了。各省上繳中央的份額只有在新墾地納入稅冊時才會有所提高，而各省卻很少把土地稅增加的情況上報中央。這直接影響了清廷的財政收入。晚清政府也沒能改變原有的稅收制度，繼續維持著低稅率。

由於從康熙時代開始逐步實施的“攤丁入畝”和“盛世滋丁，永不加賦”等利民政策，一方面解決了人口劇烈增長而帶來的人地矛盾，從而透過分工和交換的擴大，把清王朝推向康乾盛世，另一方面，由市場高度平衡所造成的人均收入的下降、需求的減少和利潤率的微薄，卻無一例外地會導致國家稅入的不斷減少，從而極大地影響了清王朝對於軍事的投入，更使得軍隊大規模“缺餉”成為那個“盛世”的普遍現象。同時，滿清八旗兵制，並非是與土地相聯絡的“民兵”制，而是貴族兵役制，以八旗為核心的滿族貴族，又是與生產相脫離，完全要靠小農的地稅國賦來供養的。而漢族軍隊“綠營兵”，基於的也是募兵制，他們同樣是不事生產，要靠國家賦稅養活，於是，國家賦稅收入的減少，對這兩支龐大軍隊的戰鬥力的影響是很大的。

地方擁有了比中央更多的資源，而且大量拖欠國庫稅款。國家稅入的不斷減少，卻竟是清代長期實行的、應對人多地少的輕徭薄賦之寬仁政策，以及高度平衡的市場競爭的結果。清王朝由於稅入低，藏金於民。老百姓的幸福指數還是非常高的，日子過得其樂融融。也就是在這種低稅率的政策下才成就了晉商的崛起。從晉商的財富指數就可以看到清朝時候老百姓的財富總量還是相當可觀的。國庫空虛，但民間資本實力雄厚。最後導致清朝滅亡的原因很多，但是稅率低對於當時百姓的生活是起到積極左右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不能理解，晚清政府是如何簽出那麼多喪權辱國的條約的?之前有人曾算過，如果將《北京條約》、《南京條約》、《辛丑條約》、《馬關條約》等等喪權辱國條約加起來，清政府一共需要賠償的數額大概在13億兩白銀左右。

　　而這只是需要賠償的款項，再想想為了維持人員如此冗雜的晚清政府運轉，為了支撐清朝當時的各種軍需以及物資消耗，還得滿足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滿清貴族們的奢華享受，清政府到底哪來的那麼多錢啊?我們來用事例項子說話。

　　清朝最為繁榮的時代目前公認都是康乾盛世，而康乾盛世時一年的國庫稅收是多少呢?是3000多萬兩銀子一年，哪怕作為清朝巔峰的乾隆時期，都只有4000多萬兩一年的稅收。這個資料放到明朝更低。

　　因為明朝允許以糧食抵稅，因此明朝政府實際收到的白銀數量是很少的，一年僅有300多萬兩;如果加上糧食換算成白銀的話，差不多是2000多萬兩白銀一年。可以說清朝時的國庫收入，已經比明朝提高了1.5~2倍，可以說是很不錯的提升了。但這個數字擺在晚清面前，完全不夠看。

　　清朝中期的時候，主要稅收是田賦、鹽稅以及關稅。田賦是清朝主要的財政來源，乾隆時期差不多有兩三千萬兩白銀一年的收入;鹽稅雖然是百姓們的必需品，但因為不像糧食需求量那麼大，因此康乾時期的鹽睡大概是每年500萬兩白銀左右，到了道光年間，也不過700萬兩。

　　因著清政府長期閉關鎖國的原因，關稅在晚清以前也沒有太高，只有500多萬兩白銀一年。但隨著晚清政府的衰敗，清政府開始增大各種稅收以獲取更大的利益，他們將自己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的賠款，平攤到了每個百姓身上!

　　因為《馬關條約》的鉅額賠款，到了1911年時，田賦已經高達4800多萬兩白銀，而鹽稅更是到了一個誇張的地步，高達4600萬兩，是康乾時期的9倍，是道光年間的7.6倍!至於關稅，也達到了4300多萬兩。

　　但這些稅收加起來遠遠夠不上晚清政府的全部稅收。據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周育民在《1840年——1849年的清朝財政》中的資料統計來看，1840年時，清政府財政收入為3.9億兩銀子;到了1843年鴉片戰爭結束時，竟然到達了4.2億多兩白銀的財政收入，是乾隆時期的國庫收入10倍!

　　那這些多餘的收入是哪來的呢?是透過打壓中國農民、商人以及手工業者，收取的“過路費”厘金;是透過“火車一響，黃金萬兩”收的鐵路費用;是透過禍國禍民的鴉片收取的惡稅洋、土藥釐稅(鴉片稅)。

　　這樣的高稅收，一直到清朝最後幾年依舊如此。1908年，清朝財政收入為2.3億，1909年是2.63億;直到清帝退位的前一年，1911年時，清朝的財政收入都有3億兩白銀。如此沉重的負擔，如此以犧牲民眾為基礎的高財政收入，清朝怎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