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和孟子都是戰國時代的思想家、文學家，更是辯論大師。孟子不但好辯而且善辯，例如同他辯論的國君雖然不能接受他的主張，但也不得不心悅誠服的表示：“夫子之言，於我心有慼慼焉。”甚至主動提出“寡人願安承教”（《孟子 梁惠王上》）。莊子也是辯論大師，從莊子與惠施的幾次富有哲理又充滿情趣的辯論以及莊子與各類人等的論辯，如《秋水》中與惠施的魚樂之辯，在《山木》中與魏惠王的論辯，在《列禦寇》中與慕名利者曹商等人的論辯等等，我們可以體察出莊子的辯才。以《秋水》篇的魚樂之辯來說，人是否能理解魚的思想，莊子、惠子似乎都否定。然而莊子卻抓住惠子提問中“汝安知魚之樂”，而推論惠子已經承認莊子知魚之樂，的確高明。

孟子名軻（公元前372——公元前289），莊子名周，（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孟子是魯國鄒人（山東鄒縣）。莊子是宋國蒙人（河南商丘）。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基本上繼承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他以堯舜時代的仁政為標準提出了系統的“仁政”學說，他講人性本善，為他的仁政理論提供了哲學上的依據。

莊子的思想，則在於探求一個人在沉重黑暗的社會中，如何實現自我解脫和自我保全的方法。對於人生，莊子強調全性保真，“物物而不物於物”，捨棄任何世俗的知識和名譽地位，以追求與宇宙的抽象本質——“道”化為一體，從而達到絕對的和完美的自由。兩人的觀點既相左又如此善辯，魯國於宋國相距也不是很遠，可是尋遍所有文獻，發現兩人從未謀面，也沒有對對方的觀點做出任何批評，更沒有一個字提起對方真是千古懸案。本文將從當時整個大環境以及兩人的抱負與人生觀等方面探討這個問題。

先從個人的抱負和人生觀來說，孟子汲汲於用世，曾一度仕齊為卿。他一方面既要正人心，息邪說，距彼行，放淫辭；一方面又忙著遊說各諸侯國行仁政以統一天下，最後在不得已之下退而與弟子萬章、公孫丑等著書立說。

莊子卻不同，他過的是隱居生活。《史記 老莊申韓列傳》《莊子 秋水》這兩本書可以看出。莊子追求的絕對自由，他雖然過著“衣弊履穿”“困窘織履，槁項黃馘”的艱難生活，但他志向堅定，不肯與統治者合作，還把魏國的相位比作腐鼠。

在《山木》篇，莊子回答魏王時，不但強調自己如同善於騰跳的猿猴跌落在灌木叢中，有本事不能施展，還指責當時在位的昏君亂相，道德之士不僅“憊”而且隨時會象比干那樣有殺身之禍。在《祛愜》裡，作者的諷刺矛頭更指向那些打著仁義旗號、幹著傷天害理之事情的統治者。他甚至還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說出了他對這種現象的深惡痛絕。

從整個大環境來看，莊子之學在當時並不是顯學。在孟子時代，儒家所面對的形勢相當的嚴峻，“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的大敵是楊朱、墨翟。孟子就是為了距楊墨，放淫辭，才大張齊鼓的與楊墨等學派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在當時，即使是農家學派對儒學的威脅遠比莊子的道家學派還要大。例如農家學者許行就在藤文公那裡受到了禮遇，使本來是儒家學者的陳相十分的羨慕，也從宋國來到騰國，棄儒從農，並在孟子面前宣揚“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張。

至於莊子。可以說使寂寂無聞，宋代朱熹評價他說“知識在僻處自說”，門徒也不多，怎麼能與孟子的“從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而轉食於諸侯”的赫赫聲勢相比呢？而且，不只是孟子沒有提到莊子，整個戰國時代的學術界只有荀卿正式談到莊子一次。莊子一生過著隱居的生活，堅決不與統治者合作，還隨時揭他們的老底，莊子之學在當時又不是顯學，凡此種種。說明莊子隱居僻處，自說自道，孟子對他很可能不熟悉。

而且莊子對孟子的事業並不構成威脅，孟子忙於遊說諸侯，發揚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可以說無暇他顧，即使知道有莊子這個人，也會讓他在僻處自說，何況孟子說自己是不得已而辯，莊子連提也沒有提到他，他怎麼會無端的去批評莊子呢？

至於莊子無一字提及孟子也不難理解。莊子本來就“不遣是非，以與世俗處”，他認為“辯無勝”。至於這兩個觀點在《莊子 天下》和《齊物論》可以得見。莊子是反對辯論的，他與人辯論，幾乎是因為別人先發問，例如，在《逍遙遊》中與惠施的辯論，在《列禦寇》中與曹商的辯論，這和孟子為了遊說諸侯，為了發揚先王之道，距楊墨而主動出擊大不相同。莊子隱居一方，孟子又不批評他。莊子自然不會去說孟子了。再說莊子借儒抬道，甚至借孔子來表明道家高於儒家，在《莊子》全書中大約有四十多個章節記述到孔子，如《人世間》《大宗師》等。《莊子》的許多思想觀點是透過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對話表現出來。莊子不借重孟子而借重孔子，理由很簡單。首先，在莊子時代，孔子早已被世人奉為師表，而利用“重言”是《莊子》的主要創作方法之一，《莊子》所謂的“重言”即借古人、老人之名姓說出自己要說的話。莊子“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莊子 天下》），莊子的寓言篇就這麼說“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重言”被莊子這麼看重，原因是它能夠“已言”，即制止世人無謂的爭論。孟子雖然是儒家的砥柱，名聲赫赫，但不是他心目中的古人、老人，怎麼說也比不上儒家的創始者孔子。綜上所述，略加歸納。

在人生旅程上，孟子與莊子，一動一靜。一個汲汲於用世，一個歸隱於山野。

莊子在僻處自說，寂寂無聞。從整個大環境說，他的學說於當時的統治者的要求格格不入，加上他不但不與統治者合作，還把當時的政治生涯當成最險惡可怕的勾當，把政界人物看成是最兇暴卑鄙的角色，甚至採取徹底的決裂，隨時揭老底，堅決不合作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孟子即使知道有莊子這個人，也不會耿耿於懷的，因為莊子對孟子的遊說事業並不構成威脅；更何況孟子說他是不得已而辯，自然不會無端的去批評莊子。

至於莊子無一字提及孟子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來莊子本來“不遣是非，以與世俗處”，他認為“辯無勝”；二來他借儒揚道，而利用“重言”又是他的主要創作方法之一；三來孟子沒有於他為難，他自然不會去批評孟子。

總之，孟子和莊子互不提及是有時代原因的。

孟軻就是儒家走向矇昧化極端化的源頭肇始，孔子的”仁“本為儒家行大道的手段，而孟軻捨本逐末，狂熱地推”仁“至”義“，篡儒家”道儒“之本，開”法儒“之異道惡途，故此，才大道既隱，人禍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