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統一，因而使漢語逐漸產生了方言。方言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有屬於社會、歷史、地理等方面的因素，例如長期的小農經濟、社會的分裂割據、人口的遷徙、山川的阻隔等；也有屬於語言本身的因素，如語言發展的不平衡，不同語言之間的相互牴觸、相互影響等。現代漢語有各種不同的方言，他們分佈的區域很廣。現代漢語各方言之間的差異表現在語音、詞彙、語法各個方面，其中，語音方面尤為突出。漢語按方言分為兩大類：官話方言和其他六大南方方言，官話由於和通用語之間在語音、詞彙、語法十分接近，因此它們不是獨立的方言，即現代漢語，英文稱作Mandarin-Chinese。其他南方方言沒有官方語言地位，除客語、閩南語、粵語、北部吳語之外，其他都沒有規範化，處於衰落，消失的境地。除了閩語是保留了很多上古漢語特徵外，其他都和廣韻能對應起來，屬於中古漢語後裔。客語、贛語很大程度上是中古漢語的北朝漢語後裔，而吳語、湘語可能是南朝漢語的後裔。

由不同部落(部族)或不同民族，與商字文化及中原華語相融而成。方言就是南方百越民族語言(音)與華族語言(序)的結合體，原來是不同民族語言。今已算方言了。

有些方言與華語的底層原始語應該分開上萬年了，屬百越語。如今多數方言只不過是受北語及商字嚴重影響而已。

方言的定義有兩種:

一種是全世界標準流行的，以語音為主，結合語法來定義的。

另一種是漢語特有的，先只考慮與漢字的對應關係，然後才採用世界標準: 參考語音規律。每個漢語方言(特別是南方方言)，對歐洲來說，可算作不同民族的語言了。這也是中國與全世界不同步或不一樣的例子之一。

首先，按西方人的定義，漢語與多數方言語是不同語言，這說法在漢族人自己的語言學上是錯的。再則，今天的南方方言，在古代或許真的不是北方話，是南方土著語言被商(漢)字給整成漢語方言。不過，今天的《南方語》絕對是漢語的一個方言了。

《閩南語》但絕不會是唐宋官話，或唐宋官話的直接延續。

大語言變得再快，也不會差別這麼大，因為才1000多年。一般來說，同一種語言，即使在互相不交往的情況下，沒5000年以上，也不可能變成發音系統《完全不同》的兩個音韻系統。

方言應該說是民族遷徙和交通阻隔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漢語方言的原始基礎是黃河流域的漢民族語言，漢民族從西部向東向南逐步拓展。在農耕時代，到達一地落腳之後就在那裡定居，由於山河阻隔，所說的語言就漸漸分化，形成了紛繁的方言。可以觀察得到：越是交通不便的地區，方言的分歧就越大。對方言有興趣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個鄉，東鄉和西鄉的話也有不同的。

這是一個粗線條的敘述。實際上的情況又複雜得多。但事實恰恰與題目說的相反，漢語就是漢族的語言，DNA證據表明方言分歧很大的人群的基因圖譜是一致的。而許多地方口口相傳的家族史也都說自己是從“老槐樹底下”遷過來的。

漢語方言裡可能找到異族語言的痕跡，這並不表明這個地方的人是異族人的後裔。這些，更大程度上是漢族與其他民族在同一地區有過共存和接觸。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北京話裡有很多滿語遺存。因為滿族以北京為京城三百年，不可能不留痕跡，而北京話仍然從根本上就是漢語。南方吳語裡也有古越語的遺存，這些痕跡現在稱之為侗臺語遺存，因為這些話的原主人兩千年前就被南下的漢人趕到中國西南和東南亞地區去了。所以吳語仍然是漢語。

現代漢語有各種不同的方言，語言專家根據這些方言的特點，共性等把中國現代漢語分為了七大方言區：即官話方言、吳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閩方言、粵方言、贛方言。在各大方言區之下又細分方言片區。

方言的產生和發展比較複雜，我認為可能與這幾個過程有關：分化、影響、同化、人口遷徒、戰爭和戍守、各朝代的同化政策和語言政策等因素相關，方言不能說明人們是由不同的宗族發展以來的。

1，因為中國的地域十分寬廣，不同的居住地的人們由於山川阻隔，而且在古代交通落後，語音交流的機會比現代人機會少得多，在這樣的條件下，比如原來住處相同的同音同宗的同一人群，由於人口的繁衍，居住地必須擴大，分散，相互之間的接觸就少了，語言就會自然分化。歷史記載，西周東周王朝在全國分封了很多國家，這些封國的國君貴族當時都是來自鎬京或洛邑，他們最初一代的口音相同或相似，但年代久了，一代一代的口音就會產生差異性，這應該是方言產生的一種原因。

這一點特別表現在各大方言區交界處，由於各大方言區交界的地方，一方面要與同方言區的居民接觸，另一方面又要與相異的方言區的人們接觸交往，時間久了在各大方言區交界的地方就表現出過渡的特點，他們在語言上就有可能兼具兩個方言區的特點。另外各個朝代所定的標準官話，對其它方言產生影響。就拿新中國成立之後定普通話為標準音，就自覺不自覺地影響其它方言，特別是詞彙方面，就拿我的家鄉屬於贛方言昌都片，在習慣用詞方面，現在就與我小時候有所不同：表現為一些當地特色詞彙在消失，代之以普通話詞彙。

同化，主要表現在少數移民進入大的方言區群中，第一代就會學說當地話，而下一代在語言上就當地化了。再比如在西南官話區內，在很多少數民族，在說漢話的時候，說的就是西南官話。

中國自從有歷史記載以來，人口就一直在不斷遷徒之中，有歷史記載大的遷徒就發生過很多次，比如秦滅南粵，當時有說從楚地遷徒人員入粵有五十萬人之眾，這個數目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可以說直接就改變了粵地的居民構成了。又比如晉時的永嘉之亂，造成了大批的北人南遷，宋時的靖康之變也有大批的北人南遷，我老家附近有很多姓氏就是宋時從河南南遷的。這樣大的叢集遷徒往往把原居住地的方言帶到新的居住地。

戰爭和戍守也是改變方言構成的一個很大的因素，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很多大的戰爭，有時造成了當地人口大量絕滅，有時有組織地從其它地方遷入大量人口，這樣就直接改變了當地的方言。戍守是中國古代造成方言島現象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比如在福建有官話方言島。在貴州有江江淮話方言島，這些方言島的居民都是明清時的戍守官兵的後代。

在中國西南的地區，本來一直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反而是北方方言區的西南官話區，我認為可能與歷代王朝的改土歸流政策有關：因為中國絕大部分時期的統治中心都在北方，一直推行北方官話，西南少數民族漢化時，可能就學的就是官話，比如現在漢化的少數民族的語言就普通話。

首先宣告，我對此問題知之甚少，故不發表直接的意見，僅就方言傳承規律談一下自己的淺見。方言有詞彙和語調兩個內涵，我只說語調。

第一，方言有從眾性。當操有A方言的少數人移入一個操有B方言的絕對多數人群中時，用不了多少年操A方言的人就會說B方言了(小孩尤甚)，B方言成為片區的通用語言。

第二，方言有傳承性。若一個地方很少有外來戶，或者是處於相對封閉的環境，則原來的方言會一直傳承下去。比如客家人。

第三，方言有互溶性。當操A、B兩種方言的人人數相差不懸殊時，兩種方言會相互影響，若干年後此片區的通用語言即不是A方言，也不是B方言，而是介乎兩者之間的C方言。

第四，方言有屈從性。如果執政當局強力推行(或倡導)某種語言，則這種語言會快速漫延，原來的方言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例如上古、中古時朝庭推行“雅言”，雅言就了官府和學界的通用語言。又如如今推行普通語，普通話成為全國通用語言，方言受到抑制且某些發音也受到普通話的影響。

第五，方言有從利性。從古至今，人們為了生存，為了利益，說話會向某種話言靠攏。例如古代中原政權的邊塞地區少數民族逐漸漢化，逐漸遺忘了原來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