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問題問的有點片面性，也比較籠統，大陸文化斷層好向是個新名詞，不過這不防礙從我的角度來回答您提出的問題，其實您說的大陸文化斷層只是看到了表面現象，看問題得透過表面看本質，表面上看來是有些老的傳統的文化已經不大引起人們的重視，但這恰恰說明了一個問題，社會在發展，人們在進步，對一些老舊的傳統的一些文化暫時擱置也是社會形勢的需要，擱置不是放棄，不是不要，而是保留，但有些好的東西還需發揚光大，這就是時代的變遷，任何一種東西他需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文化更需首當其衝，一個不能適應時代的文化會被人們慢慢的淡忘的，一家之見，歡迎指正。

大陸文化有斷層嗎？這都是別人造的假，在譁眾取寵。

去粗取精，留優棄劣是文明發展的必然規律。自改革開放，西方文化的湧入，大陸文化更加豐實，有所變化，但絕不是所謂的斷層。

在中國大陸還沒有那個民族，或那個外敵的文化強大到足以讓中國文化出現斷層，只有被中國文化同化才是主流，中國大陸沒出現文化斷層的問題。倒是中國臺灣省在日據時期出現文化斷層，學日文、講日語、做日本人成為很多臺灣人的時髦，日本投降後還留下幾十萬的日本人在臺灣；還有中國香港特區也是這種情況，被英國殖民一百多年，英語成為他們的通用語言，西方文化成為他們驕傲，人種也變成了外黃內白的香蕉人。

其實用個簡單的例子就可以說好，現在的小孩以電子作為玩耍途徑，生活上的一切很難離開電子，跟以前80，90年代的小孩是完全不同，他們很難把自己以前所接觸過的文化流傳給下代，因為接觸的事物開始改變，就像為什麼我們的爸媽喜歡經典歌曲，但我們卻不喜歡

經過西周幽、厲時代的大混亂，這期間直到老子、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在這三百多年時間裡，周國以及所有的諸侯邦國的人民沒有得到很好的休養生息，也沒有真正地得到安居樂業，一直生活在戰亂中。這一時期，即可稱為第一次“文化斷層”時期。

戰國時期兼併戰爭比春秋時更為激烈和頻繁，規模也更大。到公元前222年，秦攻遼東，滅齊，中國統一，這期間又是兩百多年，孔孟思想雖沒有滅跡，但也少有人傳承了。尤其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對這些思想的傳承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這便是第二次“文化斷層”。

到宋朝，公元后1150年左右，朱熹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發現了儒、道、佛之學的“破綻”，於是專心儒學，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為程朱理學。他在董仲舒陰陽五行理論的基礎上，糅釋、道入儒，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是中國封建時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更趨完備。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把朱學鞏固起來，作為在上層建築領域實行政治文化專制的理論依據，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強有力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尤其是對孔孟思想起了變異的作用,這便是第三次“文化斷層”。

1919年的“五四運動”，乃是反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是企盼與要求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的實現與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全盤性反傳統的興起與氾濫。直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仍然有全盤西化的思想在蠢蠢欲動。直到現在，仍有不少人斥儒學為封建糟粕，以為只有“科學”才能強國、才能救國。這便是第四次“文化斷層”。“文化斷層”標誌著人類社會公理解釋系統的崩潰，於是人——每一個地球生物，就只會用對“神靈”（未知領域裡的神秘現象）的崇拜（宗教的說理體系），就只會用有限的解釋先把自己封閉起來，自造一個心靈的“堡壘”，然後利用有限的知識和狹隘的世界觀、人生觀對其他人、其它事物、未知事物，對整個世界，對龐大而複雜的人類社會進行種種的自我猜測和解釋。面對著現實生活中吉凶禍福等一系列生死攸關的問題，人們自然地以村落、地域和風俗習慣、特定的文化氛圍等形成多種多樣的解釋法則。而由周文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建立起來的社會公理解釋系統的崩潰，使歷代的中國統治者在維護其利益時，首先是“私有”的，野蠻的，其次才是說理的。在這“文化斷層”中，大多數華人就因為“儒家”思想的被改毀、被竄造而不知所措，於是老百姓們在一家一戶的獨立的生產單位中，按照自然經濟封閉模式而“自得自樂”，在自己狹小的自我中心基點上建構著自己狹隘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說理體系和生活方式以及夢想著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