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首推高薪養廉，致使官員更加貪墨，就打個比方，你有天天吃好的，住好的，時間一長，再好的官都會變成貪官的，再者就是官員和民眾距離拉遠，導致人人想當官，官官相互，法制意識淡泊所引發的社會矛盾激烈，使的最終的失敗

腐敗是世界性的政治難題，中國自古以來對此採取了諸多的措施，其中有一項即為高薪養廉，但是縱觀推行過高薪養廉之策的歷朝歷代，無不以失敗告終，而導致此政策失敗的原因為何？ 高薪養廉無法預防大貪。人的本性是貪婪的，再多的養廉銀也不能滿足其無限膨脹的私慾。私慾在，腐敗就在所難免，這就看腐敗程度如何。高薪養廉從本質上來說，只是提高反腐敗的成本，並不能從根本上預防腐敗。無論怎樣的高薪，相對於那些已被查處的鉅貪們的貪贓數額而言，簡直是九牛一毛。一些官員一手拿著朝廷發放的高薪，另一隻手仍然在狂斂錢財，中飽私囊，明史專家吳晗先生曾言：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貪汙史。在鉅額的腐敗誘惑面前，高薪太實在太微不足道了，大貪者有之，又怎能有效預防腐敗呢？

高薪養廉造成的是官員從政為樂，助長了官員的驕奢淫逸的不正之風。高薪養廉以宋朝尤其，冗官現象在宋代也尤其明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官即可高薪，高薪則意味著可以過上了吃盡穿絕的奢靡生活。在高工資和高福利的聯動下，刺激了進一步貪瀆和對工作的不負責任。高薪沒有養廉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官員給宋代 “打工”的出發點極其庸俗而現實。

宋仁宗時，高官宋祁點著華燈抱著歌姬們醉飲作樂，通宵達旦，窮奢極侈。宰相呂蒙正每天必吃雞舍湯，殺雞的雞毛堆成了山。丁謂做了宰相之後勾結宦官雷允恭，貪汙揮霍，密令皇宮後苑製作金酒器，“四方賄遺，不可勝紀”。一時之間，在“高薪養廉”的助推下，人人比著工資貪圖享受，造就了宋朝歷代大臣幾乎無不貪汙受賄，無不窮奢極欲。

懲治措施的先緊後松。對於腐敗，種種嚴厲甚至殘酷的懲罰措施，確實曾經震懾人心，為了防範和懲治那些貪汙受賄的官員，所採取的監管措施和法令法制不可謂不重。宋神宗時，“時倉法峻密，庾吏受百錢，則黥為卒，府史亦如之（《宋史-孫永傳》）。法度嚴格，胥吏收受百錢的賄賂，則臉上刺字，削為兵卒，高階官吏也是如此。然而，這些最終並不能禁絕貪汙腐敗的發生，何況懲治措施常常是先緊後松。

北宋對貪官的懲治更是明顯呈現出先嚴後寬的局面。從建隆二年(961年)起，至開寶六年(973年)，宋太祖處決貪官贓吏，僅《宋史-太祖本紀》中記載的，就有十五人之多；到了宋太宗，繼續斬殺貪官汙吏。但在處理贓官王淮時，其坐贓至千萬，本當殺頭，但因他是參知政事王沔之弟，只作了杖一百、降職的處分；宋真宗時，法度更加鬆弛，再也沒有殺頭的了，頂多就是打板子、流放海島；到了仁宗，連打板子和流放都取消了；神宗時更加姑息成風，貪汙者只要抵賴不認，就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高薪養廉制度的實施與國家的經濟實力密切相關，畢竟，一個貧窮的國家無論如何都沒有能力去支付高薪以養其廉的。在國家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適當增加官吏俸祿，保障並提高其生活水平，是必要的，但如果把它作為防貪養廉的手段，認為“祿厚則人知自重”，“高俸以養廉”，便陷入了認識上的誤區。事實證明，宋代的高俸制並沒有“養”出官吏們的廉。清朝“養廉銀”制度的實施，在雍正時期嚴格的監督制度下是有效的。但是從乾隆後期開始，由於制度的疏漏以及財政的緊張，養廉銀經歷了幾番停發與削減，最終形同虛設。政府官員要腐敗，公權力就必不可少，封建專制社會那種沒有監督的中央集權是官員腐敗的根源，這個根源不除，再嚴厲的懲罰和再優厚的高薪，都是無用的。參考文獻：趙立波：《宋清代“高薪養廉”的反思》謝明：《論“高薪養廉”》馬麗：《以清代養廉銀製度為例試論中國高薪養廉問題》曹呈宏：《高薪養廉的法律思考》

因為都沒有采用360度人才評估機制，亦沒有同類人員競聘制度，而是上級評價制，因此必須迎合上峰，選擇門派，必結黨營私。另外，那時社會沒有同類高薪崗位可以再就業，體制內的高薪飯碗更要行賄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