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縱觀中華兩千年，各朝各代都城是相對集中的～無外乎四個地方，一個是關中平原，也就是現在的西安周邊～一個是中原地區，也就是現在的河南，洛陽開封等，還有遠古一些都城～再一個集中的地方是江南，也就是現在蘇杭和南京～最後一個是現在北京地區。當然，上述都是比較集中的的也有一些零星其他的，但確實比較少～

在古代中國，都城是一個王朝核心所在，最能體現統治者的戰略考量。

你是否發現一個現象，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都城，有一個明顯的變遷路線。它以宋代為分水嶺，宋代以前，從西向東橫向擴張，宋代以後是縱向擴張。

周、秦、漢、隋、唐的都城主要在關中。五代、北宋時期，都城東移到洛陽，甚至是更靠東的開封。洛陽的地形不如關中那麼好，但好歹東西南北都有山脈或黃河環繞。但開封一馬平川，無險可守。北宋末年，金軍趁著冬天黃河結冰，兩次兵臨開封城。都城是國家的政治中心，五代和北宋統治者為什麼要把它設定在不安全的地方呢？

我們會看到，隨著中國古人活動範圍的擴大，經濟資源要素的重要程度在逐漸超越戰略要地這個要素。

在秦統一六國以前，中央帝國還沒有真正形成。由於全國大部分地區開發程度有限，國家統治者只要把握好發展程度和安全程度最高的關中就能控制全國。

但隨著人類活動範圍擴大，以及其他地區的開發，只靠關中就不夠了，還需要加個更大糧倉作為資源補給，靠近關中的四川登上歷史舞臺。“關中”加“四川”的模式，長期是奪取天下的慣用打法，秦國統一六國是這樣，漢高祖劉邦、唐高祖李淵的路數都是這樣。所以，我們看到，從周代開始，國家的統治中心都在關中。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長江淮河地區被開發起來。這裡不僅平原面積廣闊，而且水熱條件充足，糧食產量高，這是關中和四川加起來都沒法比的。國家統治者只掌握著關中和四川那點東西，沒法有效控制全國。“關中”加“四川”模式遭到越來越大的衝擊。

為什麼諸葛亮的《隆中對》那麼有名，是因為他迭代了古人的地理認知。以前，人們普遍認為，只有從關中和中原出發，才能獲得天下。但諸葛亮將南方地理納入戰略考量。他提出，立足於西南的蜀地和中南的荊州，也有北上奪取天下的可能。不只是諸葛亮，東吳的張竑也提出東吳版的“隆中對”，我們把它叫作“江東戰略”。江東就是長江下游南岸以南京為中心一帶，這裡是東吳的基本盤。張竑認為，佔領了江東，再順長江而上攻入四川，就足以和中原對抗。

雖然蜀國和吳國各自並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對抗北方，但長江沿線的崛起確實是個不可阻擋的勢頭。特別是三國兩晉之後，中國北方進入漫長的動盪期，大量人口的南遷，更加速了南方的發展。東南地區的經濟實力，在逐漸超過北方。

到隋唐時期，只靠傳統的“關中加四川”模式統治全國，就更加吃力。我們順著這個思路想兩個經典問題，為什麼隋朝耗盡民力修建大運河，為什麼唐朝設定節度使呢？

這其實也是當時統治者的一種戰略決策，背後的動因還是經濟資源。首先，隋、唐作為大帝國，管理龐大的疆域，需要更多的財力。其次，隋唐時期，對外戰爭不斷，特別是對北方突厥，以及北韓半島的高句麗。龐大的軍費，也要求有更多的錢。但這時問題出現了。隋唐兩朝的政治中心在關中，但經濟和稅收重心卻在江淮。政治、經濟重心的分離，造成了國家統治的失衡。

隋唐統治者不得不想拿出一些對策。於是，隋朝修建了大運河，大運河的中心是洛陽，這裡一方面距離關中比較近，另一方面交通方便，江淮地區的物資能夠較快地送達。這導致，洛陽逐漸取代長安，關中地區進一步衰落。唐代面臨更大的財政負擔，唐高宗就曾經從長安搬家到洛陽，武則天時期更是把洛陽改名為“神都”，乾脆在洛陽執政。即使是在國力非常強盛的開元盛世，唐玄宗大部分時間也待在洛陽。但就是這樣，面對龐大國土上發生的各種事情，國庫裡的銀子還是不夠花。最後，唐朝皇帝想了個簡單粗暴的辦法，把各地的行政、軍事、財政權力下放給地方，讓地方各自負責，節度使就是這麼來的。

不過，由於隋唐時期，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是撕裂的，統治者沒法把兩者同時牢牢掌握。那些所謂的解決辦法，歸根到底都是權宜之計，最終給隋唐覆滅埋下禍根。隋朝滅亡和修建大運河脫不了干係，節度使也是導致唐朝崩潰的重要兇手。

那面對政治經濟中心撕裂這個問題，有什麼解決方案呢？歷史給出來的答案是，戰略要地讓步，經濟資源優先。

北宋建立後，軍人出身的趙匡胤深知戰略要地的重要性，但面對國家財政問題，距離經濟中心江淮地區比較遠的關中肯定是不考慮了。所以洛陽是個不錯的選項。洛陽四周環山，同時交通便利。但第二任皇帝的宋太宗趙光義認為，維持國家運轉是個更緊迫的問題。與洛陽相比，更靠近江淮的開封，或許更適合作為都城。我們知道，後來北宋定都開封。但問題是，開封無險可守。為了保障國都安全，國家就必須要養很多兵。考慮到將領可能擁兵自重，可能勾結朝臣圖謀不軌，所以還得養足夠多的大臣，分頭掌握統兵權、調兵權、行政權、監察權等等。所以，宋代出現了冗兵、冗官、冗費的狀況，最終又變成新一輪的財政負擔。這樣的話，首都更要留在漕運便利的開封，相當於形成一個惡性迴圈。也就是說，政治和經濟重心分裂的問題並沒有在宋代得到很好的解答。

還沒等中原王朝想出更好解決辦法，蒙古人來了，中原政權被遊牧民族顛覆。都城的選址問題，成為勝利者才有資格思考的問題。

蒙古人的到來，不只是改朝換代的事情，它意味著古代中國的戰略考量，有一個不起眼的要素突然被放大了，這就是文化差異。

回看歷史，北宋以後，古代中國曆代王朝的都城開始縱向發展。影響因素無非還是那兩個，自己的國土上哪個地方最便於排程全國，最容易收取賦稅。比如，金朝的國土在中國北方，都城也在北方這不用說。而南宋只剩下半壁江山，都城索性設在了最繁華的杭州。明朝最初的都城在南京，這裡和杭州一樣，也處在繁華的江淮地區。後來，朱棣由於政變而另起爐灶，他提出“天子守國門”的口號，在北京建都。這些都比較好理解。

但是元朝和清朝，這兩個擁有龐大疆域的國家首都，為什麼選在北京呢？看地圖我們就會發現，北京既不是帝國的地理中央，也沒有擔任國都的悠久歷史。如果說，定都北京只是為了離家近，那為什麼不直接把都城設在蒙古高原，或者東北地區呢？那裡顯然更安全。

定都北京，這其實意味著，文化差異作為一種戰略要素，它的重要性躍居首位。元朝和清朝時期的中國是真正意義上“中央帝國”。在當時的地理、經濟、科技條件下，帝國版圖已經拓展到最大邊界。國家中心應該設定在哪兒呢？

我們還是用那三個要素比較一下。首先，戰略要地。以前重視戰略要地主要是自保，但元朝、清朝這樣的龐然大物，在周邊根本找不到對手。同時，隨著中央集權不斷髮展，地方也很難出現足夠強大的勢力能和朝廷分庭抗禮。所以，這個時候，以安全為訴求的戰略要地這一點，就不是很重要了。

第二個要素，經濟資源，管理龐大的帝國，當然需要足夠多的資源。但元、清時期全國的漕運系統已經很發達，不僅有大運河可以把江淮地區的財富源源不斷送向北方，而且，元朝大力發展海上漕運，財富也可以貼著海岸線從南運到北。所以，經濟資源這一點也不需要過分擔憂。

這個時候，第三個因素文化差異就顯得非常重要。我們拿統治兩百多年的清朝為例。清朝統治下的古代中國，不只有以漢人為主的中原，還包括滿人發家的東北，另外還有北方遊牧區、西北地區、西南藏區等等。這些不同地區，在大清帝國扮演著不同角色。比如，中原負責提供財力、遊牧區有強大的軍事實力、西北是戰略緩衝區，藏區的宗教可以維持遊牧民族的精神秩序。那麼，在地理空間中，最能協調各個板塊的，也就只有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