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原因有如下幾點

1.賦稅：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從秦朝直至清朝，無不強調以農為本，這其中確有傳統和關於百姓溫飽甚至王朝穩定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是統治的方便性和賦稅！封建王朝農民對國家承擔稅、賦、役三重的責任，帝王透過大小官吏收取全國土地的地租為稅，收取人頭稅為賦支派民眾出工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修河、建陵甚至戍邊）為役。而無論這其中哪一項都有先決條件，即人員的相對駐地的固定性和民眾的順良。人員固定，稅賦方便收取，勞役便於支派，所以有戶籍制、保甲制等等，限制人員流動。特別是在盛世，人口急劇增長人頭稅成為很重要的國家收入組成，就更強調人員的相對穩定。商人的特性是隨利而走，當然不會受統治者歡迎。

民眾特別是從事農業生產的民眾，其勞動的特質決定了，他們相對的穩定性和極強的災難承受力（品行溫良），相反商人的逐利本性和冒險精神是難以為人長期盤剝的！故被統治集團長期打壓，地位低下。

2.經濟思想的長期落後：古人只看到商人在流通領域高賣低買，賺取中間差價，便認為其奸黠狡詐，不事生產而徒分其利！認為商業本身不創造價值（甚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有此一說），反害農桑，故有重農抑商一說

這也造成了商人社會地位的低下。

3.社會心理的影響：因為以上兩點，在統治階級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誘導下，商人在社會大眾心理中的職業地位日漸沉淪，少數行業敗類的惡行被無限誇大甚至放大為整個職業群體的群像，同時，在封建社會商人本身的話語權有限難以為本階層正名，加之華人久已有之的仇富傳統，更使商人階層整體難以擺脫地位低下的境地。

商人的發展離不開生存資源，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歷史上就出現了大商人和商業資本。在《史記》的《貨殖列傳》中就記載了先秦時期各諸侯國依靠商業貿易或者高利貸而致富的巨賈，其中就有被視為天下商人之祖的陶朱公范蠡：“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司馬遷以超前的眼光肯定了商人和商業資本對社會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之於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

作《貨殖列傳》”。他反對“重農抑商”的思想，為當時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而透過貨物的交換而獲得財富的社會群體立傳。 商人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存在的，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統一貨幣和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都為區域間的貿易往來和商品流通創造了條件。到了漢代不僅國內商業繁盛，張騫通西域開闢的“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國與中亞、西亞等地的對外貿易。此後中國商業經濟歷經唐、宋兩個鼎盛時期，到了明代封建商品經濟已經發展得十分充分，在江南以及沿海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萌芽，一些手工業生產部門有了僱傭勞動力，例如蘇州就有“機戶出資，織工出力”的現象。然而，在中國傳統四民思想裡，商人位於“四民之末”，歷代都有抑商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