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學證明，《內經》和孫思邈所提出的飲食結構是有道理的。如“五穀”和“五畜”為人體提供了植物蛋白和氨基酸，是人生長和保持健康所不可缺少的；而“五果”即水果有豐富的維生素、微量元素和食物纖維，可以輔助“五穀”以養人之正氣，故曰“五果為助”；“五菜”即各種蔬菜則可以使體內各種營養素更加完善、充實，這就是“五菜為充”。這種以谷、肉、果、菜合理搭配的飲食結構，對中國傳統飲食結構的形成影響很大，古代許多士人體健長壽，都與合理的飲食結構有關。

在中國，飲食是有南北差異的。南方早在河姆渡時期就有了種植水稻的歷史，主食一般為大米。北方的農作物則呈現出多樣性，稷(小米)、黍(黃米)、麥等農作物都有著廣泛的耕種面積。如果要基於此而推斷出“南方吃米，北方吃麵”的飲食傳統，那就大錯特錯了。在漢朝以前的中國，南方大多吃大米飯，而北方則吃小米飯或者麥飯。那個時代的人們甚至不知道小麥可以碾成麵粉而做成各類麵點。因此才上演了晉景公為吃麥飯而殞命茅廁的悲慘遭遇。這種差異並非一成不變。如黍、麥這樣的作物在很早的時候已經在南方廣泛種植。今天的網路名詞“怪蜀黍”一詞中的“蜀黍”二字，就說明了這種黃米在四川也有種植。而更為讓人驚奇的是，北方人今天所謂的主食“饅頭”，竟然是三國時期蜀華人發明的(此說法見於歷史教科書)。而民間更有傳聞，諸葛亮南征孟獲，班師途中渡瀘水，冤魂作怪興起風浪，諸葛亮按照當地土俗，以面做人頭形狀祭祀冤魂，便將這種祭祀之物稱作“瞞頭”，此後又改作“饅頭”。因此，在民間傳說的諸葛亮“四大發明”中，除了孔明鎖、孔明燈、八卦陣之外，還有一個饅頭。隨著歷史的演進以及人口的遷移，到了明清時期，華人“南米北面”的主食習慣逐漸形成。然而，除主食之外，更為豐富的是中國食譜中的各式菜餚。從傳統的川、粵、魯、淮四大菜系到後來的川、粵、魯、淮、湘、浙、閩、徽八大菜系，最後甚至加上了京、鄂二味湊成了十大菜系。菜餚的豐富極大地滿足了華人的舌尖，可這都已經是宋元以後的事情了。在唐宋以前，華人的飲食大都還停留在以馬、牛、羊、豬、狗、雞為主的六畜肉食和以葵(秋葵)、藿(大豆苗)、芹、茆(蓴菜)、菖蒲、薇(小豆苗)、芥(芥菜籽)、葑(蔓菁)、菲(韭菜)、葍(小蘿蔔)、山蔥、蒜(山蒜)、蕨(蕨菜)、荼(早期茶葉)等蔬菜為主的菜餚。宋朝以前牛蒡也入菜，宋朝以後則漸漸淡出了華人的餐桌，成為一味專屬中藥。然而，牛蒡在中國受冷卻在日本被奉為瑰寶。在今天的日本，它仍是十分重要的食材之一。華人很早就知道了捕魚。相傳，華人的先祖伏羲受到蜘蛛結網的啟發，採野麻搓成繩子，用繩子織成漁網，開始教人們捕魚捉鳥。於是有了《史記·三皇本紀》中的“結網罟以教佃漁”一說。漢武帝時期，淮南王劉安發明了豆腐，這又為華人的菜餚裡增添了一味難得的食材。有人做過這樣的統計，以小麥和大豆作為原料，可做成的菜餚分別為80例和81例。華人吃螃蟹的歷史也是相當早的。相傳，大禹治水時，有一年發生了蟹災，一個叫巴解的監工，使用開水燙蟹，沒想到燙死的螃蟹竟然發出了誘人的美味，於是巴解便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螃蟹的美味迷倒了千百年來的華人，甚至如唐代大詩人孟浩然，在明知道自己背上發疽，食蟹會引發中毒的情況下，依然堅持與好友王昌齡品蟹對飲，最終導致毒發身亡的下場。可見為美食而死，已經成為那個時代裡“吃貨”們的一種性情寫照。在調味料方面，華人很早就知道了姜的作用。孔子晚年愛吃薑，也許是因為他偏好姜的辣味，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姜能解除腐肉中的毒素。唐朝時，韓愈被貶潮州，為了避除潮汕之地的瘴癘之氣，韓文公也以生薑為主要食材，為潮汕解除了縈繞不絕的疫病。中國傳統的調料除姜、蔥外，其餘的調料大多都由外來引進。如苜蓿、洋蔥引進自西域，大蒜引進自尼泊爾，芝麻、胡椒、砂糖引進自印度，辣椒則是在明朝末年才由墨西哥和秘魯傳到中國。由此可見，華人如今最受歡迎的火鍋最早也得是清朝才在四川、重慶一帶碼頭船工們的餐桌上出現。儘管在明清以前，華人的餐桌上可食用的食材並不很多，但這絲毫不影響華人對於烹調美食的研究。即使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孟子提出了“君子遠庖廚”一說，可君子親近廚房，併成為烹調高手的卻大有人在。商代的開國宰相伊尹，被奉為中國廚師行業的祖師爺。在沒有成為宰相之前，他是夏桀王最信任的御廚。因此，從先秦到如今，從孔子所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到莊子《養生主》再到唐代詩人韋巨源的《燒尾食單》、明末清初李漁的《閒情偶寄》、清朝文壇領袖袁枚的《隨園食單》，美食早已不再是人們隨口而過的味覺刺激，它已然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的環節，一個與華人息息相關的生存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