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是以前

從未在人體中發現的

冠狀病毒新毒株。

目前沒有特異治療方法，

暫時也沒有有效的疫苗。

做好個人防護

是最切實可行的方法。

為什麼中老年人愣是對

疫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其實從新中國成立開始，

我們國家就已經消滅過

絲蟲病、天花、瘧疾、

脊髓灰質炎等傳染性疾病。

這些其實是很多老年人

當年的童年記憶或個人經歷，

再加上03年消滅非典，

還有後來的禽流感，

對他們來說此次武漢的

新型冠狀病毒又有

什麼可怕的呢？

再就是受限於知識水平、

資訊獲取和處理能力等，

越發不肯接受新知識、

新資訊，變得固執起來；

對網際網路不夠熟悉，

缺少更多獲取資訊的渠道；

不清楚這次疫情的嚴重性，

更不清楚這個帶來的後果。

對比來說，

年輕人感受到面對的其實

是新問題與新威脅，

同時需要新的面對，

而老年人曾經經歷的

都是肆虐人類數千年

的疾病被消滅，

面對新威脅又有何懼？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心理感受。

當然，對於此次的

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

我們國家的衛生防控系統

已經相對於03年

有了很大的進步，

相信這類問題也會

很快得到控制。

很容易理解，也很正常，面對生老病死的問題，老年人普遍比年輕人的心態更豁達，所以就顯得老年人在疫情前的防患意識沒有年輕人那麼強。

老年人幾十年走過來，生老病死見多了，也經歷多了，自然比較看得開。在他們心裡，這種疫情就跟其他病沒什麼區別。所以心態比較輕鬆。

但年輕人因為對疫情瞭解的更多，所以更明白疫情控制不住的話，後果是怎樣的嚴重。加上很多年輕人是家裡的頂樑柱，上有老下有小，實在是病不起，一旦被感染，全家都感覺要天崩地陷了。

所以在疫情期間，年輕人比老年人的防患意識更強，是正常的。

年輕人未來的路還很長，很長！所以更加重視健康防護是很正常的。

這次疫情來的很突然，也很猛烈，好好的一個人，感染了，沒過幾天就沒有了，生命變得十分脆弱，因為疫情逝去的數字還在不斷增長，對人心的震撼確實很大。健康無止境，提升免疫力成為了一種生活必須。運動健身，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一日三餐要規律，早睡覺，不熬夜，早起床，不生氣，少煩惱等等，很多很多的健康意識，健康知識時刻提醒著人們，健康運動保健很重要，健康生理體檢養護很重要，飲食起居也很重要。健康是一切的根本，沒有了健康的身體，就不能創造財富，還會成為家人的包袱。

特別是現在工作壓力，生活壓力，社交壓力也很大，幾乎每個想改善生活的人都在揹負著房貸，車貸和卡貸；特別是青年人，自己的壓力很大，還要照顧老人和孩子，這些都是肩上揹負的責任，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怎麼可以撐得起那麼大的一個家！

所以，健康防護很重要，把自己保護好了，才可以更好地保護家人。老年人相對來講，就沒有那麼大的生活壓力，他們歲數大了，經歷的事情也很多，基本上心態特別好，對待疫情的態度也是能防就防，畢竟注重健康防護對大家，還是對自己都有好處。在疫情面前沒有任何人會百毒不侵，置身事外，是不是？建議大家都要響應號召，不留死角，從自己做起，做好防護，健康每一個人才是正道。

與時俱進是年輕人適應外界環境必須具備的本能反應。瘟神是不避親疏殘酷無情的。要想生存下去必須努力的，有病早治，無病早防

01

發生在中國村莊裡的數字經濟學

這次疫情，在家隔離期間，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每天早餐的時候，全家會聊一聊疫情的情況。我剛一說義大利現在情況不妙，我媽馬上就接著話題說，沒錯，那邊醫院怎麼怎麼樣，那邊護士怎麼怎麼樣……

我說，國內某地出現了一例本土病例，我媽接過話，甚至把那個縣的名字直接就講了出來，還說了一句，“那離咱們老家不遠啊。”

突然之間，我感覺到，我和父輩之間的“資訊鴻溝”遠遠不像前些年那麼深了。

12年前，汶川地震，北京奧運，和父母之間的交流依然有強烈的“資訊鴻溝”，甚至觀念的衝撞會非常厲害。

約瑟夫.奈說，“資訊即權力。”這話說的一點都沒錯，但還不夠，資訊不僅僅是權力，資訊還是觀念、思維，甚至就是一個人的整個世界。

這一次新冠疫情，我和父輩獲取資訊的媒介基本拉平了，都是透過手機，大家每天看新聞的APP幾乎都一樣了。

當然，他們看不懂英文，也不會去上知乎、B站，但如果比起20年前、10年前“資訊鴻溝”的差距，縮小的程度已經是天翻地覆的了。

2019年，我走訪了不少中國的農村。比如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當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前線，中國的西南邊疆，也是國家重點扶貧區。

在那裡，我發現當地農民用家裡的電腦、手機上網，透過電商平臺，把大山裡種的雪蓮果賣到了全國各地，收入提高了一大截。

在河北張家口的壩上草原，很多地區屬於國家級貧困區。在草原深處，當地超市老闆用手機下單，補貨，而不用像過去那樣跋山涉水往縣城裡跑；當地經營農家院的農戶，用手機招攬客戶，一車車來自北京的遊客走進了草原深處。

在中國的蘇北，有一個普普通通的村莊叫沙集，人口不到7萬人，但現在擁有16000多家網路零售商，2017年沙集的傢俱銷售額達90億元人民幣，佔中國傢俱銷售總額的3.2%。

但就在10年前，這裡還是一個貧困的地區，當地的農民主要依靠農業生產和回收廢棄塑膠謀生，在傢俱生產和銷售方面沒有任何經驗。

第一個帶頭的人是一個叫孫寒的年輕人，上了兩年大學後退學工作，在網上開了一家淘寶店，僱傭木匠進行設計和製造，然後在網上銷售，第一個月就賣了10多萬元。

這引起了鄰居們的注意。大家學起來很快，不光年輕人幹，老年人也加入進來，當地迅速形成了傢俱產業叢集。地方政府為了扶持產業，投資新建了基礎設施，建立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傢俱叢集由此誕生。

在今天的中國，你隨意走進任何一個村莊，基本上都能瞭解到一個個被數字化技術改變生活的故事。

02

為什麼說數字革命跟以往都不一樣

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數字技術對窮人的幫助更大，還是對富人的幫助更大？

你可能會說富人，因為沒有數字技術，就沒有比爾·蓋茨、貝佐斯、扎克伯格這些頂級富豪。

但答案也可以是窮人。因為如果從邊際收益的角度看，數字技術對窮人是雪中送炭，甚至是走出貧困最有力的幫手。尤其是，它讓貧窮的人看到了有機會實現致富的希望，一種機會上的“普惠”。

羅漢堂出版了一本英文版新書《新普惠經濟——數字技術如何推動普惠性增長》，專門闡釋了這個問題。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教授在前不久與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賓塞對話時，我注意到一個細節，陳龍教授格外提到了數字技術與過去的數次技術革命顯著“不一樣”，這種“不一樣”，讓數字技術能夠推動普惠性增長。

具體來說，怎麼不一樣呢？

首先，數字技術採用和滲透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快。

以美國為例，要達到25%的滲透率，電話需要35年，收音機需要31年，電視需要26年，個人電腦需要16年，手機需要13年，而網際網路只需要7年。

其次，數字技術使用成本前所未有的低。

不管是200年前的蒸汽機革命，100年前的石化內燃機革命、電力革命，50年前的早期計算機革命，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都不是普通人能夠馬上使用和獲益的技術革命。

但數字技術就不一樣了，尤其是網際網路和手機的結合，對普通人來說使用新技術的成本已經是前所未有的低了。羅漢堂的資料顯示，以數字技術採用指數來衡量，在人均GDP低於5000美元的很多發展中國家，技術滲透率與發達國家大致相同。

甚至出現了一個奇妙的現象，經濟越是不發達，人們對數字技術的熱情越高，滲透速度越快。比如，中國和印尼90%以上的受訪者表示願意使用移動支付，在印度這一比例超過80%，肯亞接近80%，而在美國這一比例不到45%，在法國只有31%，在日本不到30%。

第三，數字技術具有非競爭性，用的人越多，價格不會越貴，資源不會越稀缺，相反會越有價值，能帶來更多的福利。

關於這一點，馬雲有一個精妙的比喻，讓人豁然開朗，他說“資料作為資源，其價值和意義遠大於石油，石油有一天會被開採完畢，而資料，使用它的人越多，它就越有價值。”

這一點想必不用過多解釋，每個人都有切身感受。在國外有“copy黨”，信奉control+C。科技思想家克萊·舍基寫過一本很有名的書《認知盈餘》，講的就是人們如何透過富餘的時間和精力構建了一個開放共享的數字資源庫，這個庫在過去傳統物理時代是不可想象的。

說到這，我想起了歷史上著名的一位“悲觀經濟學家”馬爾薩斯，他總是喊“狼來了”，要注意人口增長帶來的資源稀缺。但如果，他能夠預見有一天數字化生存時代會到來，數字化技術會帶來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增長，甚至用的人越多，越用之不盡，取之不竭，馬爾薩斯經濟學是不是會完全改寫呢？

03

降低技能門檻不亞於提高技能水平

既然數字技術如此“不一樣”，那麼如何用數字技術來推動普惠性增長？

鑑於數字技術的特點以及在中國的成功實踐案例，要讓數字技術實現普惠性增長，需要提高技術的滲透率，採用率，降低使用門檻，這其中尤為重要的就是發揮平臺的力量。

去年我參加了一場5G主題的峰會。現場有一位來自某大型運營商公司的負責人。她說，大家都在談5G，國家也在大力推動5G，但大家有沒有想過5G時代你用手機看影片、看電影，享受無人駕駛汽車，都是需要巨大的流量支援的，這些流量的成本是很高的。

她說，政府把發展5G作為國家戰略在推動，儘可能降低流量的使用成本，讓大家都可以用更快的網速，所以很多人用起流量來“一點都不心疼，沒有感覺。”

前段時間我去迪拜旅行，這個傳說中富得流油的地方，按說摳門跟這個地方應該是沒有關係的，但我在入住的酒店居然沒有辦法用wifi撥打影片電話，一下子覺得非常不方便。而且，我問了問當地上網的價格，比國內高的不是一點半點。

當然，在國內也不是每家每戶都能上得起網。最近疫情期間，經常看到新聞，在農村的一些貧困家庭裡，孩子沒法上網學習，只能跑到鄰居家去蹭網，甚至有的老師就在鄰居家的院牆外坐著上課，看得讓人心疼。

把上網的成本降下來，把使用智慧手機的成本降下來，讓更多的人尤其是窮人也能輕鬆上網，享受到數字技術帶來的普惠性福利，真的不僅僅是錢的問題，還應該是國家戰略，關乎國家競爭力、公民平權和國家價值觀。

這其中，數字化平臺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不管是我在雲南文山看到的農戶上網賣雪蓮果，還是在河北張家口當地農民用手機經營民宿，蘇北沙集的傢俱產業群，背後都有數字技術平臺在發揮著支撐作用。

比如淘寶、支付寶、攜程、快手、抖音，這些平臺既是供需兩端的“超級連線者”，也是“生態孵化者”和“秩序維持者”——他們讓普通人藉助數字技術改變生產和生活的效率大大提升，成本大大降低。

如果從市場要素的角度來看，這些數字化平臺創造了新的信任系統；解決了消費者高效搜尋和匹配產品的能力；同時保證商品的真實性；確保交易的安全和便捷；出現爭端的時候，平臺還可以充當秩序提供者的角色。

21世紀，如果我們說數字技術是所有技術中最偉大的發明，那麼數字化平臺就是所有這些發明中最偉大的發明。

04

從“創造性破壞”到“創造性建設”

最後我們再來說說，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性增長的過程中，政府能夠做些什麼。

政府能做的事情其實非常多，比如和企業之間的有效合作，政府要有意識的鼓勵由市場驅動的創新嘗試；要做好數字技術的基礎設施建設，降低技術使用門檻；同時，要保障就業，維護市場秩序，保護資料安全。

因為不能終日為了工作而工作，因為沒有健康的身體，你終日的忙碌都是零，所以寧可錢少賺一點，在年輕的時候就多點防患意識，危機意識，防危杜漸。人到中年，諸事看淡。